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大廠的抑鬱病人
作者|陳默
編輯|江嶽
工作了幾年之後，一天，大廠網絡新聞編輯沈毅感覺自己“病了”。
那是一個週末，公司大樓燈火通明，他坐在工位上值夜班。突然之間，一種冰冷的感覺像蛇一樣爬上來——胸悶，無法呼吸，感覺痛苦。這種痛苦不但是身體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他起身去洗手間給家人打電話，打着打着就嚎啕大哭。
他去看中醫，醫生開了一堆藥，其中有治療抑鬱的中成藥。從醫院出來後，他逃離現實的願望空前強烈，於是給領導請假，想着：如果領導不批假，他馬上辭職。
領導批了假。他馬上買了一張火車票，去南方旅行。回來之後，他感覺好些了。
但過了一段時間，那種抑鬱的感覺又回來了，就像一個無限循環，反反覆覆出現，困擾他很多年。
從2019年到2021年，大廠HR雨璇出現了兩次心理崩潰。
一次是2019年。當時她接受了一個挑戰性很大的項目；頭一年，她剛做了母親。雙重壓力之下，她出現了崩潰。她去北醫六院就診，結果顯示，她患上了雙相情感障礙。
圖：《實習醫生格蕾》劇照
她提出辭職，被領導挽留、建議轉崗。在新部門調整了一陣子，她感覺自己好一些了。
2021年的那次崩潰來得更爲劇烈。當時，雨璇所在部門的一個項目黃了，她的家人則生病住院。在外人看來，她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房有車，但是她感覺，自己當時被事業和家庭放在火上烤。
那段時間，雨璇出現了重度失眠和死亡焦慮。在北醫六院，她被確診爲重度抑鬱。
爲了自救，雨璇去做心理諮詢。在首次諮詢的50分鐘裡，她哭了整整45分鐘。壓抑多年的情緒一旦爆發，整個諮詢室都被淹沒了，“壓都壓不住”。
“我很不喜歡我現在的樣子，也很不甘心，我想活成我喜歡的樣子，你能幫幫我嗎？”她對諮詢師哭道。
心理諮詢師李丹旻服務的對象包括不少大廠人。她發現，當一個人在大廠卷得很歡時，這個人是不需要心理諮詢的，只有身體出問題的時候，他可能纔會想到去做心理諮詢。因爲心理問題會“軀體化”，這是心理問題的軀體化表現，即，一個人承受的心理壓力和情緒，最後通過身體的疾病表現出來。
圖：《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劇照
李丹旻有一位朋友在大廠工作，在工作時，他非常忘我，每件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另一方面，他對自己的身體感覺非常遲鈍，對一些腰痠背痛之類的小問題毫不在意，一旦開啓工作模式，就會全情投入。
直到有一天，他被查出患有嚴重的免疫系統疾病。
心理問題還會代際遺傳，每一個來尋求心理諮詢幫助的小孩後面，都是一個有問題的家庭。李丹旻在給一個有抑鬱問題的孩子做心理諮詢時發現，癥結不在孩子身上，而在孩子的媽媽身上——這個媽媽在大廠拼命工作，經常整個人都處於躁狂狀態，完全無法安靜下來。“她好像進入那個機器裡面，有點出不來了。”
媽媽的焦慮感，全部都傾瀉到了孩子身上。
“當父母一直活在自己的焦慮裡時，他們是沒有辦法看見孩子的。孩子的感受被父母的情緒覆蓋掉了。”李丹旻說，當孩子持續不被父母看到、無法發展出健康的自我，到青春期就容易出現無法上學、自殘乃至自殺等行爲。
在大廠，人的無意義感和虛無感會提前降臨。它源於機械重複、過於細化的流水線作業，也源於高效、高度協同必然導致的去個人化。在某種程度上，人被工具化和異化了。
“爲了效率，大廠領導往往說一不二，下屬的空間很小。如果你有自我意識，覺得被控制很痛苦，何去何從？”李丹旻問。
一個大廠員工說，每天上班，都感覺自己“像是一個機器人”。
在大廠做實習編輯的第一天，沈毅就感到了不適。那天他腰痠背痛，工作也沒什麼技術含量。一個念頭劃過他的腦海——“這就是我以後的人生嗎？”
圖：《疑犯追蹤》劇照
