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孟華／藏在正義陰影下的共犯自白
▲大法官釋字582號指出，不得直接將共同被告所爲之陳述採爲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證據。（圖／視覺中國）
釋字582號解釋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上的重要里程碑，解釋文提到，刑事案件中的共同被告本質上爲證人，仍應適用人證的法定調查程序，使被告有機會對該共同被告進行詰問，方符合憲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不得直接將共同被告所爲之陳述採爲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證據。
釋字582號解釋不只是在法律上建構出了一個法律上程序保障的最低門檻，同時更與一個心理學上的謎團有關：爲什麼人們會傾向過度評價共同被告不利於他人陳述的證據價值？
實證研究指出，美國冤錯案成因當中有一種很特別的錯誤來源：「獄中線人」（jailhouse informant）所提供之證詞。典型的獄中線人通常是被告在羈押期間的室友，然後在審判時出庭作證，作證內容爲被告在羈押期間曾經因爲某些原因私下向他坦承犯罪。在美國，這種獄中線人通常會透過作證跟檢方進行談判，希望換取一些利益，例如縮短刑期；也有的獄中線人是受到檢方的壓力，透過作證避免其他的犯罪遭到追訴。
獄中線人的作證內容通常非常有說服力，大概可以區分成三個原因：首先，負責認定事實的陪審團，未必知道獄中線人透過作證交換到了什麼利益。因此許多獄中線人在出庭作證時表面上看起來是中立的證人。
第二，人們常常受到所謂的「基礎歸因錯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的影響，也就是在解釋一個人的行爲時，過度地評價這個人的個人特質，而忽略這個人所處的環境因素。因此，就算陪審團知道獄中線人跟檢警交換了什麼利益，陪審團也會傾向認爲獄中線人出庭作證是爲了「做對的事」，而輕忽利益交換的影響力。
第三，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獄中線人的作證內容常常是隻有真正行爲人才會知道的資訊，因此就算陪審團知道獄中線人獲得了某些利益，他們也會選擇相信證詞。實際上，美國有許多已透過DNA證據被證實的冤案，從事後的角度來看，獄中線人作證的內容根本是爲檢方的故事版本所「量身訂做」，可以合理認定所謂只有真正行爲人才知道的資訊，根本是檢警泄漏給證人知悉的。
其實，我國共同被告的問題與美國獄中線人有蠻多相似之處。首先，共同被告透過將他人入罪可以獲得某些利益，這個利益可能是實質上減低罪刑的利益，也有可能是心理上責難與壓力的分攤。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本條文就是可以透過將他人入罪獲得法律上利益之典型規定。
第二，職業法官雖然擁有專業的訓練，但是也不代表可以完全免疫於「基礎歸因錯誤」，因爲基礎歸因錯誤是一種常見的決策捷徑，是一種人們與生俱來的能力，因此就算法官知道作證的共同被告本身就是真正行爲人，而且也知道共同被告之間有利益衝突的情形，仍然有可能過度評價共同被告證詞的可信度。最重要的是，如果共同被告是真正行爲人的話，由於真正行爲人掌握了案件最完整的資訊，因此他可以輕易地將他人不着痕跡地融入在犯罪的故事當中，讓可信度較高的物證緊扣着其他共同被告的存在或角色，讓人難以察覺當中的矛盾或破綻，因而產生可信的外觀。
共同被告的證詞被給予過高價值的問題，並沒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式，只能透過實務工作者在個案中認真看待釋字582號解釋給予我們的工具，在訴訟中透過交互詰問挑戰共同被告之證詞，同時儘可能地分析共同被告作證之環境因素，而裁判者也必須認知到基礎歸因錯誤的風險，在考量共同被告的證詞時，儘可能地給予這些環境因素適當的比重與評價。
好文推薦
金孟華／當刑事司法與科學相遇 證據不等於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