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爲何要讀經典
蜀石經拓本 資料圖片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資料圖片
【孔學堂秋季論辯】
時 間：2020年11月5日
主辦單位：光明日報、國際儒學聯合會、孔學堂文化傳播中心、光明網
主 持 人：舒大剛（四川大學教授）
詹海雲（西南交通大學教授） 丁 鼎（山東師範大學教授）
主持人：一個有深厚歷史文化傳統的民族必然有自己經久不衰的經典。“經”是經久不易之書，“典”是規範神聖的典冊。“經典”具有根源性、典範性、權威性和永恆性，或是經過歷史淘汰，優勝出來的被證明是最有價值的特殊文獻，或是對某個領域產生深遠影響的偉大作品。歷史悠久、文化璀璨的中華民族，擁有怎樣的文化經典呢？這些古老的經典對當今中國又有怎樣的現實意義呢？本期孔學堂秋季論辯就圍繞“中華經典及其當代價值”的主題展開。
爲什麼需要經典
主持人：爲什麼需要經典？經典對於個人、社會、民族、國家，具有怎樣的積極意義？中華傳統經典在哪些方面影響和作用於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廖名春：“十三經”可以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原來的“經”，另外一部分是後來的“傳”或“記”。“五經”基本上是文王、周公的創造。現在看到的《尚書》，主要內容還是《周書》。《詩經》大部分應該還是周代的東西。《周易》爲文王、周公所作，也是周人的東西。《春秋》由《魯春秋》來，《魯春秋》應該源於周公。孔子及儒家諸子主要是闡釋經典的價值，他們所作一般都稱爲“傳”或“記”。孔子有《易傳》，今本《易傳》雖然不能說都是孔子寫的，但基本精神來自孔子。《春秋》不是孔子的原創，但是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主要還是在“三傳”上面。《詩經》不是孔子作的，一般學者講《詩經》，都講《詩大序》《詩小序》，認爲這些代表了孔子思想，地下出土的《孔子詩論》更直接，說明孔子於《詩》應該有“傳”。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的貢獻主要是在“傳”上面，他們通過闡發經典，創造了新的經典。對於經典，我們要有自己創造性的工作，不能把“經”看成是靜止的東西，應該有發展、補充。出土文獻裡面有很多很精彩的東西，像《五行》篇、《孔子詩論》《六德》等，都可以視爲“經”的補充。
李景林：西方的人文學者，像雅斯貝爾斯講“軸心時代”，帕森斯講“哲學的突破”，大概都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經典有核心經典、原始經典和以後比較外圍的經典。一個文明的核心經典基本上都產生在所謂“軸心時代”。文明都是從自然來的，軸心時代的哲學的突破，實際上就是在文明的初始階段，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對文明、對自然、對人的存在本身和周圍世界一種理性的自覺。我們現在的文明與自然處在分化狀態。但是，軸心時代產生的經典是文明和自然的統一。用老子的說法，就是“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在“始制有名”的時代，文明和自然是交錯的。軸心時代所產生的經典，保持的是文明和自然的原初統一性。一方面，它是一種理性的自覺，這種理性的自覺，因爲不同的思維方向，使得原初的自然被陶鑄出特殊的稟性，不光是一種文的形式，而是文質合一。比如，俗話講“從小看大，三歲知老”，道理是什麼？小孩子從自然狀態走來，他的家庭環境、受到的教育就把他原來的自然素質陶鑄成了一種特殊的稟性，這就規定了他以後的人生道路。中西方文明在軸心時代，通過這樣一種理性的自覺，就已經差異化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我們作爲個體在閱讀經典時，能感受到一種生命的激勵，得到很多感悟。一個文化整體也是這樣。比如說，漢學發展到一定程度，走偏了，還要回到源頭上尋找發展的動力，重新創造。宋學也按照一個方向發展，走偏了，那麼也還得回到源頭上。軸心時代是文明和自然的交匯與統一，這個時代產生的經典我們總要回溯，爲我們進一步發展提供動力。