他覺得網絡新聞編輯跟富士康工人沒什麼本質區別：都是三班倒，都是不停簡單重複，都要拼體力。富士康的生產線叫“拉”，每條“拉”的負責人叫“拉長”，沈毅經常和同事開玩笑，叫自己領導是“拉長”——大家都覺得，自己就像是在流水線上擰螺絲。網絡編輯的小夜班是下午3點到晚上12點，大夜班是晚上12點到早晨7-8點，值完一個通宵夜班，就像中了毒，“連呼吸都難受”。剛緩過來，下一個夜班又來了。
工作能體現出智力含量的部分，就是改標題——用20或24個字，把一篇文章的主要看點囊括進去。但這樣的部分，很少。
壓力則比富士康更大。網絡媒體極其看重時效，各大商業網站會比拼誰的突發新聞PUSH發得更快。一條新聞比競品早發1秒，就可以放進週報作爲重要業績彙報。在此情況下，網絡編輯的精神高度緊張，不敢錯過任何重大突發。在搶時效搶到極致的情況下，有時會出現讓人啼笑皆非的情況——幾個網站前後腳推送的都是假新聞。因爲沒有時間去核實。
亦誠曾在某大廠遊戲部門任職。部門下面有很多工作室，因爲曾經出現的賽馬機制，不同遊戲工作室和項目之間就會出現“反覆造輪子”的情況。大量基礎而無意義工作因此產生。“你會特別無奈地想，我的天，我在公司待了這麼多年，現在還要做這個。但是在這個制度下，你沒有選擇。”
圖：《生活大爆炸》劇照
生存焦慮也困擾着大廠和大廠人。
在外部資本市場，評價大廠表現的依據，是利潤率、營收、增長率等數據。在大廠內部，評價員工表現的依據，是KPI、已淪爲KPI變種的OKR、季度考覈和年終考覈等。
“當所有人都被無形的結果和功績指揮着的時候，每個人的內心都是有生存恐懼的。”雨璇說。
作爲網絡新聞編輯，沈毅清楚地知道，自己KPI考覈的最關鍵數據就是流量。“爲了KPI，有的編輯會把一坨坨吸引流量的狗屎推到頁面上。但是你心裡知道，這個東西沒有任何價值。”
沈毅相信新聞專業主義，覺得新聞應該懲惡揚善、反映社會現實，但他發現，能反映社會現實的嚴肅稿子往往流量都不高，甚至很低，而那些打“黃賭毒”擦邊球的稿子，流量則很高。他的領導對外宣稱說要做嚴肅新聞，但當沈毅推了一條流量很差的嚴肅新聞時，領導就會質疑：“爲什麼要推這條？”“流量不行，趕緊撤了”。
因爲流量是互聯網大廠的命脈。流量就意味着廣告，意味着錢。
大廠很多部門下設的工作室會被要求獨立覈算成本。項目負責人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項目和手下的員工每天要花掉多少錢，項目成本與研發成本要以怎樣合格的利潤率才能賺回來，從而保證工作室的營收與年終獎。“當大家都開始拼利潤率和成本覈算的時候，就捲起來了。”亦誠說。
讓大廠人焦慮的末尾淘汰率、35歲紅線，也都是冷冰冰的數字。“你會感覺工作得越久，自己就越沒有價值。”曾在大廠任管理者的王彥說。
圖：《上班一條蟲》劇照
大廠生存焦慮的直觀體現之一，就是公司要求某個部門或工作室自證價值。“當一箇中層帶着團隊說我們要自證價值的時候，有80%的機率是悲劇的開始。”雨璇說。在要讓公司看到自己更有價值、自己部門值得活下去的時候，管理者和員工很難做出理智的決策。
她覺得，如果不折騰，大廠的有些業務“可能死得還慢點”。
“在大廠的上升期，大家也會有拼搏的感受，但是每天大部分時間還是充斥着無聊、空洞和無意義：開各種各樣的會，跟各種團隊PK，爲了一點資源你爭我搶。還有同事擅長向上管理，天天琢磨老闆，老闆喜歡啥他就彙報啥，粉飾業績，捏造自己都不相信的成果。在行業發展放緩之後，更是如此。”王彥選擇了辭職。
還有更多人沒有離開的勇氣，但又倍感痛苦，於是就會有一種分裂的感覺。
好學生，是大廠的抑鬱高發人羣。
“大廠的好學生密度很高，這是從源頭篩選的結果——大廠招收大量的應屆畢業生，他們中的很多都是教育體系中的佼佼者。”已投身心理諮詢行業的前大廠員工蕭念一觀察發現。
勤奮、溫順、忘我奉獻、追求完美，讓好學生成爲大廠的理想員工。
但另一方面，好學生會高度在意外界評價、過度反思，永遠都覺得自己不夠好。遇到問題，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抨擊自己。不久前，歌手李玟因抑鬱症去世。她的姐姐李思林告訴媒體，在妹妹病情惡化時能感受到妹妹的無力，“妹妹會嫌棄地說，‘都是我不好’。”
圖：《丈夫得了抑鬱症》劇照
“好學生不能接受自己的‘無價值’，而他們價值感的來源，在學校時是成績，在職場時是業績。一個每天摸魚混日子還能拿高薪的大廠員工是不會抑鬱的。”李丹旻說。
