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紅白機與四位老人的故事
引言：“您可能沒有想到，我現在已轉型搞農業，種有機蔬菜、養有機豬……不亦樂乎。”2012年，收到譚啓仁的來信。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仍在爲實現他的人生價值而努力。二十多年前，譚啓仁、傅瓚、黃佶、曹老師，這羣普通人的命運，因一臺遊戲機而改變。
經過一家賣菸酒日雜的小店時，傅瓚停下腳步，對我說，二十年前，福州有不少這樣的店，櫃檯上擺着一臺電視和一臺紅白機，旁邊圍着一羣孩子，在玩《90坦克》。
人的一生，總會有一兩次轉折。傅瓚的人生轉折點，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數代人的命運因此改變，傅瓚是其中之一。在農村插隊一年後，二十歲的他考入福州師範專科學校（今閩江學院），成爲這所學校復辦後的第一批202名學員之一。當時，學校只開設了中文、英語、歷史、地理和物理五個專業，傅瓚選擇物理，畢業後成爲福州十六中的一名物理老師。
1984年，鄧小平在上海觀看小學生計算機操作表演後，說了一句“計算機普及要從娃娃做起”。全國隨即掀起一股青少年學電腦熱。傅瓚所在的福州十六中也響應號召，購置14臺蘋果機，創設電腦室，派出包括傅瓚在內的一批老師去福州大學進修計算機。這之後，傅瓚被調任電教組組長，成爲他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
1984年10月，傅瓚向校領導提議，成立一家電腦服務部，掛靠在校辦工廠名下，對外承接軟件開發業務。學校批准提議，撥給他兩臺蘋果機和3000元啓動資金。
服務部的業務很快擴大，學校決定在此基礎上成立獨立覈算的公司。營業地點位於校門內左側的一間小屋，公司名爲“煙山軟件技術服務中心”。“煙山”取自福州十六中附近的一座小山——煙臺山，傅瓚把中間的“臺”字拿掉，爲了讀着順口。
1985年5月，從工商局領到營業執照後，煙山軟件正式營業。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紅白機的貨源大多來自距福州三小時車程的石獅。當時的石獅以小商品走私聞名，電子錶、尼龍傘、布匹、隨身聽、遊戲機……水貨源源不斷從這個小鎮流向全國各地，以至於石獅汽車站成爲福建省內開通長途班車線路最多的一個。
近水樓臺先得月，福州因此成爲遊戲機和遊戲卡的集散地之一。後來佔據國內紅白機市場半壁江山的“小天才”兼容機的組裝廠，以及以改編和開發紅白機遊戲爲業的外星科技，均坐落於福州。
煙山軟件也開始經營紅白機。最初，兼容機尚未出現，原裝機1500多元的價格令普通家庭難以承受，所以銷量很少，每月僅能售出三五臺。直到後來，他們代理了“小天才”兼容機，銷量纔有所上升。
一次進貨，遊戲卡帶在運送過程中被摔散。傅瓚拾起檢查，發現卡帶的內部構造很簡單，PROM、TTL線路，這些對於已有漢卡和雅達利卡帶改造經驗的他來說，再熟悉不過。於是他買來空白芯片，自己燒錄遊戲。原裝卡帶進價兩三百元，自己組裝，成本僅六七十元，利潤頗豐。
積累一批程序後，傅瓚的好奇心又上來了：能不能像以往修改雅達利遊戲那樣，改造紅白機遊戲？選擇《坦克大戰》爲試驗對象，一是因爲這款遊戲簡單有趣，二是因爲遊戲自帶編輯器，改起來相對容易。
傅瓚對原版的地圖和參數進行修改，添加一系列新關卡，於是就有了“煙山版”《坦克大戰》——《坦克7》。之後他又製作了《坦克14》、《坦克28》、《89坦克》和《90坦克》，加入敵方坦克吃寶物、雙打互借坦克等功能，以及水陸兩用坦克（可渡河的船）、火焰噴射器（可削草的手槍）等寶物。
“煙山版”《坦克大戰》出人意料地大賣，甚至有經銷商爲了第一時間搶到貨，在學校辦公樓大廳打地鋪。一次，傅瓚去北京出差，在王府井一家百貨商店看見《90坦克》的卡帶，三百多元的標價把他嚇了一跳。這些卡從他手中批出的價格，只有八九十元。