丁鼎：經典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元典，是一個民族文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具有奠基性和權威性思想價值的著作，是對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走向產生過深遠而重大影響的著作。儒家經典就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和魂。儒家的“六藝”之學，也就是經學，不僅是一種知識體系，也是一種價值體系。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是傳統國學的主要內容，其中所蘊含的精神思想就是我們傳統文化的根和魂。今天我們不應該僅僅把“六藝”之學作爲文、史、哲等學科的研究材料，而更應該從中挖掘對我們現代倫理道德建設有價值的精神元素。因爲“六藝”之中蘊含着豐富的、系統的倫理文化精神，是中國傳統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對於社會起到過重要的教化作用。
詹海雲：儒家思想的第一根源是以人爲本，因此，十分重視人性的探討，這是中國在軸心時代的重大突破。所以，中國以後的哲學是建立在人性觀上面的，對於道德十分關懷。儒家思想的第二根源是重視倫理與現實。倫理是指怎樣先建立個人身心和諧的秩序，然後協助社會、國家、世界也建立一個和諧互助的秩序。如過從儒家經典中的“五倫”來講，夫婦、父子是指家庭中的倫理，朋友指的是社會上的倫理。從心理學的意義上來講，它可以讓人有歸屬感、安全感，進而尋出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我認爲這就是儒家的根、經典的根。
主持人：中華文化的根、魂、源都在儒家經典。中國的5000年文明史，恰恰以儒家經典爲中心，前傳2500年的歷史，從而揭示出中華文化的根，後啓2500年的智慧，經典不僅孕育了儒家，也啓發了諸子百家，並開啓了後世的思想，經典也是中華智慧之源。經典不僅是簡單地複述歷史，更不是死的文字，裡面蘊含着豐富的思想，尤其是信仰價值、道德倫理、行爲規範等。經典成了中華文明的範式，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和靈魂寄託。
經典何以成爲經典
主持人：劉勰《文心雕龍》說，經典乃“不刊之鴻教”，揭示了經典著作的永恆價值。隨着時代的變遷和歷史的演進，這些2500年前產生的、在歷史上曾經影響過中國的經典（主要是“六經”），今天還有價值嗎？它們的“不刊”性在哪裡？“鴻教”價值又在何處？
廖名春：劉勰講經典是“不刊之鴻教”，非常有道理。經典之經，就是常，所以具有永恆價值。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比如說《周易》，莊子講“《易》以道陰陽”，《繫辭傳》講“一陰一陽之謂道”，這都是講看待事物，不能只從一個方面看，要從二元的角度、從陰陽的角度去看，這應該是具有永恆價值的。《周易》裡面講做人，非常強調“孚”，就是誠信；強調“同人”，就是團結；強調“大有”，就是庇護衆生，共享共有；講爲人要做“謙謙君子”，不能驕傲自大。這些都是“不刊之鴻教”。《尚書》講王道政治，講“其命維新”，強調“慎德”也就是重德，也是我們現在提倡的理念。《論語》裡面有價值的就更多了，許多都是我們做人的準則，治國理政的良方。
李景林：“不刊之鴻教”，一是說經典有永恆價值，另外落在這個“教”字上，所以中國傳統經典主要的內容和價值，我想就在兩個字，就是“教化”。孔子以“六藝”教人，“六藝”的核心在什麼地方？就是通過教化來達成人格的完成和人的存在的實現。《禮記・經解》裡記載孔子的話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然後就講到《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六藝”的核心點在於教化成德，而“六藝”又各有自己的着重點，不能偏執在一個方面。所以孔子又特別強調，研究“六藝”要能夠“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個“遊”字，“道”是根本，“道”表現在“德”和“仁”上，而貫通在“藝”裡面。