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法庭把Rap歌詞作爲犯罪證據,這合理嗎?

說唱歌手德里克·福斯特面臨起訴,罪名是持有並打算分發兩個手提箱內的毒品。

審判時,德里克說自己對箱子裡裝的物品一無所知。

但伊利諾伊州檢察官用德里克寫的rap歌詞反擊,“斤對斤,磅對磅。我是最大的毒品販子,我的服務遍及全城。”

這段歌詞被認定爲德里克的自傳和罪證,德里克被判有罪。

對警方和檢方而言,在被告寫的rap歌詞找犯罪證據這招不險,勝算還大。

黑哥哥納撒尼爾·伍茲被指控謀殺三名警察,他堅持上訴還自己一個清白。

伍茲沒想到的是,他在阿拉巴馬州監獄候審時改編的rap歌詞,會成爲他的送葬輓聯:“七起處決式謀殺/我沒有悔恨,因爲我是他媽的兇手。/你沒聽說過殺戮嗎/我像凱瑞·斯賓塞*一樣讓警察倒下。”

歌詞中提到的凱里·斯賓塞,在其他審判中承認犯有謀殺罪。

而伍茲最終被判處死刑。

“他是無辜的”納撒尼爾·伍茲因另一人承認的犯罪行爲被處決後,金·卡戴珊引發了憤怒

在美國,將說唱歌詞引入刑事審判的做法已持續三十多年,相關案件達數百起。

這類案件中,大約四分之三的被告是非裔美國男性。

榮獲格萊美獎的說唱歌手Young Thug也沒逃過這種宿命。

Young Thug線上出庭

同樣是Young Thug

大多數法官都會允許使用說唱證據,以坐實犯罪動機和意圖。

罪名往往包括殺人、持有毒品、幫派指控。

新澤西州法院審理的案件中,說唱型證據的通過率高達80%。

馬里蘭州最高法院裁定,法庭上可接受rap歌詞作爲被告有罪的證據。

在缺乏其他證據的情況下,說唱歌曲甚至可能作爲唯一的罪證,實現一擊必殺。

威斯康星州警方調查三起槍擊案,在犯罪現場沒有發現任何指紋、武器或目擊者。

案件毫無進展,直到少年湯米·卡納迪在網上發佈了一首rap歌曲 “I’m Out Here”。

發歌大約一週後,一支特警隊拿着突擊步槍衝進卡納迪的臥室,指控他犯有一級故意殺人罪和武裝搶劫罪。

湯米·卡納迪

卡納迪拒不認罪。

警方表示,歌詞中有受害者塞馬爾的名字,還寫到一條小巷和子彈擊中頭部等謀殺細節。

而卡納迪解釋,rap曲風太燥,導致警方聽錯了歌詞。

歌詞不是“catch Semar slipping(注意到塞馬爾滑倒)”,而是“catch a mawg slippin”,他在別的歌中也使用過該俚語,意思是“對面的人”。

卡納迪在監獄候審時也同樣堅持rap音樂創作。

歌詞給警方提供了新的證據,“我的鞋子上有血,是從他的頭上漏出來的”,“他的最後一天我帶着這個,我開車帶着兩把槍”。

警方強調,這些歌詞主旨都是向人開槍,受害者塞馬爾正是被槍擊中頭部,而且在被告家中的確搜出兩把槍——其中一把槍型相符,未上膛,但沒辦法確定是作案兇器。

檢察官當庭播放了兩次“I'm Out Here”,分別是初版和降速版。

一個半小時後,陪審團認定卡納迪的兩項罪名均成立,判以終身監禁。卡納迪入獄時未滿 18歲,50年後纔有可能獲得假釋。

“說唱歌詞給檢察官帶來了難題。” 黛博拉·岡薩雷斯說,“因爲檢察官的工作就是證明被告有罪,而說唱歌詞真的好用。”

黛博拉是佐治亞州雅典-克拉克縣的地方檢察官。

她告誡同事不要過於依賴說唱歌詞,尤其是在歌詞沒有上下文、或沒有其他可靠證據的情況下。

美國聯邦和州法院規定,提交給陪審團的證據必須滿足兩點,即可靠性和相關性。

這最終取決於法官、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的自由裁量權。

各方就此提出自己的觀點,再由法官決定——將說唱歌詞視爲藝術表達,還是犯罪證據。

比起其他音樂流派,說唱屬於高危曲風,更容易走向呈堂證供的司法道路。

研究表明,同一段暴力歌詞分別打上說唱、鄉村歌曲的標籤,將給讀者帶來不同的感受。

即使歌詞內容不變,如果把它歸類rap,人們會覺得歌詞更具攻擊性,並且基於作者的真實經歷。

如果介紹它屬於鄉村歌曲,人們傾向於認爲歌詞藝術創作的成分高,相對無害。

斯圖爾特·菲肖夫是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的一位心理學教授。

斯圖爾特的研究發現,134 名學生參與者對說唱歌詞的反感甚至比對謀殺指控的反感更大。

所以法官需要平衡rap歌詞的證據價值是否超出它帶來的偏見。

如果它的作用主要是讓陪審團對被告產生負面印象,而不是建立被告與犯罪的聯繫,則不應該採用說唱證據。

但社會上仍存在全面反對的呼聲,認爲說唱歌詞作爲犯罪證據違反美國第一修正案。

因爲第一修正案規定,不得限制言論、創作表達的自由。

支持說唱法案,保護黑人音樂

基於這一爭議,加州通過法案禁止將說唱歌詞作爲證據——除非檢察官在沒有陪審團在場的聽證會上、證明說唱歌詞與案件直接相關。

紐約州也提出過類似法案。

它要求檢察官證明說唱歌詞就是字面意思,而不是比喻或虛構性質,才能用作證據。

但該法案未獲州議院通過。

律師迪娜·拉波爾特認爲,美國法院之所以將rap歌詞作爲犯罪證據,是因爲不瞭解說唱。

吹牛逼和暴力意象是說唱這一流派的慣例。

“法院這麼做可能會扼殺說唱歌手的創造力,限制藝術表達的範圍。” 迪娜擔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