中國大陸玩家所玩的《坦克大戰》，多是出自傅瓚之手的修改版。其中《90坦克》流傳最廣，辨識方法很簡單：B3、B5、B6、B7四版地圖上，分別寫有“福州”、“煙山”、“軟件”、“542408”（電話號碼）。
在中國電視遊戲短暫的發展歷程中，“煙山版”《坦克大戰》成爲被盜版次數最多的遊戲之一。當時市面上的大多數低K合卡，均包含此節目。傅瓚估算，如果加上國內外各種翻版，《90坦克》的銷量已逾3000萬套，而經煙山軟件售出的，僅區區數萬套。
憑藉“坦克”系列，1989年，煙山軟件的營業額突破200萬元，公司規模從最初的3人增至16人。
然而短短一年後，福州本地銷售遊戲機及卡帶的個體戶即增至100多家。卡帶的破解和燒錄已無門檻可言，從讀取、燒錄到焊接，整套設備只需2000多元，外殼本地生產，空白芯片購自臺灣。
當盜版形成規模，創新力的比拼演變爲成本的比拼。爲維持生計，煙山軟件後期做起了卡帶外殼的生意。六七角的進價，賣一塊多錢，已是不錯的利潤。而這些外殼，大多流向了盜版商販。一個無奈的諷刺。
煙山軟件由盛而衰的那一年，廣東中山市，29歲的段永平成爲一家虧損200萬元的小廠的廠長。他瞄準紅白機，轉型生產仿製遊戲機，這就是後來的“小霸王”。
“你家裡有彩電了嗎？爲什麼不用幾百元錢，爲你們全家再增添無窮無盡的歡樂。……勝天9000型電視遊樂機，由一臺小型電子計算機和一對操縱器組成，在電視屏幕上顯示出千變萬化的圖形，構造出驚險有趣的場景。”這是刊登在1989年5月11日《杭州日報》上的一條廣告。
廣告中的“勝天”，是當年臺灣勝天電子有限公司推出的仿製紅白機品牌，其機器以藍白色爲主，因質量穩定，與“小天才”一併，佔據了國內兼容機市場的大半江山。
這年春天，黃佶下海，從一名中科院博士轉職爲銷售。上面這段廣告詞，就是他在杭州跑銷售時寫的。
博士畢業後，黃佶暫未找到合適工作，便留在所裡幫老師做實驗。聽老師說起有朋友在上海開了家賣遊戲機的公司，他前往應聘，入職跑起了銷售，每月250元工資。老闆是一名知識分子模樣的中年人，胖胖黑黑，戴着眼鏡，黃佶後來才知道，他也是從中科院下海的。
1989年，“勝天”進軍大陸，這家只有十多人的小公司成爲總代。老闆交給黃佶一個行李箱、一臺樣機、一疊合同、四百元差旅費，派他去杭州開拓市場。與以往實驗室的工作不同，銷售需要與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聯絡百貨商店，討價還價，在媒體上打廣告……黃佶花了不少時間才適應這個新角色。
返回上海時，他對銷售已駕輕就熟。中百一店、中百九店、華聯商廈，定期與這些大商場聯繫，鋪貨、促銷、佈置店面。
一天，黃佶接到上海少兒出版社編輯打來的電話，對方看見遊戲最近很火，報紙上也有對其利弊的討論，便想找個熟門熟路的人寫一本介紹遊戲的書。黃佶毛遂自薦：我來寫吧，我是博士，保證能寫好。
攬下這件差事後，黃佶犯了愁，自己只寫過論文，卻沒有寫書的經驗。他決定按照論文格式，先從電子遊戲的發展史談起，接着談遊戲機的原理、構造及使用方法，最後切入正題——“遊戲節目過關技巧”。
在研究所讀博時，黃佶也算是遊戲高手。每天吃完晚飯，一羣同學圍在他身邊，看他在蘋果電腦上玩空戰小遊戲《Star Blazer》。爲了寫好這本書，他開始苦練遊戲技巧，下班一到家就打開遊戲機，玩到半夜，然後躺在牀上寫攻略，寫完一頁，往枕頭下塞一頁。完稿前，手稿摞起已有一拳多高。
在他看來，打遊戲比寫論文難得多。打《古巴戰士》，他把手指磨破了。《魂斗羅》實在打不穿，只好以一條香菸爲報酬，請公司的一位老銷售代爲通關，自己在邊上做筆記。玩《網球》，他對網球規則一無所知；玩《古巴戰士》，他只知卡斯特羅，不知切·格瓦拉、巴蒂斯塔，於是一趟趟地跑圖書館查資料。
1990年6月，《電子遊戲入門》正式出版，全書136頁，8萬多字，售價1.6元。黃佶從出版社領到數千元稿費，部分稿費以書抵扣。下班後，他把出版社發來的一千本書堆在三輪車上，專挑賣遊戲機的地方吆喝。
