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畫樂器“復活記”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豪 魏其濛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03月19日 07 版）
馬成虎介紹圓形中阮。
89歲的鄭汝中是最早開展敦煌壁畫樂器仿製工作的學者。因爲年輕時的一次旅行，敦煌樂器成了鄭汝中的執念和終生都在破譯的“學術密碼”。
2018年再次仿製成功的敦煌壁畫樂器。
由鄭汝中等人研究設計的第一批敦煌壁畫仿製樂器，1992年通過專家鑑定，獲文化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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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讚歎過敦煌的色彩、迷戀過敦煌的形象、撫愛過敦煌的典籍，卻沒有聆聽過敦煌的聲音。不，不是風吹鳴沙，而是壁畫樂器在跳動”——這是敦煌壁畫仿製樂器音樂會的開場白。
85後“海歸”馬成虎未曾想到，在這個年輕人更青睞潮、酷的時代，有人也熱衷於“考古”，並在B站上傳了這場29年前舉辦的音樂會的影像資料。分辨率最高只有360P的視頻中，整個舞臺是金色調的，背景板上畫着一尊大佛。伴隨敦煌樂聲，款款走出的女舞者手捧花盤，衣裙飄曳，音樂家們也全都身着古裝進行演奏。現場一如敦煌壁畫所描繪的場景。
馬成虎現任甘肅絲綢之路文化創意工場有限公司總經理。他和團隊的年輕人也曾帶着最新一批的壁畫仿製樂器多次“還原”過類似的畫面——嚴肅如敦煌文博會、中國國際文化旅遊博覽會，詼諧如抖音上披着土味圍巾的“擺拍組合”。有網友留言，“不怕沙雕多，就怕沙雕湊一窩”，但緊接其後的就是“看到你們的第一秒，我就想到了敦煌。”
敦煌石窟中，240個洞窟有音樂內容，包括3250餘身樂伎、490組樂隊、44種4549件樂器。89歲的鄭汝中是最早開展敦煌壁畫樂器仿製工作的學者。
1980年暑期，在安徽師範大學從事音樂藝術教學工作的他到敦煌旅遊，“感覺敦煌像我夢裡的東西”。如同“敦煌守護神”常書鴻偶然看到《敦煌石窟圖錄》，放下在法國的無限風光和優質生活，在戰火紛飛中來到敦煌。因爲那一次旅行，敦煌樂器也成了鄭汝中的執念和終生都在破譯的“學術密碼”。
返校後，鄭汝中給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的段文傑寫了一封信（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爲敦煌研究院——記者注）。段文傑熱情回覆，歡迎他到敦煌從事研究工作。
鄭汝中任教的高校許諾要給他提教授，鄭汝中婉言拒絕，“我不是要當教授，去敦煌是因爲興趣。”1986年，鄭汝中和夫人臺建羣來到自己心心念唸的敦煌。自此，風捲黃沙，不再是莫高窟的全部聲音。
他還託美術專業的學生刻下一枚“中國敦煌鄭氏汝中書”的押腳章，直到今天，也常常自稱爲“敦煌老頭”。
初到沙漠腹地，鄭汝中伉儷既要克服常年乾燥、嚴冬酷暑的生存環境，還要從頭開啓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圖像音樂學。
“慢慢來吧！”段文傑和其他同事寬慰着沒有敦煌學知識基礎的鄭汝中。鄭汝中卻無法讓自己慢下來。492個洞窟，看一遍至少要3個月的時間，鄭汝中連着看了3遍。他身材偏胖，腿腳有些不靈便，可還是像個小夥子一樣爬高上低，繪圖拍照，有時累了，就乾脆睡在洞窟或資料室裡……研究院的老先生們感念其誠，紛紛伸出援手，鄭汝中進步飛速。
1987年，日本泰斗級敦煌研究專家藤枝晃來中國參加敦煌學國際會議，聽了鄭汝中的《敦煌壁畫樂器研究》報告。藤枝晃稱讚：“只有真正在莫高窟做研究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這是既是對鄭汝中的肯定，也是對研究者們紮根大漠刻苦鑽研的“莫高精神”的褒獎。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鄭汝中與擔任過甘肅省歌劇團（現甘肅省歌劇院）副團長的莊壯主持了“敦煌樂器仿製研究”項目。在甘肅省文化廳、省科委、敦煌研究院等單位的大力支持下，項目組共遴選、總結出34種54件具有代表性的樂器進行仿製。
敦煌研究院經費不足，鄭汝中便專門向國家科委申請科研項目經費2萬元。項目人手緊張，他孤身一人去北京，白天泡在樂器廠的車間裡，指導工人做樂器，晚上回到租住的地下室，反思製作過程中遇到的技術難題。
