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的民族神話:從戰神到坐騎的歐洲「愛駒文明史」

左爲18世紀一幅描繪腓特烈大帝與愛馬孔德的畫像;右爲拿破崙,在1863由法國古典主義畫家梅森尼葉(Jean-Louis-Ernest Meissionier)所繪的肖像。不過畫中拿破崙所騎的馬是誰?目前仍然衆說紛紜,法國巴黎軍事博物館曾用此畫來宣傳維齊爾的相關活動,不過在後世一些討論中,也有人指該馬其實有可能是馬倫戈。 圖/維基共享

文/戴鬱文、王健安

在現代機械動力成熟以前,「馬」在歐亞大陸始終是最主要的運輸工具,大幅度地推動人類的物質、文化交流。人類更是與馬之間有非常密切的交流,以至於有時只要聚焦於一些名馬的故事,就能洞察某些重要的歷史潮流。

像是拿破崙的愛馬維齊爾 (Le Vizir),一生經歷拿破崙帝國的崛起與衰亡,死後留下的標本,又因歐洲民族主義浪潮而有着特殊命運,成爲這段近代歐洲史上關鍵時期的重要見證。

1799年,拿破崙在實際掌控法國政權,自此之後的十餘年間,擁有上百匹訓練有素的戰馬,其中有許多至今仍受到紀念或討論,包括2021年引起「天馬骨骸之亂」的馬倫戈(Marengo)。維齊爾是拿破崙一生最後的坐騎,也是最爲鍾愛的其中一匹,除了留有許多圖像記錄,更是唯一被製成完整的標本。

不過,維齊爾標本的保存狀況不佳,法國巴黎軍事博物館(Musée de l'Armée) 在2016年發起「拯救拿破崙的最後一匹馬維齊爾」(Sauvons Vizir le dernier cheval de Napoléon)活動,透過網路向民衆籌款,希望修復嚴重惡化的標本。最後的募資成果在極短的時間內順利達標,甚至遠遠超過最初的設定目標。

今年5月5日是拿破崙逝世200週年紀念日,拿波侖生前的愛馬馬倫戈(Marengo)骨架標本也被以3D列印的方式複製出來後,懸吊在巴黎榮軍院的拿破崙陵墓上方。當時此展覽也引發不少討論。 圖/Pascal Convert

▌維齊爾的標本:一段顛沛流離的故事

維齊爾是1802年奧圖曼帝國致贈的外交禮物,是匹高約1.35公尺的灰白色阿拉伯種馬,正是拿破崙偏愛的類型,左側臀部有字母「N」烙印,代表拿破崙帝國馬廄的印記。維齊爾很快就獲得寵愛,並參與多場重要戰役,包括1806年耶拿.奧爾施泰特會戰(Battle of Jena-Auerstedt),以及1807年的埃勞會戰(Battle of Eylau)。

衰老後的維齊爾仍受到珍視,在1814年隨同拿破崙一起到義大利厄爾巴島(Elba),度過短暫放逐的日子。拿破崙返回法國後,牠因爲年紀太大,沒有參與隨後的滑鐵盧之役,而是被安頓在帝國馬廄中。1826年,即拿破崙過世五年後,維齊爾才以33歲高齡去世。

維齊爾的一生正好經歷拿破崙帝國由極盛到衰敗、最富戲劇性的時期,牠也成爲拿破崙英雄形象的重要元素,以明星之姿大量出現在19世紀的繪畫。包括葛羅斯(Antoine-Jean Gros, 1771-1835) 在1802年繪製的《第一執政官拿破崙在馬倫戈戰役後檢閱軍隊》、戴維南(Charles Thevenin,1764-1838)的《耶拿之戰》等宣揚拿破崙戰績的作品,正是由牠擔任畫中坐騎的原型。