《電子遊戲入門》是第一本在大陸正式出版的面向普通玩家的遊戲圖書，書中既有遊戲攻略，也有產業分析，例如，首次向國內讀者介紹了1980年代初的“雅達利衝擊波”，提醒遊戲業以此爲戒。黃佶還結合自己的銷售經驗，指出“買得起遊戲機，買不起遊戲卡”是制約大陸游戲機市場發展的主因。
“9999999合1”
“我們自嘲就像是等待被撈的餃子。大部分餃子都留在湯裡，最後煮爛了。我很幸運地成爲了被撈上來的那隻餃子。”曹老師的經歷，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命運的一個縮影。
1965年，曹老師考進上海第一醫科大學，一年後即遭遇“文革”，學業荒廢。1970年，她與後來成爲丈夫的同班同學一起被分配往大西北，在青海一呆就是八年。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也恢復了研究生考試。曹老師與丈夫爲離開青海而拼命讀書，那一代人稱之爲“考戶口”。她順利考入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回到家鄉福州，1982年又考取研究所的量子化學博士，成爲中科院院長盧嘉錫的“大弟子”。那年，全國中科院系統僅104名博士，女博士更是隻有4人。
曹老師覺得自己很幸運。許多“老三屆”返城後找不到工作，長期處於社會底層，而她卻走進窗明几淨的研究所，拿到了每月140元的工資。唯一的遺憾是家庭不完整。兩個孩子出生在青海，因高原不適，不久就被送到上海的爺爺奶奶身邊。之後十多年，父母與孩子只有春節才能見上一面。那時，曹老師經常做夢迴上海看望孩子，每次想到孩子，夫妻倆就會抱頭痛哭。
1988年，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齡。爲了一家人團聚，曹老師決定放棄研究所的優厚條件，停薪留職。夫妻倆攢了一年的工資，搬往上海。因爲沒有上海戶口，他們進不了正式單位，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一夜之間從知識分子變爲無業遊民。
那一年，曹老師42歲，看不見未來的出路。
從未撥過算盤珠的曹老師決定下海經商，然而第一次下海就嗆了一大口水，辛苦賺來的錢被掛靠單位悉數吞掉。聽說她的經歷後，曾經在中國科技大學任職的一位學者，邀她去合肥爲學生演講。演講結束後，給了她50元辛苦費，對她說：“希望你明白，知識是有價的，是可以賺錢的。”
曹老師記住了這句話。1989年春，她加入一家生產黑白電視機和毛絨玩具的街道工廠，籌建研究所，每月工資400元，外加100元補貼。“簡直是天價，我能養活一家人了！”曹老師激動不已。
這個“研究所”與她之前從事科研的“研究所”截然不同，在這裡，效益是第一位的。做什麼才能盈利，曹老師心裡一點譜都沒有。一次，去同學家玩，她看見一臺長方形的黑色機器，一頭連着電視，另一頭接着一個小方盒。同學告訴她，這是臺專門用來玩遊戲的機器，叫做“雅達利2600”。
曹老師立刻跑去上海第一百貨商店，在那裡找到了三種遊戲機：一是原裝紅白機，一臺機器加一盤卡，約1500元，被稱爲“高檔機”；一是“小天才”等兼容機，600多元；雅達利2600屬於“低檔機”，400多元。
在遊戲機櫃檯前，她看見很多孩子，目不轉睛盯着電視上的遊戲演示。他們專注的表情，令她印象深刻。
曹老師與同事一起，製作了三臺仿雅達利2600的樣機，送往上海第四百貨商店的玩具櫃檯，請對方代銷。他們掛出事先寫好的宣傳板，板上寫着：“引進美國雅達利遊戲機技術，自行生產，價格優惠。”
三臺機器即刻售罄，宣傳板尚未收起，又陸續有人過來打聽。廠裡決定立項生產家用遊戲機，瞄準當時市面上熱賣的“小天才”，將機器命名爲“小天使”。
1990年代初，兼容紅白機大量面市，品牌雜多，除外型與按鍵佈局稍有不同外，內部構造、功能設計及附件配置幾乎一模一樣。
與此同時，“學習機”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概念也被創造出來。其原型是任天堂1984年推出的“Family BASIC”，國人爲其添加了打印機、錄音機、軟驅、鼠標等外設，市場宣傳時，將“學習”的功用置於“遊戲”之上。儘管褒貶不一，但不可否認，這是國內最早面向本土市場量身定製的遊戲機硬件。