雨璇曾是這樣的好學生。她畢業於國內頂尖高校，有碩士學歷，工作後業績出衆。“在職場上，我一直想做一個女戰士，做一個神奇女俠，很想去證明自己。”
所有心理問題都是“裡應外合”的結果。在兩次大崩潰後，雨璇發現了自己的問題根源所在。其中既有大廠的外因，也有自己的內因——“你很認真地想去證明自己的價值，對工作、對出成績這件事非常在意。你很想要那個很厲害的自己，很排斥自己不夠好的地方。”
心理學上有一個名詞，叫做“假自體”，也就是說，一個人爲了迎合外界眼光、順從外部環境，打造出了一個虛假的“殼”，但這並不是真實的自我。很多好學生就頂着這樣的假自體生活，他們的自我價值、生存的意義全部建立在外部認可之上。於是，讀書的時候，他們通過努力獲得高分，讓家長和老師認可。進入大廠後，他們通過努力取得成就，讓公司和領導認可。
換言之，我工作，故我在；我優秀，故我在。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他們無法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脆弱的一面，將這部分壓抑在潛意識中。壓抑得太久，就容易被反噬。
雨璇發現，在自己此前任職的大廠，不少老員工都是好學生，都有一些抑鬱。後來她反思，“爲什麼我們會對工作對自我價值的關係這件事這麼看重？爲什麼我們像依賴生命的養分一樣依賴外界評價？其實是因爲我們內在的自我沒有長得特別穩固。”
但在想明白之前，大廠生活就像爬滿了蝨子的華麗袍子。
有一次，雨璇被老闆的一句指責深深刺痛：“你的標準就這麼低嗎？”
她特別難受。“這種話我是聽不得的。如果別人在這方面質疑我，我就非常想反抗。” 畢竟，長期以來，她關於“我很好”的自我認知，是建立在“我很負責、我很上進、我對我自己要求非常高”的基礎上。領導的那句話，相當於否定了這一切。
圖：《坡道上的家》劇照
從大廠離職前，亦誠一直是四星五星員工。直到一次，她參與運營的一個遊戲項目因爲某些原因被叫停，工作室面臨人事大調整，亦誠體驗到了巨大的失控感。爲了緩解焦慮，她找到一位心理諮詢師做精神分析。
這位心理諮詢師是拉康派的。包括拉康派在內的很多精神分析流派都認爲，包括孩子在內的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主體，所以精神分析師會經常問來訪者：“‘別人覺得你好，誒，你覺得自己好嗎？’（‘別人覺得你不好，你覺得呢？’）‘別人想讓你做這件事，誒，你想做這件事嗎？’”
被諮詢師這樣問到時，亦誠被深深地觸動了。“竟然有人問我是怎麼想的。我從來不知道我是怎麼想的，以前沒人問過我。”
她後來就發現，很多大廠好學生都陷落在二元關係的思維中，只能通過外界評價來感知自己的存在。“你說我好，我就是好的，你說我不好，我就是不好的，我就很難受。”而更健康的狀態應該是三元關係，即使你說我不好，我也知道，這只是你對我的評價，並不是真實的我。但很多好學生一直生活在評價與被評價的環境中，人格結構上沒有獨立評判意識。
在大廠，還有很多好學生的痛苦來源，是強烈的道德潔癖與公平意識。
一位前大廠員工在發現直屬領導貪污、向其上級領導舉報未果後，整整痛哭了一個晚上，“完全是生理性反應，渾身發抖，停不下來”。她一直堅信的那個世界崩塌了。
另一位大廠員工幹了本部門最多的活兒，年底考評時卻被領導穿小鞋，拿了低分。他也久久無法釋懷。“好學生的心態是要公平，在行業蓬勃發展的時候，你越努力越被認可，越得到正向反饋。但是當環境變化，大家要靠彼此競爭、打壓來獲取資源時，這套價值觀就會變成弱點。你不認同領導，領導就要拿低評價低績效趕你走，否則人人效仿你這種情況，人心散了，團隊也散了。”亦誠說。
一個大背景是，互聯網行業在2018、2019年之後發展放緩，可做事的空間變少，這必然影響到個人工作和升職加薪的空間。在過去三十年裡，中國社會的基調就是高大猛好，要創造，要發展，要向上，人們相信的是明天會更好，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好學生的人格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形成的。但當在職場“大殺四方”的願望遇到收縮的環境，好學生就很容易產生自尊體系的崩塌。
