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兩岸有溝通有交流才能降低緊張態勢
兩岸在蔡總統上任後，由於缺乏九二共識的互信，加上去年（2020）新冠肺炎的危機，停止輸出口罩。同時，習近平的一國兩制宣示，以及反送中的波折，兩岸之間沒有任何溝通管道。在美國拜登總統上臺後，如果兩岸仍呈現僵局，會不會有後遺症呢？尤其最近的兩件大事，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兩岸溝通、對談的重要性。其一，習近平和拜登的除夕對談，臺灣事前似乎未掌握足夠資訊。其二，2月19日歐美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其主席示警：「全球軍事衝突的風險臺海最高。」這兩大事件都值得我們深思兩岸缺乏互動的嚴重性。
美國拜登總統上臺後，和川普戰略有相當的不同。川普將中國大陸視爲敵人，貿易、科技牌一張張打，而且不按牌理出牌，並不時將香港、臺灣議題推向第一線。反之，拜登則將中國視爲一個嚴峻的競爭對手，將透過談判對中國施壓，故美中的緊張關係可能稍爲緩和。加上拜登本身忙着內政紓困、降低疫情，在外交上很難有較大的突破，對中國力量崛起的壓制恐怕力不從心。再者，拜登的建制化、打羣架、協調整合各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的模式，耗時較久，可能給中國相當的空間騰出手來對付臺灣。
另一方面，雖然蔡總統認爲和平的關鍵在中國，但意識形態的對立，是阻隔兩岸溝通的主要因素。同時，如果兩岸缺乏溝通的管道，中國若直接跟美國談判，可能演變成難以控制的局面。再加上拜登的國務卿布林肯也表示希望兩岸可以展開對話，降低緊張態勢。由上述情況看來，兩岸恢復接觸、展開對話有其必要性，否則未來受創的恐怕是臺灣。
另一個必須正視的議題在於兩岸對立對經濟的可能衝擊。COVID-19、美中科技戰之後，由於半導體、電子資訊業的搶單、轉單效應，兩岸的貿易投資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擴大之勢。國內不少人認爲兩岸之間的出口、投資是相互依賴，不能光說是臺灣對中國出口、投資的高度依賴。理論上沒錯，但若進一步分析，因爲臺灣是市場經濟，貿易、投資的主體是廠商，它們主要的考量是成本效益。反之中國是計劃、共產經濟，加上國有企業的比重高，背後政府可以操控的力量強，除非像半導體晶片短期內沒有替代品，否則中國可能不考慮成本效益，指示國有企業降低對臺灣的進口，改由東協國家、日韓等國進口，而臺灣一年對中國貿易順差有8、900億美元的情況下，臺灣可能由貿易順差轉爲逆差，衝擊不可謂不大。一旦發生，對匯率的波動、國人的信心將帶來嚴重衝擊。
尤其是大陸領導人的強硬作風，加上其軍力已經和美國逐步逼近，一旦中國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幻想破滅時，武力統一的可能性就會提高。到了2025年左右，是習近平第三任即將結束，邁向第四任之際，必須向大陸民衆繳交經濟發展、兩岸問題改善等績效指標（KPI）的時候，兩岸的緊張關係也會浮上臺面。
拜登總統在內政的制約之下，其目標和習近平很顯然有所不同。拜登的目標以美國內政爲優先考量，兩岸只要不出事即可交代。反之，習近平當然希望更進一步，將一國兩制或統一臺灣視爲其主要目標。2021年臺灣沒有選舉，美國有內政優先目標要忙，或許是兩岸對談、交流的一個好時機。
新上任的陸委會主委邱太三，認爲兩岸勢必恢復交流，強調兩岸交流應務實推動，並從經濟、文化等領域累積互信，值得肯定。在交流、溝通上，或許可以從三軌的智庫交流開始，由溝通進行求同存異，甚至找出替代「九二共識」以外的新方向。由於「九二共識」的堅持，兩岸溝通幾無交集。未來是否可以找出另外一個兩岸都認同的最大公約數，例如統合、兩岸共同市場等，開始恢復交流、對談，取得一定的信任。有溝通、有交流，纔可降低緊張的態勢。
有人認爲兩岸可以從防疫、疫苗的取得等，做爲出發的起點，未嘗不是個好的方向，例如病毒研究資訊的分享、疫苗的互通有無等。當然，文化的交流、人民的往來、旅遊的開放等也應着手恢復。否則，兩岸缺乏交流，對臺灣絕對不是好事，反而醞釀更大、更深遠的緊張態勢。
當然，兩岸交流的關鍵仍在美國，臺灣可以透過美國的槓桿，累積對中國談判的籌碼。不過，我們必須透過一些友好動作，包括前往美國擴大投資，口罩、酒精、防疫衣的支援，協助美國再工業化，創造其就業機會等。透過上述努力，累積臺美之間的信任，進而強化美國在兩岸僵局下的協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