孔子講“吾道一以貫之”，只有把握住裡邊的“道”，傳習“六藝”纔不會偏執在某一個方面。當然，這個“教”的核心在於人心，所以馬一浮先生講“六藝之旨，散在《論語》，總在《孝經》”，要把六藝“統攝於一心”。這個“一心”就是我們的性德，性德出於我們自己，而不是外來的，這是儒家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丁鼎：“六經”均是孔子整理和傳承下來的經典，因而其思想內容應當具有某種統一性，“六經”思想內容的統一性可以“六經皆禮”這一命題來加以概括。也就是說，我們認爲“禮”具有統攝、貫通“六經”思想內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六經皆禮”這一命題雖然古人沒有明確講出來，但是應該說這個意思是淵源有自，可以追溯到《禮記》《史記》和《漢書》等典籍當中，比如《漢書・禮樂志》就明確指出：“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再比如清代今文經學家皮錫瑞，在《經學通論》當中概括說：“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之義，也以禮爲尤重。”而清末著名古文經學家曹元弼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在《禮經學》中講：“六經同歸，其指在禮。《易》之象，《書》之政，皆禮也。”也就是在曹元弼看來，“六經”思想的指歸也是禮。由此可見，儒家經典文獻中一以貫之的核心就是禮。
人們常常用“內聖外王”（《莊子・天下》）來指代或概括孔孟之道。所謂“內聖”就是指通過自身的修養培養成聖人水平的思想境界。所謂“外王”就是指對外實行王道，按照儒家的仁政理想和禮制思想來治理社會。先秦儒家學派的奠基人孔子、孟子等人並沒有直接講過內聖外王這四個字，但其道德政治理想實際上已經蘊含着內聖外王的思想。正如四庫館臣在《日講四書解義》提要中所講的：“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經。”內聖外王之道建構起安身立命的道德哲學與政治倫理，集中體現了儒家的價值觀念，內聖外王之道是古代儒家學派修身爲政的最高理想。在儒家經典所展示的儒家思想體系中，內聖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礎，外王作爲內聖的延伸和展開，內聖與外王互爲表裡，相輔相成，其最高境界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與理想的社會治理模式。儒家經典從不同向度，對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闡發和論述。尤其是《禮記・大學》所提出的“三綱領八條目”，實際上就是對內聖外王之道的闡述。
詹海雲：隋唐以前是“周孔”連言，宋代以後是“孔孟”連言。隋唐以前重視的是經學的政典的作用，宋代以後則重視的是“四書五經”的教化作用。這兩個作用都很重要。我認爲儒家經典之所以如此被推崇，就是其既“尊德性”，又“道問學”，既有道德的操守，又能探求真理，主張充實學養，具有做事的本領，所以，能夠達到“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境界。
《大學》是立本，示人爲學之規模；《論語》是親切，指示功夫在日用家庭之間；《孟子》是養氣，一生堅守其志；《中庸》是究其精微。所以儒家經典的“不刊之鴻教”意義就是老老實實地做事、讀書、做人。既要修爲己之學，也要成己、成人、成物，我覺得這就是儒家的“不刊之鴻教”。
主持人：在儒家文明發展觀裡，文明其實就等同於禮。不過，“禮”不是一般人理解的“節文”。孟子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的實質內容在仁和義，也在於事親和從兄。事親和從兄的文獻就是《孝經》。如果從文獻、從節文來說，“六經皆禮”沒錯，但如果從價值觀或者從倫理方面來說，“六經皆孝”，或“六經”本於孝悌，更具有實質性。這一點孔子及其弟子有多種說法，有子就說“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孔子在《孝經》中更明確地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所有的教化都從孝開始。