牠也有專屬的肖像畫,如1806年馬蒂內(Pierre Martinet)畫下牠正值壯年的健美體態;另外還有一幅約於1825年完成的作品,當時維齊爾年過三十,畫中體態略顯衰老,也不復見瀑布般的秀麗長尾,是具有紀念氛圍的畫作。這些作品讓維齊爾的白色戰馬形象,成爲世人眼中拿破崙皇帝的重要象徵。

圖爲法國畫家戴維南(Charles Thevenin, 1764-1838)所繪的《耶拿之戰》。 圖/維基共享

維齊爾去世後,負責收養照料的帝國馬廄軍官喬萊爾(Philippe de Chaulaire, 1782-1852)寫下牠的故事,並將牠製成標本。牠的生前事蹟以及身上烙印的帝國標誌,都讓標本備受矚目。

受迫於波旁王朝復辟後的反拿破崙氣氛,喬萊爾不久便將之售予英國買家,幾經輾轉,標本在1839年被拆掉縫線、取出填充物,透過走私手法運到英國,最後送到今日的曼徹斯特自然歷史博物館(Manchester’s Natural History Museum),四年後才被重新填充,並展出將近三十年。

1868年在維多利亞女王同意下,維齊爾的標本回到法國,拿破崙三世皇帝將之委託給羅浮宮,卻被塵封在閣樓中,直到1904年,法國人才想起他們擁有這個別具意義的標本,隔年將之轉移到巴黎榮軍院(L'hôtel des Invalides)的軍事博物館收藏展示,與幾公尺外的拿破崙棺槨相伴至今。

維齊爾標本的滄桑旅程,爲拿破崙的悲劇英雄故事增添色彩,卻也讓它劣化速度加快。標本修復師胡格(Yveline Huguet)如此形容:

「這是一尊遭受苦難的標本。」

《維齊爾》,繪於1825年。當時維齊爾年過三十,畫中體態略顯衰老,也不復見瀑布般的秀麗長尾,是具有紀念氛圍的畫作。 圖/軍事博物館(Musée de l'Armée)

修復前的標本,毛皮泛黃、脫水、萎縮、有多處裂痕,尤其是一條又深又長的裂縫在肩上橫行,迫切需要阻止它惡化下去。2016年博物館利用籌措的經費,爲牠清潔污漬、填補裂縫、保養皮膚,歷時四周修復工作後,終於可以安放在新展示櫃中。

二百多年以來,拿破崙的影響與事蹟,始終是人們爭論的話題,愛駒維齊爾與他同氣連枝,在死後也面臨同樣遭遇。多年來,維齊爾標本的真實性多次受到質疑,如果它不是維齊爾呢?如果名叫維齊爾的馬其實不只一隻呢?

針對這個問題,館方表示,畢竟維齊爾的標本經過反覆填塞、搬運,還藏封在閣樓里長達近30年,極有可能造成外觀與拿破崙時代畫像大不相同。館方甚至不諱言,就算這尊標本不是參與耶拿與埃勞戰爭的「那個維齊爾」,也肯定是一匹屬於拿破崙帝國馬廄的馬。只是這種說法,無異於間接承認質疑聲浪其來有自。

無論如何,多年來數以百萬的遊客,紛踏前來瞻仰這尊名爲維齊爾的標本。維齊爾在拿破崙時代,扮演着宣揚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重要角色。兩百多年後,民衆爲修復計劃熱情地捐款,正反映維齊爾與衆多拿破崙遺物一樣,始終代表那個雖已消逝,但依然悸動人心的輝煌法國,它連結了過去與現在,也滿足了潛在於民衆心中的歷史與民族情懷。

修復工作照片。 圖/法新社

修復工作照片。 圖/法新社

▌歐洲文明中的馬匹形象

如果試着從更大的歷史背景來看,維齊爾在生前死後能受到如此重視,顯然不只是因爲與拿破崙相關而已。馬匹與歐洲文明密切相關,其美好形象深入到政治、宗教、自然科學等面向,而維齊爾的故事,無異於是爲歐洲文明與馬匹的密切連結,再添一個顯明案例。

