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看文學革命──白話文勝利 五四運動功不可沒（一）
編者按：唐德剛譯註的《胡適口述自傳》，是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所公佈的胡適口述回憶十六次正式錄音的英文稿，和他自己保存、並經過胡氏手訂的殘稿，對照參考，綜合譯出。也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與胡適親身交往，提著錄音機完成的一項偉大「口述史傳工程」。
胡適先生此書的重點是對自己一生的學術作總結評價。
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全國青年皆活躍起來了。不只是大學生，縱是中學生也居然要辦些小型報刊來發表意見。只要他們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機，他們都要利用它來出版小報。找不到印刷機，他們就用油印。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兩年之間，全國大小學生刊物總共約有四百多種。全是用白話文寫的。
成熟之快 意料之外
雖然這在一九一九年所發生的學生運動，是對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一種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爲一項政冶運動─但是對傳播白話文來說，「五四運動」倒是功不可沒的。它把白話文派了實際的用場。在全國之內，被用來寫作和出版。這些青年人的行爲也證明了我的理論─我們從閱讀欣賞名著小說，而獲得了一種﹝新的應用﹞文字。
在短短的數年之內，那些長短篇小說，已經被﹝廣大讀者羣﹞正式接受了。當我在一九一六年開始策動這項運動時，我想總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長期鬥爭﹝纔會有相當結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們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時間，要在學校內以白話代替文言，幾乎已完全成功了，在民國九年（一九二○），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國，於是年秋季始業，所有國民小學中第一二年級的教材，必須完全用白話文。
政府並且規定，小學一二年級原用的﹝文言文﹞老教材，從今以後要一律廢除。小學三年級的老教材限用到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四年級老教材，則限至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過此也都一律廢除﹞。所以在一九二二年以後，所有的小學教材都要以國語（白話）爲準了。
因此在我們的鬥爭中，至少獲得了部分的勝利。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以白話文爲教育的工具。在此之前，縱使是小學教材，所用的也是已死的古文。這些死文字卻必須要以各地人民所習用的活的方言來把它譯成語體。所以在這個革命運動中，有關教育的一方面，卻於一九二○年，在那個守舊政府教育部明令﹝支持﹞之下得到了勝利！
一九一六年以後我們就試用活的文字來做一切文學的媒介；首先我們便嘗試用白話文來做詩，一種中國詩界的新試驗。一九一七年以後青年作家們，也就羣起試做了。白話文很容易就被一般羣衆和青年作家們所接受。從一九一八年起，《新青年》雜誌也全部以白話文編寫。當然其中還偶爾有幾篇簡潔的古文，但是大體上所有的文章都是以白話爲主了。特別是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之後，所有的文學創作用的都是白話。因此從文學方面來說，白話文學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間也就開始生產了。
當然文學方面的進度是相當緩慢的，不像教育方面，有一紙政府命令便可立見功效。
在過去四十年中，中國全國以白話文所寫的活文學的生產量也是相當可觀的。當然我也應該指出，新文學各部門的發展並不平均。例如短篇小說就比長篇更成功，當然長篇小說也是有相當成就的。但是多數青年作家都是靠寫作爲生，他們實在寫不起長篇，因爲長篇太耗費時間和精力。戲劇的成果也較差，因爲當時的觀衆仍然貪戀以歌舞爲主的舊劇。不過從總的方面來說，散文、小品、中篇敘事文、故事、小說、戲劇和新詩，各方面都有發展。四十年來的新詩更是大有成就。
今日回頭看去。近代中國文學革命之所以比較容易成功，實在也有許多歷史的因素。
第一，我必須指出，那時的反對派實在太差了。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間，這一反對派的主要領導人便是那位著名的翻譯大師林紓（琴南）。林氏本人不懂一句西文，但是他竟能以文言翻譯了二百多種西洋小說﹝實數爲一百八十種，二百八十一卷﹞。他說，「吾固知古文之不當廢，然吾不知其所以然。」對這樣一個不堪一擊的反對派，我們的聲勢便益發強大了。那時甚至有人要想用暴力或迫害﹝來阻止新文學的流行﹞，但是也無濟於事。
第二，用歷史法則來提出文學革命這一命題，其潛力可能比我們所想像的更大。把一部中國文學史用一種新觀念來加以解釋，似乎是更具說服力。這種歷史成分重於革命成分的解釋對讀者和一般知識分子都比較更能接受，也更有說服的效力。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