互聯網大廠，曾經是最適合好學生的職場之一。
雨璇在2016年進入大廠工作，當時她對公司的認知是充滿生命力，對有才華的人很包容。她也充滿使命感和幹勁，想真正爲社會創造價值。但這種感覺，隨着大廠規模的擴大，逐漸稀釋掉了。更多素質參差不齊的新員工加入，大公司病、官僚化現象逐一顯露。
“有各種小丑輪番上臺的感覺。”HR的工作讓雨璇發現，一些員工會表演障眼法，擅長誇誇其談，讓大家覺得他有精確的判斷，可以跟着做事，但隨後就會發現，這些人就像華而不實的小丑。
這些“小丑”往往有過度自戀傾向，甚至有一部分人就是被稱爲“天生的PUA大師”的自戀型人格障礙（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NPD）。根據統計，後者在美國總人口中的佔比達到6.2%。在美國，與NPD有關的知識已經比較普及，但在中國職場，瞭解NPD相關知識和其危害性的人寥寥無幾。
李丹旻和心理諮詢行業的不少同行都發現了一個現象——在卷文化下，擅長向上管理、向下霸凌的自戀者更容易上位，成爲領導。
圖：《半澤直樹》劇照
在心理學中，自戀型人格障礙患者分高功能自戀者（有能力）和低功能自戀者（無能），“逼瘋”好學生的，大都是浮誇且無能的低功能自戀型領導。網絡上曾傳出一個聊天截圖：有大廠領導要下屬叫自己“爸爸”，而下屬一一照做，直到事件曝光。
一位曾是部門骨幹的大廠員工在憤而離職多年後自學了心理學，這才發現自己當時遇到的就是低功能自戀型領導。
剛從其他部門空降過來時，這個基幹體貼入微，到處問手下：“我可以爲你做什麼嗎？”幾個月後，可能是覺得位子穩了，他突然就像變了一個人，開始對手下各種貶低打壓，甚至人格羞辱。問題是，他並不精於業務，只擅長向上管理，開會時的名言是：“要幹領導看得見的活兒。”“哪怕是一坨屎，也可以包裝成一朵花。”
實在不堪忍受，上述大廠員工和另一個骨幹同事選擇了離職。因爲投訴太多，後來這個小領導被調離。
另一位大廠員工也遇到過類似的領導。
這個領導不但爭功諉過，還習慣性撒謊——他要求下屬言聽計從，但一旦出了問題，他就會矢口否認自己說過的話。對下屬頤指氣使、貶低打壓，更是常態。就任三個月後，他手下十二三人的團隊，有一半人離職。
大廠禁止越級告狀的制度，會讓自戀者的精神虐待現象更難被察覺。
小紅書博主“灰灰是藍貓”是一位在英國執業的律師和心理治療師，對自戀型人格障礙有深入研究。她表示，自戀者會利用他人的特質和行爲方式來操縱和控制其他人。而好學生之所以容易被自戀者拿捏，主要是因爲好學生有同理心、同情心、順從、忠厚、老實，此外缺少城府和心機，對叢林法則認識不足。
舉例來說，自戀領導在工作中是甩鍋大師，不會承擔任何責任，核心信念是“我不可能有錯，有錯都是別人的錯”，且以貶低打壓他人爲樂。而好學生一遇到問題就會下意識地反求諸已，認爲一定是自己做得還不夠好，對完全不合理的苛責往往“照單全收”。自戀領導拼命指責，好學生拼命反省，這樣一來，他們就共同構建了職場的施虐-受虐關係。
圖：《黑暗榮耀》劇照
但這種關係不可能持久。“灰灰是藍貓”指出，長期而言，自戀型領導可能給好學生帶來許多負面影響，讓他們產生心理壓力、情緒困擾、工作滿意度下降，甚至可能導致身心健康問題，比如抑鬱症、焦慮症和失眠等。
“自戀型人格障礙是嚴重的精神疾病，對他人的虐待和傷害很嚴重，有人因此終身抑鬱，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或者精神不穩定。”她建議，如果情況持續惡化且無法忍受，比如發現自己的領導是極端的自戀者，好學生應該爲了身心健康考慮轉崗或離職。
大廠需要更加普及與自戀型人格障礙相關的心理學知識，做好管理者篩選，因爲自戀型領導往往不利於團隊合作、個人發展和公司目標。“灰灰是藍貓”觀察發現，“大部分自戀型領導是低功能的，他們的實際能力並不如他們自己誇耀和以爲的那樣好”。
“最重要的是，好學生應該保持對自己的尊重和關注，不讓自戀型領導的行爲影響到自己的價值觀和自我價值。如果情況變得過於困難或不可忍受，尋求職業諮詢、心理治療和法律援助等專業支持也是一種選擇。”“灰灰是藍貓”說。
