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效應 「中華民國」在香港褪色中
曾任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左），任內推動「臺灣月」活動。（平路提供）
1949年那個國共內戰最激烈的年代，隨着國民黨全面轉進臺灣的同時，「中華民國」也隨着敗逃的老兵意外地在香港「紮根」繼而成長，70幾個寒暑過去，隨着老兵凋零，《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北京對香港的掌控日益緊縮，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隱隱然地不再滿飄香江街頭，「中華民國在香港」也正在一點一滴褪色中。
不少臺灣民衆對中華民國在香港的想像，幾乎都來自90年代的香港電影。事實上，現實生活中香港確實存在諸多中華民國元素，除了孫中山史蹟徑、紅樓紀念碑這類歷史景點，過去7、80年代位於香港新界西貢區的「調景嶺」，更曾被譽爲「小臺灣」，當地街頭隨處可見中華民國國號與國旗飄揚。
中華民國從歷史脈絡到政治認同等面向，都曾在香港過往歷史中寫下戲劇性一筆。但近年北京插手修改香港教科書，近日更在試圖抹去教科書中「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政府」等相關字眼。香港某個程度上可說是，孫中山推翻清朝，創建中華民國的革命濫觴之地，但諷刺的是，如今中華民國卻越來越難在香港找到容身之地。
前駐港代表鄭安國回憶，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大陸前，基本上港英政府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華民國國號與國旗幾乎都不會禁止，像1996年時當時還有很多香港重要的政商界人士都來參加雙十國慶酒會。
鄭安國稱，即便是97之後，仍有一些親民國派的團體會在天橋、路邊掛中華民國國旗，但當時我方舉行的雙十慶祝活動已不能公開在戶外，只能在室內舉辦，且以往的「慶祝中華民國」等字眼也只能替換成「慶祝辛亥革命」。
不過，這樣的情況在歷經《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中華民國」更宛如禁忌之語；甚至位於香港紅樓的孫中山紀念碑，這個堪稱香港最具中華民國味的所在地，其相關碑文也傳出遭到破壞，包括我三任駐港代表鄭安國、鮑正鋼及楊家駿所提寫的碑記都難逃一劫。
「這形同是中華民國第二次出走到臺灣了」，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委張立強感嘆，這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的後續效應，過去雙十國慶、可以掛中華民國旗，中華民國標語到紅樓去慶祝，如今都已不可能。
張立強也坦言，去年部分香港親民國派團體想要慶祝雙十活動，但不少香港飯店業者礙於政治敏感，大多不願出借，對比過往熱鬧慶祝的場面，不免讓人噓唏。
從政治認同的角度來看，無論是老兵或老僑凋零的客觀事實，抑或是北京主觀強行抹除「中華民國」存在痕跡，中華民國在香港的消逝似乎已經成爲不爭的事實。
1949年出生，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張立強稱，坦白講，老一輩的香港人都很認同中華民國。尤其49年時很多人都從大陸跑出來在香港落腳，所以從情感上來說對中華民國都有一定「親近性」。
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左正東則認爲，香港跟中華民國、國民黨關係非常密切，是孫中山革命的發源地，很多起義在香港策畫。事實上，1954年至1971年之間，臺港也有共組代表隊參加國際性賽事。雖然是民間性質，但也傳承中華民國政府跟香港不只是法律性連結，還包括社會性的連帶。
左正東坦言，因爲本來在香港你可以看到親民國派跟支持大陸的人，可以和平共處，大家可以表現自己各自的認同，但現在港府的做法，把認同限定於1949年之後的國家敘事，這樣就少了一個兩岸緩衝閥，也少了一個親民國派跟支持大陸派的和平共處的實驗田。
不過，一定程度來說，眼下再去追問「中華民國」究竟在香港敘事中佔有多大比重，可能已無太多實質意義，反而是在中華民國與香港的連結被切割下，如何繼續譜寫「中華民國在香港」的未來故事圖像，可能更值得思考。
曾派駐香港7年，擔任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觀察，老僑對中華民國有一種忠心感，但這種對中華民國的情感幾乎是凍結在1949年的分野，那是一種非常概念性的意象，很模糊的符號，某個意義上是左派中國跟右派中國的分野。但如今這只是存在很少部分的香港人想法。坦白說，「中華民國」並不存在於多數香港民衆的日常，不是其生活的一部分。
一如平路所言，用文化與藝術書寫中華民國在香港的故事；「我始終相信從人的角度出發，你要先理解香港人，纔有可能真的召喚普羅的香港大衆，也唯有如此香港人才有可能真實的理解當前的「中華民國」，故事也纔有可能繼續書寫。」
「文化外交其實比政治外交更有效用」，平路表示，老一輩對中華民國後來怎麼樣他是不會一直去follow，那就是一個符號的概念，更何況對中華民國有過歷史情感的香港人，其實年紀也都大了；如果透過文化藝術作爲一種生活方式的交流，對年輕一代的港人來說，這纔是真實的接觸「中華民國」，而不是隻是符號想像。
當中華民國在香港的「政治之路」日益崎嶇當下，與其忿忿不平一味想與對岸爭高下，我方政府或可轉念另闢新路，讓文化成爲維繫中華民國與香港的紐帶，重新找到經營香港事務的新空間，「中華民國在香港」也纔不會成爲真正的往事。
就像張立強所說那樣，「我們爲什麼要支持中華民國，就是因爲中華民國從來沒有放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