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臺灣──七七事變 臺灣人民祖國情（十二）
日本臺灣總督府是當時臺灣實際統治者，對彼時臺人的種種政治活動，日警均曾予嚴密監視並深入瞭解。據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日據時期嚴禁攜出部外）研析，認爲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非以單純的地方議會設置爲目地，而繫帶有顯著的民族運動色彩，動輒表現出意欲統治權脫離運動之傾向，惟其運動者比較屬於知識階級，故對世界大勢與本島地位等有相當理解，知悉不能立即實現這種野心」。
運動者思想甚頗不一
「綜觀彼時其幹部之思想言行大致有二，其一即立足於對支那（中國）將來寄與莫大囑望，以爲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而雄飛世界，必定能收復臺灣，基於此一見解，於此刻到來前不可失去民族特性，涵養實力以待時機。
因此民族意識極爲強烈而追慕支那，開口即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唆民族自信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行，行動常有過激之虞。
其二則對支那將來未有莫大期待，置重點於本島人的獨立生存，假令復歸支那若遇較今日更烈之苛政則將無所得，因此不敢排斥日本，而以臺灣爲臺灣人之臺灣，專圖增進其利益幸福，雖然如此，彼輩系因對支那現狀失望，而不得不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見支那隆盛，則不難想像必將回復如同前者的見解。前者的代表人物爲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屬於後者的則以蔡培火、林呈祿爲主。至於林獻堂、林幼春以下的幹部，雖旗幟不甚鮮明，但大勢似傾向後者。
至於幹部以外的運動者，其思想甚頗不一，或夢想本島獨立復歸支那，亦有主義傾向主張反對現在的國家社會組織自體，也有單隻希望本島自治者，亦有某種感情論者，一時難以道盡，但究其根底就是不樂意日本統治，至少在實質上欲脫離日本之羈絆則相同」。
因此，站在日本殖民當局的立場，認爲：坽倘若讓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實現，或着容認此種運動公然盛行，島民將錯認爲此一前進方向已獲肯定，將呈現急速走向民族主義的傾向，從而將不再有人聽信內地延長與民族融合的說法。
臺人將認爲日本無力抗拒世界大勢，不得已而准許殖民地自治，致使增長本島人的暴慢，引發內地人（日本人）的憤激，從而妨害內地人與臺灣人間的融和，加深其間渠溝。由於本島島民與官廳間的關係，長期處於反目嫉視情況下，不難想像將恐因本運動帶來激變，故日本殖民當局不允臺灣設置議會。
1926年臺灣議會設置第七次請願時，日本內閣總理若槻禮次郎在帝國議會上，即明確地說明「在臺灣、朝鮮等設置特別議會是違反憲法，而無論如何不能容認」的宗旨。
在當時日本殖民統治下，站在日人的立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最終不可能成功是可想見的。然而該運動在啓發臺人政治意識，打破臺灣總督府的封鎖，將臺灣統治的黑暗面曝於日本本土，喚起日本輿論及日本中央政界的注意，改變日本本土識者對臺人的觀感等方面，自有其一定的貢獻。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全面佔領中國，於1937年7月7日，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以此爲標誌，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區域的戰事也正式拉開。在日本的第一塊殖民地臺灣，總督府立刻發佈「爲因應時局徹底進行精神總動員件」和「華北事件之際特別注意事項」，加緊了輿論的宣傳與控制。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時，臺灣已經被日本殖民統治了四十二年，且進入戰時體制，但臺灣各地反抗行動和反抗言論卻仍接連不斷。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現藏相關共有十七件史料「『中國事蹟與本島人的動向』上報之件」，該檔案分別收藏於1937年的《密大日記》、《陸支密大日記》，1938年的《陸支密大日記》、1939年的《陸支密大日記》及1940年的《陸支密大日記》內。
這些檔案是根據當時臺灣憲兵隊長、總督府警務局長、各州知事及廳長的通報編纂的，由臺灣軍方高級長官向日本陸軍最高長官提供的情報資料。例如在1937年9月1日，臺灣軍司令部參謀長秦雅尚，報給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的「臺軍作第43號」密件：《通過北支事變看本島人的皇民化程度》，發現這份資料記錄了在這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臺灣島內就有70多件反抗事件發生，其中言論行爲的反抗事件計有52件，其中又有許多日常口語居然是視中國爲祖國，其具體內容及處理方式如下：7月18日，臺北市東門町130雜貨商洪文超在自家向大衆宣傳：日支開戰，支那大國必勝；拘留5日。
7月22日，臺北市下奎府町3-59的粘忠俊在市內大和町臺北印刷廠對臺灣人印刷工宣傳說：日本人爲盜賊，心黑，將來必死光；所轄署檢束中。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