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從誡：創辦自然之友 做中國環保的堂吉訶德

自然之友創會會長樑從誡先生於2010年10月29日於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9歲。

樑從誡於1932 年生於北京，祖父梁啓超，父親樑思成，母親林徽因。“自然之友”成立於1994年，是中國最早在民政部門註冊成立的民間環保組織之一，樑從誡是其發起人之一和創會會長。在創會後的十幾年裡，他一直身體力行，爲環保事業奔波，被認爲是中國民間環保的先驅人物。

據公開報道，在發起“自然之友”前，樑從誡是一位歷史學者，之所以轉而關注環境問題，是上世紀80年代初他在《百科知識》雜誌社工作時看到的一封讀者來信觸動的，那封信中談到了鄉鎮企業快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對於樑從誡放棄史學研究投身環保，已故學界泰斗季羨林先生曾評價說，“寧願丟一個歷史學家，也要多一個‘自然之友’。”

在“自然之友”創辦後所參與的環保事件中，保護珍稀動物滇金絲猴是一次重要事件。1995年12月初，雲南環保志願者奚志農向“自然之友”反映，滇西北的德欽縣爲解決財政困難準備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生長於斯的珍稀動物滇金絲猴將面臨危險。

“自然之友”立即發出“支持奚志農，保護滇西北原始林”呼籲書，樑從誡多方奔走，並利用政協委員的身份進行呼籲，反映問題的信件後來送達到當時的國務院領導案頭。經媒體報道後，這一惡性事件得到控制。這也是“自然之友”發展歷史上第一次成功介入具體社會事件。

此後，“自然之友”還參與了可可西里保護藏羚羊等環保行動。樑從誡本人廣泛參與了這些行動，此外，作爲全國政協委員，很多環保問題也是通過他的提案渠道才得以“上達”有關部門，如關於長江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建議，建議首鋼部分遷出等等，這也促成了很多環保問題得到解決。

正如他所發起的“自然之友”的使命之一是“讓環境保護的意識深入人心並轉化成自覺的行動”。十幾年來，作爲當代中國環保意識的啓蒙者之一，樑從誡堅持自帶筷子就餐，使用環保布袋，騎自行車上班，利用廢紙做名片，過簡單生活等行動和理念已影響了千千萬萬的人，並逐漸成爲今天“低碳社會”的時尚，而“自然之友”的會員也已超過萬人。

樑從誡先生耗其半生精力創辦民間環保組織，爲喚醒民衆的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奔走呼號。他說：‘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夠保護自己身邊的環境，該做的事情都做好的話，我們中國就可以有很大的進步。’

先知註定是痛苦的，近代以來的中國先知尤其如此——除了要‘拆下肋骨當火把’外，往往還得承受‘世人皆欲殺’的險惡和孤獨。現年73歲的樑從誡，就生在一個充滿先知光榮和痛苦的家庭裡。其祖父梁啓超已不必說。其父母——樑思成、林徽因，在20世紀50年代爲了保護老北京城而奔走呼號、跪地痛哭的慘痛一幕，也隨着一個極端年代的遠去，成爲家喻戶曉的悲劇。當然，這幕極端年代的悲劇，在正邁向開放年代的中國，已經不再僅僅屬於他的父母，而成了所有中國人的心頭劇痛和不堪回首的恥辱。樑從誡成長於一個能夠苟活已是萬幸的極端年代，卻未曾渴望過扮演先知。然而，弄人的命運卻讓他在已過花甲的時候後走出安靜的書齋，在舉國自上而下對環境保護近乎一無所知的狀況下，去爲傳播環保知識和開展環保活動。在一個素來有高叫‘人定勝天’和‘征服自然’傳統、對環境保護近乎矇昧的國度，一個羸弱老者和因無知而無畏的環境破壞勢力者之間堂吉訶德式的戰爭，就此打響。勢單力薄的樑，在這場力量懸殊的戰爭中一打就是11年。從今天中國大地嚴峻的環保問題來看，輸家當然不只是羸弱的樑從誡，還有整個中國。

‘投筆從戎’半路出家

在前半生的歲月裡，樑從誡一直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學者。在他就職於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時期裡，一些作者的來稿所談到的污染問題，尤其是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給環境帶來的負擔和壓力，引起了他的重視。從那時起他才知道，污染和污染源不是一回事，中國竟有40%的污染來自鄉鎮小企業。在關注中國環境現狀的過程中，樑從誡瞭解到，中國正在以最大的人口吞吃最少的資源，而其前途也正面臨雙倍的危險。那時候，這位知識分子的心靈被刺痛了。他在想，我們應該做點什麼了，不能一切都等着政府。1994年，樑從誡和幾位志同道合的‘綠色分子’自發創辦了‘中國文化書院綠色分院’，並把這個疊牀架屋的複雜稱謂簡化爲‘自然之友’。這是中國第一個環保的非政府組織(NGO)。樑從誡給這個組織定的方針有兩個：不唱綠色高調，不做綠色救世主。以推動公衆的環境意識教育爲己任，以與政府的良好合作爲基礎，同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保留對政府監督、批評的權利。