剛纔李景林先生引馬一浮先生說，“六經之義，散在《論語》，總在《孝經》”。東漢鄭康成也說，孔子既定“六經”，又“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孔子也自稱“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對於“六經”具有統帥的價值。“孝”和“禮”又是相通的，弟子向孔子問孝，孔子告訴他“無違”。什麼是無違呢？那就是“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是行孝的重要規範。孝和禮是相通的，一個主內在孝心，一個主外在孝行。如果說“六經”乃“不刊之鴻教”，其“不刊”性在於“禮”，那麼它的“鴻教”價值就在於“孝”了。
當代人該讀哪些經典
主持人：我們講經典是“不刊之鴻教”，就是表明它具有永恆性，也就具有“常”的價值。但是經典體系又是變動的，又具有“不常”性。常與不常，換言之就是“經與權”。儒家經典從孔子刪定“六經”後，又經歷“五經”“七經”“九經”“十三經”和“四書五經”的體系演變，說明經典閱讀有輕重緩急，在體系上是隨時變化，與時俱遷的。隨着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經典的價值也會適時表現出來。不過經書（包括其他儒家文獻以及出土文獻）數量很多，如果都要去讀，必然出現“皓首窮經”的現象。這在現代社會對於大多數人肯定是不現實的。那麼，現在就要請教各位先生，有哪些經典應該先讀？又有哪些新發現的出土文獻可以納入經典呢？
廖名春：經典的發展，我覺得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以文王、周公爲代表的西周文化經典，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五經”，像《周易》《尚書》《詩經》，甚至《禮經》都可以歸入這個行列。第二個就是以孔子爲代表的傳記系統，即孔子跟他的學生後學對經典的闡發，以“四書”爲代表。《儀禮》現在就不是很重要了，它的價值還是在“記”裡面，在《禮記》裡面。雖然不能說《禮記》各篇都很重要，但是《禮記》裡面有很多篇章是代表了孔子思想的，這非常重要。孔子對《周易》的研究有一部分在今本《易傳》裡，還有一些失傳了，我們現在從帛書《易傳》裡也能夠看到很多。孔子對《詩經》的闡述，過去沒有系統的東西，現在出土文獻中有《孔子詩論》。這些都屬於傳記這一類。《孟子》宋人也擡入了經，《荀子》有些東西也可以補入，像《勸學》《天論》等。第三個階段就開放一點，從宋明甚至到清代，後儒那些有名的著作，都可以成爲經典。在經典發展的三個階段裡，第一個階段沒有多少選擇了，就是“五經”。第二個階段還可以繼續選擇和補充一些，可在“四書”、《孝經》之外再擴大一些。第三個階段就更加要精選，更加要精確。這樣，在過去“六經”“九經”“十三經”的基礎上編一個新經典出來，纔有現代性，才能更吸引人，發揮更大作用。
李景林：每個時代重視的經典是不一樣的。傳統社會，像漢唐重視“五經”，主要是重視政治方面，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哲學，宋代重視“四書”，考慮是在教育、在心性修養方面。心性修養是個體的事，個體的事務就注重在心性方面。我覺得對現代社會來說，“四書”還是最重要的。“四書”比較簡潔，一下子直透心性。以“四書”爲中心，當然還要有一些別的東西，比如說有些讀起來比較方便的，像宋儒朱子的《近思錄》，明儒王陽明的《傳習錄》，都可以去讀。
“當代經典閱讀”，我覺得“閱讀”這兩個字，用“傳習”比較好，傳統上是講“傳習”。閱讀有注重知識的傾向，“傳習”經典的目標，主要在於修養身心，要把獲得知識與修養身心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不能只是把經典當作知識性的文本來看。
丁鼎：我認爲現代的經典閱讀體系或者傳習體系的構建應該注意兩個子系統的構建，第一個是經典的大衆化、通俗化閱讀，第二個是經典的學術性闡釋和創新性發展。前者主要是面向大衆和中小學生，後者主要是專家學者的任務。通過對經典進行學術性闡釋和通俗化的解讀，使其越來越爲大衆所理解和接受，進而對經典所蘊含的思想價值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爲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相對來講，“四書”應該是儒家經典的精華，因此，應該把“四書”作爲儒家經典首選的必讀書。