歐洲文明早在西元前好幾個世紀,便與馬匹有了接觸,並花了許多時間慢慢熟悉、培育與研究這個強壯物種。古羅馬老普林尼 (Pliny the Older, AD 23/24-79)的《自然史》中,就提到許多以馬爲主角、與主人有深厚連結的趣聞,例如:「獨裁者凱撒有匹愛馬,除了他本人,任何人都無法駕馭」或是「皇帝奧古斯都也爲他的愛馬豎立墳墓」等,相當值得一看。

總體來說,在老普林尼眼中,馬匹聰明、靈敏,更是個心性溫和的生物。作爲一部類似百科全書的作品,《自然史》也不可避免地提到培育馬匹的相關知識。即便相關內容鬆散零碎,卻也大致完整地收納了當代所知的經驗。

當然,在古典時代也不乏結構嚴謹,資訊紮實的育馬資料,如色諾芬(Xenophon, c. 430-354 BC)的《論馬術》(On Horsemanship)。不像老普林尼隨性而至的筆風,色諾芬一開始明確告訴讀者:

「我們應該首先討論以下問題:如何避免在選購馬匹時受騙上當?」

「如何避免在選購馬匹時受騙上當?」圖爲示意圖,2020東京奧運中的聖男孩與騎士席勒(Annika Schleu)。這張圖片在奧運期間爆紅,原因是「現代五項」馬術競賽規定,騎士只能抽籤決定參賽馬,並且參賽馬均爲日本當地馬匹。席勒抽中聖男孩,但在競賽中聖男孩不願配合指令前進或跳過障礙,讓席勒挫折落淚,最後拿下0分。這場比賽也掀起輿論關注馬術比賽是否善待馬匹、鞭打馬是否合理等議題。至於主角聖男孩,目前已回到滋賀縣老家。 圖/路透社

對此,色諾芬建議應當從前腳開始觀察,接着是上身、頭部,最後到腰部、臀部等,皆應有既定的健康比例。好不容易挑到一匹駿馬後,還有很多注意事項,比如說馬廄的環境、日常飲食用水,甚至是如何騎馬、訓練馬匹上戰場、練習馬術表演等,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細心照料。

以上資料都證明了一件事情:歐洲文明的實證精神,在許久以前便運用在一切關於馬的研究上,試着找出最符合效益的飼育方式,從中更是衍伸出不少真摯情感。

延續着古典時代以來的親密關係,歐洲中古文明與馬匹的連結有增無減,甚至融合了基督宗教與民間文化,不時出現在聖人畫像(如聖喬治屠龍)或奇幻故事(如狩獵獨角獸)當中。到了文藝復興時代,更是迎來關鍵性發展。

1548年,藝術家提香(Tiziano Vecelli, 1488-1576)完成了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騎馬像。從圖像志來看,這幅肖像畫結合了古典皇帝騎馬像與基督教騎士意涵,將這位現實中焦頭爛額的統治者,妝點成偉大戰士。更重要的是,有別於傳統的馬匹圖像,提香以寫實的風格畫下了皇帝的坐騎。

左爲提香(Tiziano Vecelli, 1488-1576)繪製的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騎馬像。右爲十四世紀的荷蘭掛毯《獵捕獨角獸》,完整共有七幅。 圖/維基共享

而在1605年,由託賽爾(Edward Topsell, c. 1572-1562)出版的《四足動物史》(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收錄一張馬匹版畫。只消稍微一看,就能發現,雖然版畫中的馬匹動作僵硬,表情呆滯,完全不如提香的生動活潑。但版畫描繪馬匹的外觀特徵、肌肉紋理,基本上也是以「寫實」精神爲出發點。至於同等重要的文字內容,不外乎是各種感人的忠誠故事,以及養馬的「實用心得」。

寫實的實證精神,以及圖像化的馬匹記錄,皆非文藝復興時代獨有,早從古典時代以來就可找到數不清案例,但真正將這兩者結合,並出現大量相關作品,卻是要到文藝復興時代。

由託賽爾(Edward Topsell, c. 1572-1562)出版的《四足動物史》(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收錄的馬匹版畫。 圖/作者提供