因爲心理學知識的匱乏，一部分尋求心理諮詢的大廠人，並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李丹旻提到，一位大廠人說自己跟領導關係不好，在交談過程中，諮詢師發現其領導有嚴重的問題，但這位來訪者的反應是：“領導不都是這樣的嗎？”因爲不但他的領導是這樣，公司其他部門的領導也這樣。於是，他斷定自己與領導關係不好，是因爲自己做得不夠好。
“這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你要去迎合這樣的領導，除非把自己變成病人。”李丹旻說，自我歸因，在某種程度上是這個員工的自我保護機制——“不將這種情況合理化，他是待不下去的。”
不過，近年來，一個名詞開始被部分大廠人作爲“武器”，那就是“PUA”。
雨璇在做HR時發現，職場的領導和HR都非常排斥PUA這個詞，甚至會聲討PUA被員工用濫了，“覺得誰都可以拿PUA來給領導貼標籤”。但學習心理學後，她發現，命名其實是一種賦權。當大家不知道如何形容糟糕的被壓迫感時，就想到了PUA這個詞。
從個體角度來說，當一個人的遭遇可以被命名時，他就可以與因之而來的痛苦保持一定距離，而不是陷在"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是我在這個老闆下面幹活好痛苦"的狀態裡。
提供心理諮詢服務，是很多互聯網大廠的標配——這是給員工的福利，從側面也說明了需求足夠旺盛。
但很多時候，大廠的心理諮詢服務，更像流水線。
因爲工作壓力和被領導視爲非嫡系排擠，沈毅在公司預約過多次心理諮詢服務，但因爲排班時間不固定，他很難預約到固定的心理諮詢師。而只有來訪者與心理諮詢師建立穩固的關係，才能進入下一步。
一次，因爲工作細節，沈毅在微信羣和同事爭執了幾句。有同事馬上將截圖發給領導，領導大張旗鼓，在大羣裡斥責平時兢兢業業的沈毅“破壞團結，給公司業務造成了損害”。
他極度委屈，在內網預約了一位心理諮詢師，對其訴說苦悶，對方只是告訴他，保留好證據，不要那麼唯唯諾諾，“你是有還擊能力的，你是有選擇的”——就像所有不痛不癢的安慰一樣。
“這些話任何人都可以說，不需要學心理學。”他感覺意冷心灰，最終選擇了辭職。
圖：《無法成爲野獸的我們》劇照
直到一段時間之後，他的抑鬱才慢慢好起來。
當然，板子不能都打在大廠和互聯網行業身上，很多心理問題要回溯到原生家庭和教育、社會等方面。
“我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有很深的社會、歷史、文化的創傷，這些原生家庭的創傷會代代遺傳。歲月靜好的時候，這些創傷是隱藏起來的，或者不明顯。但是當環境一旦變化，人受到擠壓，它們就很容易被激發。”李丹旻說。
在一些中國家庭，父母的角色是缺失的。大廠提供諸多保障，更像是象徵意義上的父母。“心理上缺失父母的人，就會貪戀這樣的環境。實際上，他們是在補足自己早年匱乏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廠對於他們也是救贖。”李丹旻表示。
而在傳統的中國家庭中，家長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是爲你好”。孩子很少被看作一個有獨立意識的主體，他們的自我往往是不被看見的。儒家文化和集體主義也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把人放在羣體中。
很多中國孩子承載了家長過多的期待，他們從小接受的愛就是有條件的——“只有我這樣做，媽媽纔會愛我。”一位大廠好學生被媽媽不斷數落着長大，媽媽的理由是“我希望你完美”。她的缺點，是不被媽媽接受的。但“追求完美”是一場讓人精疲力盡的夸父逐日遊戲。這個好學生後來成爲了工作狂，一閒下來就有罪惡感。
因爲沒有接受過無條件的愛，好學生小時候迎合父母，長大後迎合領導，即使離開了家，他們內化了的嚴苛父母還會繼續批判自己，對內攻擊。