詹海雲：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看：第一是到底閱讀哪些經典？第二是怎麼樣培養傳播者？也就是學者的養成問題。第三是經典怎樣跟當代的重要問題有機結合？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閱讀經典應從“四書”着手。“四書”裡面應該特別重視《論語》。經書裡面，則首重《孝經》。宋明理學的《近思錄》《傳習錄》也要讀。在讀《論語》時，我們會讀朱熹，但是現在更要讀的是王陽明心學一派的《論語》學，因爲其中有一些很特別的心得。比方說文人張岱的《四書遇》，還有王陽明及其後學對“四書”的解釋，其中有很豐富的心理學與哲學的詮釋，以往被我們忽視了。另外，我想提出對“傳習”兩個字的理解，以就教於大家。我們常說“尊師重道”，“尊師重道”上面應該有一個主語。誰來尊師？誰來重道？如果學生不尊重老師，也不尊重老師所傳的道，老師怎麼可能會受尊敬？道怎麼可能傳得下去？所以這個“傳”的意思就是說你講的東西，他能夠體會、接受，“習”的意思就是他接受了以後，願在生活中去實踐它，或者願意常常去思考這個問題。“傳習”就是學生願意不斷地去看書，也願意接受老師的解釋，然後又願意不斷地去實踐。總之，我要強調的是，一定要把經典傳習落實在可以實踐上，才能對生命個體及社會大衆產生效益。經學在古代中國是一切學科的總源。因此，研讀經典要把各個學科打通，也要把古今跟中西匯通在一塊。如何把自由、平等、民主、科學等當代潮流的主要命題與仁義禮智信、民本、逍遙、齊物、慈悲、成己成人等經典核心觀念結合研究？必須要把這些重要的觀念做一個全面、精確、詳盡的詮釋，以作爲討論的基礎。另外，我們更要重視如何將經典融入現實生活，使之爲當下人們的需求服務。總之，我們必須進行批判性地反省檢驗及正能量地繼承創造，使經典的永恆性、普遍性、創新性爲大衆所接受，並願意發揚光大之。
主持人：就儒家經典來說，漢代構建的經典體系是《論語》《孝經》加“五經”。“蜀學”也是這樣，文翁在成都建石室學宮，傳的就是“七經”，也就是“五經”加《論語》和《孝經》。到了唐代，科舉考試的是“九經”，但是同時也考“兼經”，就是《論語》和《孝經》。《論語》和《孝經》也是必讀的。到了宋代，王安石改變學制，才把《孝經》替換成《孟子》。後來程朱構建了“四書”體系，其初衷也只是把“四書”當成入門的、初級的階段，最終還是要讀“五經”，所以他構建的應該是“四書五經”體系。稍早，在五代後蜀開始刊刻並延續到北宋的蜀石經，一共刻了十三部，把《孟子》也正式刻入儒家經典，形成“十三經”體系。這是經典體系演變的大致情況。
就當下來說，應當兼顧“大衆閱讀體系”和“高級研究體系”（或者“理論構建體系”）。廖名春先生提出精選法，精選一些文獻構建新的經典，走的是“選學”路徑（當初孔老夫子“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也是這個路子）。第二個路數就是李景林先生說的核心經典和外圍經典。第三個就是丁鼎先生提出的“大衆傳習本”和“學術闡釋本”。在我看來，對於經典可以有所區別劃分，大衆讀本以“四書”爲主，但不應把《孝經》排除在外。如果要尋求儒學的當代突破，更需要在文本上有所突破，被傳統學人忽略的一些文獻是否也可以考慮納入？比如《國語》，其實跟《左傳》性質相同，《左傳》是按年代排，《國語》是按國別排，都可以輔翼《春秋》。還有《逸周書》，有很多篇章是相當不錯的。再就是出土文獻，很多應該整理出來作爲大衆讀本。總之，要根據當下人們的實際需要來構建一個新的經典體系，至於怎麼構建，還可以進一步探討。
儒家經典影響中華歷史，是客觀事實，其所代表的思想理念、傳統美德、人文精神，也應是當下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內涵。換言之，讀好儒家經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思過半矣”；理解和宣傳好儒家經典所提倡的核心思想理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就能事半功倍。文化自信當從儒學復興開始，儒學復興又當從經學繁榮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