▌孔德的骨架與獸醫學系

今日,在柏林自由大學獸醫學院有一副馬匹骨架,安靜佇立在玻璃櫃裡,不時爲觀看者提供最貼近現實的研究教材。這可不是一匹來路不明的馬,牠名爲「孔德」(Condé),與腓特列大帝(Friedrich II, 1712-1786)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1777年,11歲的孔德從英國來到腓特烈大帝的馬廄。牠不畏懼砲聲,有極好的脾氣及自信,迅速成爲最受寵愛的馬,陪伴國王的晚年生活。孔德享有極高待遇,不僅擔任國王坐騎,還能不受限制地在波茨坦宮殿花園自由走動。1778年到1779年的巴伐利亞王位戰爭期間,腓特烈大帝甚至還命人定時從戰場外,送來牠的近況報告。

腓特烈大帝死前特別留下遺囑,授予孔德「恩典之糧」(Gnadenbrot),保證牠能在皇家牧場過着美好的退休生活。1790年,位於柏林的皇家獸醫學院(Die Königlichen Thierarzneischule in Berlin)成立,孔德也遷移到此處,在1804年以38歲異常高齡過世。牠的骨架由專人保存下來,收藏在獸醫學院中。

腓特烈大帝以熱愛動物聞名,他對動物的濃烈情感,展現在推廣研究與保障福利等實際成果上。像是孔德最後居住的皇家獸醫學院,早在1768年就開始規劃,無奈經費問題,要到二十餘年後才能實現。這個新學院實現了腓特列大帝的願望,更促進了當代普魯士的動物學研究。

孔德的骨頭標本。 圖/柏林自由大學

1791年後,皇家獸醫學院對外開放,很快成爲柏林的重要景點,幾乎所有當代的旅遊指南都會提到,一幅1797年描繪學院著名建築的畫作中,還可以見到孔德的身影。在此享受退休生活的孔德,也成爲當代人研究與觀察的對象,共同促進普魯士獸醫學的發展。皇家獸醫學院在20世紀整並至柏林的現代大學體系裡,今日孔德的骨架由柏林自由大學獸醫學院保管,與師生及研究人員作伴。腓特列大帝如果知道他的愛馬仍爲動物醫學研究有所貢獻,應該會報以欣慰的微笑。

▌當馬匹文化成爲文明的象徵

在數個世紀以前,人類的祖先騎着馬匹探索世界各地,促進全球化網路成形。這段開拓的時代早已遠去,如今人類擁有更爲強大的機械動力,但並不代表馬匹的重要性就此消失。暫且不論仍盛行於世界各地的馬術運動,或是難以數計的愛馬人士,回頭觀看維齊爾和孔德的故事可以知道,那些古往今來的帝王將相從來就不是獨自一人開拓功績,更不是隻有人類留下可供研究的歷史足跡。

腓特列大帝曾說:「一個人的性格可以根據他如何對待動物來判斷」,這段話若套用於人類整體文明,也頗爲合適。維齊爾身處民族情懷蓬勃發展的年代,成了民族英雄拿破崙的一部分;孔德的主人則是喜愛藝術文化、科學研究的腓特列大帝,讓牠間接參與了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牠們截然不同的歷史足跡,不時訴說着那些過往的重要時刻,也體現出觀照人類文明時的多元面向。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人類依賴機械動力的趨勢將有增無減,以至馬匹的「實用性」將更加低落。但在共同開拓歷史的漫長時光中,馬早已不是單純的工具,而是乘載了許多文化意涵與歷史情感。牠們將和所有動物一樣,與人類的關係持續發生變化,並持續相伴,共同創造新的文明樣態與情感。

19世紀重要畫家門採爾(Adolph von Menzel, 1815-1905)畫中腓特烈大帝時代的重要歷史場景,很可能以Condé爲原型。 圖/維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