此時的曹老師已離開原單位，自立門戶，做起了遊戲機維修的生意，她還同深圳東達電器有限公司合作開發了名噪一時的“金字塔”學習機。金字塔學習機的賣點之一是採用多槽口設計，以方便擴充和升級。“具有多個擴充槽的多功能電腦學習機”的專利權人中，便有曹老師的名字。
之後十多年，曹老師由硬件轉向軟件，先後在上海、福州、深圳等地成立公司，開發紅白機遊戲及教育軟件。1998年，她還和丈夫開了一段時間“夫妻店”，她負責寫軟件、製作動畫和音樂，學藥理出身的丈夫將卡帶樣品手工焊好，交給工廠批量生產。
曹老師家中至今仍收藏着由她經手的25000多張遊戲卡帶，大多組合或修改自其他遊戲，也有少數原創，如《美猴王》、《獵殺侏羅紀》，以及爲紀念1997香港迴歸開發的《九七港京拉力賽車》。
這兩萬多張卡帶中，有一張特殊的合卡——“9999999合1”。遊戲選擇菜單上有兩隻飛鳥，背景音樂是《人鬼情未了》。這類“超級合卡”的出現，標誌着紅白機遊戲在中國步入了最後的輝煌。
1980年代以前，上海的人民大道主要用於國慶檢閱之類的羣衆集會和遊行。“文革”結束後，這條大道從喧鬧中安靜下來，成爲一條普通的馬路。站在路上左右眺望，看不見典雅氣派的上海大劇院，也看不見造型奇特的城市規劃展示館，只有一些臨時搭建的鐵皮棚，零零星星，散落路旁。
在這些棚屋中，譚啓仁的店無疑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他的櫃檯裡除了玩家熟悉的紅白機及遊戲卡帶外，還擺着一臺時尚的黑色遊戲機，機器中央的圓盤上寫着大大的“16 BIT”，角上印着一行白色字母——“MEGA DRIVE”。它就是日本世嘉1988年推出的16位機先驅——世嘉MD。
當時，中國老百姓的購物場所主要集中於國營百貨商場，個體電玩店仍是新鮮事物。在上海，如果你想購買遊戲機或遊戲卡帶，首選地點是上海第一百貨商店或向陽兒童用品商店。
1990年，譚啓仁的電玩店開張後，很快成爲上海電玩迷的樂園。雖然小店沒有招牌，沒有名字，佈置也很簡陋，但只要提起“人民大道那家店”，大家都知道指的是這裡。
譚老闆的正式身份，卻鮮有人知。有人猜測，他可能是浙江大學的客座教授，因爲曾聽他提起在浙江大學開講座的事。有人說他可能是某電子研究所或國營電子廠的工作人員，因爲他的店裡除了遊戲機外，還有Z80和MCS-51單片機開發系統之類的硬件。
上海人民大道的這家電玩店，是譚啓仁的第二次創業。
那時的中國正經歷全民皆商的狂潮，知識貶值，社會上流傳着“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的順口溜。知識分子紛紛放棄學術研究，下海經商，其中大多數流向了貿易公司或是簡單賺取差價的小公司。
譚啓仁也是其中一員。下海前，他是浙江大學附屬杭州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的程序設計助教老師。1988年，他放棄在大學任教的機會，借了20萬元，掛靠浙江省科技開發總公司，創辦浙江現代微電子技術公司，目標是：動漫遊戲的開發、家用遊戲機的製造，以及遊戲雜誌的創辦。
一年後，公司生產的第一批兼容紅白機，在杭州和上海兩地面市。然而令譚啓仁意想不到的是，1989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向國務院上報的浙清整辦《關於撤併省屬32家公司的通知》，竟然把他的這家民營科技企業也當作清理整頓對象，由此引發了全國第一起民告省政府的案件。
十七年後，譚啓仁在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論文中寫道：這是1990年10月我國《行政訴訟法》實施後全國第一起民告省政府案件，浙江省人民政府主要行政首長的不當干預和司法機關違法辦案，是造成歷史錯案的主要原因，也暴露了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弊病。