而在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中，努力工作是很高的美德。“我們身邊的好幾代人都把工作看得特別重要。”雨璇說。她的奶奶八十多歲了，每次雨璇回老家看她，老人總是叮囑：“你要好好工作。”
那麼，當我不努力工作的時候，我還能是誰？
圖：《伊藤君A到E》劇照
李丹旻發現，那個孩子抑鬱、自己心力交瘁的媽媽之所以無法離開大廠，就跟原生家庭有關係——她出生在一個極度重男輕女的家庭，一切自我價值都來自學習。
在這種模式驅動之下，她從一個不被看見的小女孩變成了家族的驕傲、職場的精英。她無法離開大廠，因爲那意味着安全感的消失。她不敢去想，如果自己不努力學習，不努力做一個好員工，她還能是誰。她的存在價值是被外界建構的。“去掉殼子後，她就是空的。”
當然，還是有一部分“大廠病人”，選擇了離開。
李丹旻那位患上嚴重免疫系統疾病的朋友接受了長期治療，撿回一條命。他從大廠離職，開始更加關注自己的身心。
有一部分離職的大廠人進入了心理諮詢領域，希望更深入地探索自己內心，找尋真實的自我。比如王彥就在放棄大廠的管理崗後，考上了北師大的心理學研究生。她想做一些跟之前不一樣的事情。
落差可想而知。一個直觀體現，就是收入從高薪銳減爲零。
“我有些孩子氣。可以說我辭職是因爲不成熟，但是我的心靈又會因此早一點自由。”她想找到生命的意義。
她感謝大廠帶來的財富積累，讓她在進入一條全新的賽道時沒有後顧之憂。不同於互聯網行業，心理學行業是一條長期賽道，沒有年齡焦慮，她想用後半生來做這件事情。
亦誠也選擇了從大廠主動辭職。她目前是一位心理諮詢師，並在打造一個心理諮詢師創作實習項目。她發現，在大廠工作時，自己的錢都用來消費，緩解工作帶來的痛苦了。“離開那個環境後，你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可以過一種由你自己選擇的、很簡單很滿足的生活。”
不過，改變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在心理層面。
在進入心理諮詢行業的同時，雨璇也在看心理諮詢師。最近，她的心理諮詢師告訴她，自己有一個感覺——“無論是你之前的大廠工作，還是現在的心理諮詢工作，都比你自己的位置更高，感覺你是服務於這兩個職業的。”
當聽到這句話時，雨璇哭了。她發現，自己還是有一些自己沒有看見的陰影。
心理諮詢師告訴她，你的自我是你真正的將領，是要帶領着你去打仗的。無論選擇什麼職業，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是高於任何一個職業本身的。
但另一方面，雨璇覺得自己還是有了巨大的進步。隨着自我覺察的不斷加深，她開始更加接納以前自己認爲自己“不好”的一面，活得沒有那麼累了。
圖：《丈夫得了抑鬱症》劇照
小時候，她的媽媽很少表揚她，所以有了女兒之後，雨璇曾經經常表揚自己的女兒。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發覺，表揚也是一種評價，她還是在重複母親“有條件的愛”的教育模式。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孩子會形成這樣一種心態——“只有被表揚，我纔是有價值的。”
現在，她試着儘量給女兒無條件的接納與愛。
她也試着給自己的內在小孩無條件的接納與愛，與自己擰巴的那部分握手言和。
“最好的狀態是，意識到‘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哪怕什麼都不做，只是呼吸，我都是價值的’。”
我的內在感受比外表更重要。我的價值，不需要由外界來定義。
這種狀態，就叫做自由。
在心理諮詢師們看來，雖然心理創傷就像一個命運的魔咒，會在無意識間代代傳遞，但是一旦人們有了自我覺察，這個代際傳遞就會被打破，命運的魔咒也會隨之被打破。
“我們這一代，就是在打破這個代際傳承的過程中。”王彥說。
（應受訪者要求，沈毅、雨璇、王彥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