史話》觀察者網／沈逸：美國「迪克西使團」曾如此瞭解中共，但是……（三之三）
根據陶文釗先生寫的《中美關係史》1949年第一卷，觀察組的這些觀察報告一共涉及五個方面：
第一個，觀察組相信共產黨是真心抗日的，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是有戰鬥能力的。包瑞德得出結論說打日本人是共產黨最感興趣的事情之一，當然在我們看來是非常美國人的結論。他還提到這支隊伍情報工作水平很高，士氣旺盛。謝偉思在報告中指出，在延安士氣很高，這裡沒有失敗主義，有的是信心，在這裡沒有厭戰情緒，有的是冷靜的自信和自尊。
第二，觀察組明確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向八路軍和新四軍提供武器，與之聯合作戰。這裡面涉及到一個細節，包瑞德指出，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從1941年以來，沒有得到任何有效供應，主要靠自制和從日軍繳獲的武器裝備來武裝自己，卻抗擊了大部分侵華日軍，這既展現了自己自足的能力，也展現了戰鬥能力。
這更克服了一個刻板印象，不要以爲蘇聯援助了抗日根據地那些武器。根據謝偉思的報告，抗戰的絕大多數時間裡面，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從蘇聯拿到武器，蘇聯確實給了中國武器，但給了國民黨。謝偉思甚至繼而得出了一個很微妙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他說，中國共產黨對蘇聯會沒有想法嗎？會沒有不滿情緒嗎？美國如果適當地把握這種情緒，展現出美方的誠意，很多事情可能就不太一樣，當然謝偉思的意見後來沒有被聽取。
第三，他們堅定地相信共產黨控制了敵後廣大農村，確信中國共產黨是得到人民擁護的。他們在延安一直待到1945年的春天，觀察組和被營救下來的美軍飛行員，幾乎遍佈華北和華中所有的重要的敵後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上海、漢口、廣州、南京、太原這些大城市附近，都成功地營救了美軍機組人員，前前後後有100多名美國人安全通過了日軍控制的鐵路線。
謝偉思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共產黨控制着華北和華中的敵後廣大農村。他甚至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認爲以前這些地方屬於日軍佔領地區，但是日軍佔領區這個概念需要修正，日本人只佔領了狹隘的地帶，其他地方是爲我方力量所控制的。
觀察組認爲：第一，共產黨得到當地百姓的完全支援；第二，人民與八路軍完全團結一致，這是中共能在敵後堅持下來，並得到發展的最基本的原因。觀察組成員盧登指出，一個政權得到人民如此廣泛積極的支援，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第三，把國民黨和共產黨進行對比，觀察組確信共產黨是生氣勃勃的力量，中國的未來是屬於它的。
因爲他們跟雙方的關係都很近，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治領導人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進行了對比，然後得出結論，國民黨的領導在政治上完全盲目自私，只關心維護其政權，而中共領袖堅定、自信、廉潔奉公，有着偉大的作爲領導者的能力和品質。當其他地方的局勢正在惡化，國民黨變得越來越虛弱時，共產黨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
他們由此得出結論，中國正處於蔣介石向共產黨交權的邊緣，中國共產黨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的而是共產黨人的。
基於上述觀察，他們得出最後一個結論就不奇怪了：他們反對美國政府片面支援國民黨的政策，指出美國不能無限期擔保一個政治上破產的政權。美國人對蔣介石的單方面支援，只能加速中國內戰的爆發，而這場內戰對中國、對美國在華利益、對遠東和平都是災難性的。
他們比較客觀地站在美國的國家利益上建議，全面支援國共兩黨。國民黨將要爲爭取美元競爭，他們將被迫進行改革，改變政策、改變實施政策的方法、改變當時的反動領導，向着與中共合作的方向前進。他們確信美國給中共的援助，無疑將使國民黨不可能發動內戰，將能推動中國政治潮流，向着達成聯合政府的方向發展。
有沒有理想化？有沒有不成熟？有沒有對中國的政治過於天真的認識和理解？完全有。
但是相比較後來叫赫爾利的「蠢貨」一邊倒地倒向國民黨，把整個中國局面搞得一團糟的政策而言，「迪克西使團」對於美國來說，是中美早期交往史上一個罕見的歷史機遇。他們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在二戰走向尾聲的1945年、抗日戰爭即將結束的大背景下，在中國這個地方，這是事實上代表着新中國未來的最具朝氣蓬勃和活力的中國共產黨，和當時已經成爲最強大的超級大國--美國的第一次近距離的接觸。
儘管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干擾，但是實事求是地講，「迪克西使團」這批人思路是相當不錯的。不管是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的科長、後來升到遠東司司長的範宣德，還是在美國駐華使館工作的戴維斯，又或者是在「迪克西使團」中發揮重大作用、前途無量的謝偉思，甚至於其實並不怎爲親共、甚至有點討厭共產主義、整天勸着毛澤東放棄武器參加聯合政府的包瑞德上校。
他們至少明白一件事：對於他們而言，意識形態在其次，從客觀的國家利益、政府的能力來說，他們希望美國政府跟共產黨人搞好關係。