苦心經營的公司被撤銷，投入的20萬元打了水漂。譚啓仁並未放棄，他從杭州轉至上海，開始第二次創業，於是便有了上海電玩迷熟悉的“人民大道那家店”。
在上海玩家的記憶中，“人民大道那家店”與一本名爲《電子遊戲指南》的雜誌緊密相聯。
這是一本“地下刊物”，沒有主管單位，沒有書號或刊號，出版週期也不固定，每月一期或兩月一期，取決於新遊戲的數量。印刷很簡陋，封面是一張16開白紙，印着“電子遊戲指南”六個大字，內頁爲黑白，只有文字，沒有圖片。每期四五十頁，以遊戲攻略爲主，封底是人民大道電玩店的廣告和價目表。
《電子遊戲指南》由譚啓仁出資創辦，張弦、葉偉撰稿，印好後放在店裡，買遊戲贈送，單買5塊錢一本。在那個資訊與交流極爲貧乏的年代，這本“地下刊物”很快吸引了一批忠實讀者。
1991年至1995年，《電子遊戲指南》總共存活了四年，期間譚啓仁也曾考慮“轉正”。1992年，他聯繫《電子世界》雜誌社，發行了兩輯有正式書號的出版物，名稱由《電子遊戲指南》改爲《電玩迷》，封面、封底、封二和封三改爲彩色，以“電子遊戲叢書”的形式出版。
《電玩迷》僅出兩輯，即因國家對書號的嚴格管控而被迫停刊，重新轉入“地下”。1995年，這一國內遊戲雜誌的先行者被上海出版局以非法出版物查處。“我清楚地記得，1995年的一天，幾千冊剛發到上海的《電玩迷》，在上海火車站被查扣，雖然也少不了送禮，但還是被罰去七八千元。”譚啓仁回憶道。
這時，他的電玩店也因人民廣場綜合改造工程的動工，搬至陝西路與復興路路口的一家文具店裡。上海的電玩市場開始由16位機向32位機過渡，競爭越來越激烈，商家的“貓膩”也越來越多，“人民大道那家店”不久便泯然衆人矣。
結語：1983年7月15日，紅白機（FC）在日本正式發售。那一年，傅瓚在福州十六中任物理老師，曹老師在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攻讀博士，黃佶在上海讀碩士研究生，每月70元補貼，譚啓仁在浙江大學負責計算機房的軟硬件維護。五年後，他們的人生軌跡因這臺遊戲機而各自改變。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在歷史上處於這樣一個位置，當時的我只是被工作和生活推着往前走。我的人生目標很簡單，只要自己不是一個多餘的人，能夠被別人需要，被別人想念，就滿足了。”傅瓚說。採訪結束後，每年春節，都會收到他發來的祝福短信。
“如果我沒有考上研究生，就沒有學習電腦的機會。如果我不是院長的學生，那位改革名人就不會注意我。只有不斷往前闖，纔會有後面的機會。”曹老師說。接受採訪時，她正在爲一款國產多媒體掌機做技術顧問。一年後，掌機上市，市場反響熱烈，但隨即傳出她與合作方的一系列糾紛，之後，便與她失去了聯繫。
“遊戲機的功能將越來越多，圖像質量也會越來越高，價格卻會不斷下降。同時，遊戲節目也將越來越豐富。電子遊戲機在家庭電子系統中的地位，必將越來越重要，它一定會成爲每個家庭，甚至每個人不可缺少的生活伴侶。”黃佶在23年前的《電子遊戲入門》一書中寫道。身爲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他最近一次“不務正業”，是2012年繪製了一張“中國政改路徑底層設計圖”，引發圍觀。
年近七旬的譚啓仁，仍在爲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忙碌。他帶領浙江大學的30名碩博生，創辦了一家股份制現代農業企業，種植蔬菜、栽培水果、養豬，打造有機食品。“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他以毛澤東的這句詩，總結自己的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