遭遇淡漠內外交困

‘自然之友’的成長，是一個漫長困苦的過程。1993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樑從誡和創始人之一的楊東平風塵僕僕地趕到北京大學作一個有關環保的講座，聽者還不足30人。楊東平當時就說：‘從觀衆寥落的綠色講座開始，“自然之友”開始了不自量力的“啓蒙”。爲無辜的大自然代言是那麼微弱……但我們深信大多數人的理性和向善之心，相信青年和兒童，相信春風和種子的力量。’可惜的是，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沒有NGO傳統的國家。多數人還習慣地認爲，環保是政府和專家的事。不僅是老百姓，多數政府官員對於NGO的存在也相當敵視。還有些所謂的學者，也在攻擊非政府組織，認爲非政府組織是極端環保主義者，阻礙了經濟的發展。除了遭受各界的冷遇，編制和經費也是‘自然之友’的生存難題。該組織最初的300元註冊費是樑從誡從他做生意的親戚手裡借的。‘自然之友’成立之初，並未很好地開展活動，同樣有經費原因。而現在讓樑從誡感到欣慰的是，‘自然之友’經過11年的發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視。‘自然之友’的經費主要來源於會費、國內外社會團體及私人捐贈，特別是國際大型基金會、公益組織。它至今‘沒花國家一分錢’，平均每年約能收到63萬元的捐贈，遠遠高出其他中國民間組織的平均水平。

敗多勝少的戰役

樑從誡在追憶‘自然之友’往事時，嚴肅地說：‘NGO在中國解決問題不是沙龍式的，是有危險的。在中國做環保，在某種場合不是田園詩，有時候是生死搏鬥。’1998年保護川西洪雅天然林就是一例。當時中央電視臺記者和幾位協助拍攝的‘自然之友’會員被林場扣留40分鐘。爲保護採訪成果不被劫走，‘自然之友’會員周虹冰深夜女扮男裝，身藏錄像帶，費盡周折逃離林場。節目最終如期播出，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但‘自然之友’會員吳登明在一天內便收到兩次威脅電話，揚言要用他的腦袋補償當地的損失。儘管驚心動魄甚至充滿死亡的威脅，但只要得到回報，努力總是令人欣慰的。然而更多時候，‘自然之友’體味到的是殫精竭慮後事態毫無改變的滋味。楊東平說，這恰恰纔是NGO的常態，‘每一件事我們都是抱着不可能成功的心態去爭取的，如果碰巧改變或者糾正了，那純屬例外。因爲這注定是一場敗多勝少的戰鬥。’現在，一提到這些事，樑從誡便不無感慨地說，即便如此，‘自然之友’和400多個跟隨其後興起的民間環境NGO們還在努力。雖然他們在爲大自然請命的抗爭中敗多勝少，但他們仍以‘知其不可而爲之’的態度積極行動，屢敗屢戰。他們是一羣無私的挑戰者、清醒的奉獻者、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政府的‘溫和合作者’

敗多勝少的事情做多了，樑從誡漸漸悟道，處理好NGO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做事成敗的關鍵。他一貫主張NGO將自己定位爲溫和的合作者。‘再有本事，也不能取代政府。再說，不當家不知持家的苦啊。’樑從誡坦誠地說。‘自然之友’要做力所能及的事，即要選擇有把握的‘戰場’，否則寧可不打這一仗。有些方式在中國是不適合的，也是行不通的。

‘作爲民間組織，最多也只是呼籲，最終做決定，制定政策甚至是制定法律的還是政府。所以政府如果迴應公衆的呼籲的話，那麼這個事情就有一點希望了。’樑從誡對記者說。這並非只是希望。今年5月，‘自然之友’參與了‘圓明園湖底鋪襯’事件，這是該組織深入參與環保行動的重要事件，亦是民間環保NGO同政府合作的典範事例，充分證明了民間呼籲的力量對政府行爲的干預作用。

‘我們不可能像西方環保組織那樣示威遊行、手牽着手把工廠封鎖起來，這個事情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是不可能的。此外，在處理與政府的關係時，我們不僅是我們自己，我們還必須爲中國後來的NGO鋪平道路。我們走過的每一步，必須穩妥。’樑從誡非常認真地說。

回天乏術期冀新生

‘自然之友’成立至今，全國範圍內的會員人數有2000餘名，這個樑從誡奔走11年的結果，令他感到無奈和彷徨。樑從誡認爲，中國的環境問題其實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其根源便是中國多年來環境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全面失衡的問題。他這樣向記者形容，13億人口，中國的資源拿13億一除，還剩多少?每人污染一點，拿13億一乘，又有多可怕?

‘中國經濟的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令珠三角、長三角、渤海灣都在爭當“世界的廚房”。在中國，1/4的居民沒有清潔的飲水源，1/3的城市人呼吸着污濁的空氣，單在北京，70%至80%的癌症病因與環境有關，尤其是肺癌，已經成爲居民的第一大死因……’述說這些嚴酷的現實時，樑從誡的聲音有些顫抖。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如果以犧牲環境爲代價，這便是透支了後代的資源，其結果是經濟的不可持續發展。不管出於何種原因，環保意識在大多數人的頭腦裡仍是麻木不仁，但樑從誡從不曾放棄對社會民衆環保和社會責任的喚醒，並且始終堅信，每一個人能做的很少，但是大家聯合起來，就能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