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報告:北上廣深GDP佔全國12.5% 人口僅佔5.2%

(原標題:清華報告中國經濟人口“南移”已持續1500年,北上廣深GDP佔全國12.5%人口僅佔5.2%)

12月27日下午,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論壇上,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在過去的一千五百年間,中國人口的地理分佈發生了重大和深刻的變化,從魏晉南北朝開始,隨着生產佈局的不斷“南移”,人口分佈也從“北重南輕”逐漸過渡到“南重北輕”的地理格局

報告認爲,當前中國人口地理分佈與生產力佈局的匹配程度依然滯後。比如北上廣深爲例,四地GDP佔全國的12.5%,而人口僅佔全國的5.2%。以全國10城和20城的GDP和人口占全國比重來看,人口占比落後經濟比重分別達到11和16個百分點,經濟地理再佈局將是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新增長點

中國經濟人口“南移”已持續1500年

上述論壇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ACCEPT研究員陸琳在發佈報告時指出,從歷史維度來看,人口地理分佈的變化是生產力發展歷史進程的必然要求,這一發展過程是不可逆轉的。

她指出,古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以農業爲基礎,隨着氣候變化和農業生產技術的變化,古代人口的地理分佈呈現出從“北重南輕”向“南重北輕”的變化趨勢。近代以來,隨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這一歷史進程從未停止。

報告稱,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伴隨着南方長江流域的土地開發、水利設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種植技術的成熟,長江以南地區的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全國的經濟中心也從黃河流域逐漸轉移到長江以南地區。這一經濟中心的“南移”過程自魏晉南北朝發端,隋唐繼續發展,中唐之後開始確立,到宋代最後完成。與此對應的是,長江三角地區、湖廣地區成爲人口最爲稠密的區域

報告認爲,進入近現代,這種南遷的趨勢仍在持續,並在改革開放後出現了加速。這是因爲,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增長奇蹟”對中國人口地理分佈的影響更爲劇烈。

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根據牛津-清華-北大的歷史GDP數據庫,按照絕對值計算(1840年=100),在從980-1840年之間的860年之間,年均增速約爲0.24%,860年之間經濟總量增長7.93倍(翻三番就是8倍)。而改革開放之後的四十多年間,按照WDI數據庫計算,中國經濟增長了39.29倍,相當於翻了五番多。

從人口地理分佈格局的變化範圍來看,今天的中國社會,突破了古代交通、語言、信息、文化、法律的限制,因此,人口流動與歷史上的一千五百年相比,具有更大的地理空間和動能。

陸琳指出,從2010年以來,我國人口地理分佈出現以下變化趨勢:

一是人口從向核心大城市集中轉變爲向區域化中心城市羣集中,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區集中;

二是跨區域的城鄉二元流動開始向本區域的城鄉二元流動轉換,東部地區尤爲明顯。

這種趨勢性的變化,既是人口地理分佈隨生產力提高、產業集羣和城市羣發展的必然,也是國內勞動要素市場改革成效的體現。

人口分佈與生產力佈局匹配度依然滯後

報告認爲,從目前人口地理分佈與生產力佈局的匹配程度來看,人口地理分佈的變化相對滯後,未來動力流動所能釋放出的增長潛力依然巨大。

以北上廣深爲例,四地GDP佔全國的12.5%,而人口僅佔全國的5.2%;以全國10城和20城的GDP和人口占全國比重來看,人口占比落後經濟比重分別達到11和16個百分點。以2019年人均7萬以上的10個省市爲例,GDP佔全國的54.5%,而人口只有全國的38.1%。

報告強調,經濟地理的再佈局將是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新增長點。

這是因爲,第一,經濟地理再佈局是人口和勞動力的再佈局,勞動力的流動從低勞動生產率的地區流向高勞動生產率的地區,會提高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實現勞動力資源和其他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提高宏觀層面生產效率。

第二,經濟地理再佈局將以人口流動爲驅動力,帶動一批新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建設,從而提高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創造出了客觀的新需求。

第三,通過經濟地理再佈局,將充分發揮城市羣發展的馬太效應和聚集效應,促進經濟規模進一步擴大,帶動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經濟地理再佈局的動力首先來自人口的自發流動。勞動力尤其是年輕勞動力爲了獲得更好的收入,有意願轉移到工資水平更高的地區工作、生活,這種勞動力的轉移會帶動他們的家庭隨之轉移到這些收入較高的地區。然而,目前我國年輕勞動力的轉移尚不充分,其家庭轉移和中高收入人羣的生活地選擇都受到戶籍、社保等方面的限制,人口的自發流動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除了人口流動外,資本具有向回報率最高的地區流動的內在趨勢,而這些地區往往是人口密集、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這就形成了經濟地理再佈局的第二種動力。

多地存在發展不均衡現象

報告指出,當前我國絕大多數地區都存在發展不均衡的情況,經濟增長潛力未得到充分釋放。

以我國東中部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四省爲例,雖然這四省在我國2019年省級GDP排名中均靠前,但是在省內均存在較明顯的區域間收入差距,河南南部、山東西南、安徽北部和江蘇北部等一些地區的收入水平顯著低於省內及周邊其他地區。

陸琳認爲,導致出現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因素包括地理條件(以平原地形爲主)、人口情況(人口密度高)、資源稟賦(各類資源相對貧瘠)、交通條件(交通基礎設施存在缺陷)和文化差異(分屬不同的方言區)等。

報告測算,如果將上述欠發達地區2019年的人均GDP提升至該省其他地區平均水平,將能夠拉動2019年河南省人均GDP提高24.5%,山東省人均GDP提高12.5%,安徽省人均GDP提高36.3%,江蘇省人均GDP提高23.7%。如果能在10年內拉平四省地區間收入差距,中國經濟每年人均GDP的增速將提高0.6%。

進一步的測算表明,在人口結構大致不變的假設下,如果能在15年(3個“五年計劃”)內,通過經濟地理再佈局,促使中國人均收入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的人均GDP之比(不含直轄市)從2.6下降到1.57這一美國當前收入差距水平,將使中國經濟每年人均GDP增速提高0.9%。報告認爲,這是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重要新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