到1945年的2月28號，謝偉思和盧登寫了最後一份分析時局的報告，報告給美國國務院，建議與中國共產黨進行軍事上的合作，以擊敗日本。當時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代辦叫喬治·艾哲遜，他表示同意批發。這份電報得到了美國國務院亞洲司長約翰·文森特的支援，認爲美國應該利用中國一切能同美國合作的力量對日作戰。
但在美國國內述職的赫爾利看到這封電報後極爲憤怒，表示只可能執行援蔣政策，不想也不能促進國共和解，更不要說要國民政府進行民主改革。1945年6月，謝偉思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以通共間諜嫌疑逮捕，兩個月以後宣佈謝偉思無罪。
19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猖獗時，謝偉思又受到迫害，被開除出國務院。但是，謝偉思不服控告，不停地抗辯。美國最高法院終於判謝偉思無罪，又回到國務院任職。1963年，謝偉思在53歲的時候決定提前退休，去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工作。
謝偉思在美國國務院堪稱前途無量，做一個副卿是沒什麼問題的。冷戰初期包瑞德離開延安之後曾經獲得過從上校升准將的一個機會，被赫爾利否掉了。他甚至被美國政府中親國民黨的力量譴責，成爲麥卡錫主義的犧牲品，基本50年代初期就退役了，到科羅拉多大學教中文，終其一生。「迪克西使團」這批人成爲了意識形態的犧牲品，最終走向可以是說是悲劇的。
看中美之間早期交往的失敗，「迪克西斯團」在延安儘管帶回來很多明確珍貴的史料，讓大家看到了事實，瞭解了什麼是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向大家展示瞭如果未來中國是處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美國有可能從中獲得怎樣的收益。
1944年7月，周恩來歡迎陪同美軍觀察組的葉劍英抵達延安。（圖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對中國的歷史，美軍觀察組在不經意間做了一些貢獻。比如1945年8月15號，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這意味着在中國立刻有了一場競爭--國共雙方之間圍繞受降日軍和僞軍展開了一場爭奪戰。一直負責和美軍觀察團打交道的18集團軍的參謀長葉劍英，以非常輕鬆的口氣向觀察組提出幫忙的請求，運一批人去八路軍總部參加對日寇的最後一戰。1944年末開始，18集團軍太行軍區弄了一個簡易機場用來接待訪問的美軍觀察組人員，還用於轉運被救助的美軍人員。
對於觀察組來說這就是一次常態化的飛行，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其實事情沒那麼簡單。8月25日，20個人（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肖勁光、滕代遠、陳賡、薄一波、江華、宋時輪、陳錫聯、楊得志、、李天佑、張際春、王近山、鄧克明、鄧華、陳再道、聶鶴亭、傅秋濤），是中共各大戰略區的主帥和一批最能打的將領，上了飛機。朱德當時的秘書黃華看到這些將要同機飛往晉東南的中共將領後，擔心萬一沒法溝通出問題，主動要求擔任隨行翻譯，成爲這架飛機上第21個乘客。他把這段經歷寫到了自己的回憶錄裡面。飛機順利着陸之後，這些將帥立刻趕赴各自戰區。
9月9號又飛了一次，運的是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還有鄭維山等另外一批人。從延安運到了晉東北的靈丘。這兩波飛行，爲這些中共將領爭取到了1到2個月的時間，對於抗戰結束以後華北和東北的形勢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但觀察組的積極影響也僅此而已。作爲一批主要由中下級軍官構成的使團，儘管他們帶着務實的態度來到根據地，用他們的眼光看到了什麼是真實的中國，並且結合材料對中國未來的命運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但是他們並不能真正意義上左右美國的對華戰略和政策。
歸根到底，美國的對華戰略和政策更多地建立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在力量、利益這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基礎之上。同時手握決策權的仍然是坐在遙遠華盛頓的辦公室裡的那些身居高位的美國決策者，帶着各種各樣刻板印象。某些人雖然在中國，但是因爲意識形態和其他一些個性化的因素，毫不猶豫站在蔣介石那邊。
20世紀50年代，美國有一場討論所謂誰失去了中國，弄得好像他們曾經有過一樣。毫無疑問，意識形態的偏見、對於中國的刻板影響、對於真實中國資訊和現狀的扭曲，導致中美早期交往沒有朝着一條正常和健康的軌道上展開，走了很多彎路。
今年建黨100週年，中美關係再度來到一個十字路口。我們曾經一度希望美方能吸取這些教訓，但至少這屆美國政府仍然在展現人類最大的悲劇--所有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唯一的歷史教訓就是人們從不吸取歷史教訓。美國人拒絕吸取教訓。
也許我們中美關係還要再經歷一段動盪和波折，但看早期的歷史，相信最終在經歷各種各樣的，衝突，動盪，摩擦之後，在新的力量對比和結構性因素趨向於穩定之後，中美之間仍然可以建立起一套穩健的關係，健康的關係或者說相對穩定的關係，
像中國第一代早期領導人表現出來的不卑不亢的態度一樣，他們的自信建立在對自身實力充分認識的基礎之上，對於今天的中美關係，回顧這段歷史毫無疑問是非常重要的經驗。
下一講我們要介紹一個很特殊的人--赫爾利。他作爲一個身處特殊敏感位置的人，當時是羅斯福總統在中國的代言人，像欽差大臣一樣，許可權相當高。他的站位、他的想法、他的舉措對中國歷史是會產生影響的。謝謝大家。（三之三）（整理/觀察者網 趙珺婕）（本文來源觀察者網，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