2018年，馬成虎團隊參與新一輪仿製工作。甘肅省文化產業發展集團投資400萬元，項目還獲得了甘肅省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200萬元。近10名小夥伴組成團隊，承擔起“橋樑紐帶”工作——將潛心研究的專家和能把樂器做出來的好匠人對接起來，讓敦煌樂舞的研究成果轉化爲實物，並與市場結合延伸開發。
來自敦煌研究院豐厚的學術成果是此次仿製的基礎，比如樂器表面的彩繪，必須跟其所在的洞窟裡邊的圖案相呼應，出現在西夏榆林窟壁畫中的樂器，絕不能畫上唐代的圖像。
“所有壁畫仿製樂器都必須在符合歷史的基礎上覆原或創新。”在敦煌研究院多位專家高標準要求下，仿製工作被細分爲蒐集資料、論證、製圖、線描、彩繪、選材、製作、雕刻、漆光、裝配、調律等15道工序。
“仿製要考慮樂器外形、音色、製作成本、運輸條件……”馬成虎說，各種困難依舊是“一山放過一山攔”。此外，還要考慮樂器完工後的轉換問題。爭取讓項目成果以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被推出，並能夠與市場結合，產生相應的價值。
仿照壁畫製作樂器，既不知悉各個部位的具體尺寸，也看不到它的內部結構，更聽不到它們原有的音響效果。早在90年代第一批覆原樂器面世之際，著名琵琶演奏家、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林石城就斷言：“製作此種樂器確實難度很大。”
時至今日，從二維壁畫蛻變爲三維樂器的“空間轉換”，從藝術化甚至誇張化的表達轉換爲符合現代發聲要求和原理的“虛實轉換”，依舊是橫亙在專家團隊面前的一道難題。馬成虎心裡的底氣，是現階段對敦煌樂舞的研究要比90年代更多、更深入。
1982年，音樂家席臻貫作爲《絲路花雨》劇組成員赴法國演出，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見到編號“P3808”的一份卷子。卷子上寫滿奇奇怪怪的符號，有學者認爲這是樂譜，但譜字難識，堪比“天書”。
隨後10年間，席臻貫以此爲事業，終於出版《敦煌古樂——敦煌樂譜新譯》一書，讓“千年絕響，一朝重聲”。1993年，在身患膀胱癌剛做完手術的情況下，他又拖着病重的身軀，完成了棒型琵琶、梅花琵琶、玉琵琶與玉壎等幾件仿唐珍稀樂器。
鄭汝中的同事莊壯同樣執着於壁畫樂器仿製，2011年他將約40件仿製樂器帶進首屆中國民族新年音樂會。2012年末，他又受中央民族樂團委託，前往上海民族樂器一廠“求管索弦”。2013年，莊壯準備再次去北京和演奏家排練之際，因病猝然離世。
鄭汝中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第一批仿製樂器完成後，由一位敦煌研究院保護所的同事出資，他製作了第二批樂器。2001年，從敦煌研究院離休7年後，他又用自己的積蓄，找相熟的工匠製作了用於學術研究的第三批仿製樂器。
相應地，學術界與“敦煌石窟樂舞研究”相關的論文越來越多，僅鄭汝中就先後出版《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甘肅卷）》《佛國的天籟之音》等20餘本著作。
對於年輕的馬成虎來說，承接了敦煌樂器復原的項目，就像“又讀了一次研究生一樣”，要學專業知識，更要學“莫高精神”、“工匠精神”。“需要沉下心來，像敦煌研究院的老師們紮根四五十年做好一件事的精神一樣，慢工出細活，可能不用去追求當時的效益。”
項目伊始，鄭汝中對這羣毛頭小子持懷疑態度，一度擔心自己的研究成果被過度商業化。但在一次次溝通中，雙方有了更多瞭解。
如今，市場上的樂器製作分工更加精細、自動化程度很高，工廠大多有現成的模具、材料，批量生產，因而很少有人願意承接仿製壁畫樂器這樣“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馬成虎和團隊走遍了上海、蘇州、揚州、北京、河南、河北等地，先後拜訪了30餘位民族樂器的製作工匠。
和其他工匠一樣，揚州琴箏研製專家田步高最初也是拒絕的。一次遊說中，馬成虎提到鄭汝中復原壁畫樂器的種種淵源。不料，田步高拿出了幾封泛黃的信件。原來30多年前，鄭汝中就與他通信，希望他將壁畫中的樂器做成實物。
奇妙的緣分最終讓田步高接下這份富有挑戰的工作——製作第220號石窟壁畫中最爲“打眼”的花邊阮。
既然讓自己的作品打上敦煌的“烙印”，那就半點都輕慢不得。田步高推掉了手頭的工作，一心一意鑽研起壁畫樂器。
花邊阮的花邊是一片一片的，裡面還要進行打挖，不能用衝制機，全靠人工慢慢打磨。“外面要弧形，裡面也弧形，還要嵌邊、嵌面，費了很多人工，花了很多精力，也浪費了不少材料。”田步高說。
壁畫裡的花邊阮棱角過多，違背了樂器盤圓柄直才能讓聲音圓潤地流動起來的聲學原理。針對這一缺陷，田步高與鄭汝中反覆試驗，最終決定增大共鳴箱與琴身的比例，延長琴絃的長度，克服花邊阮的“先天不足”。
類似的挑戰有很多。制鼓匠人張維明記得做鼓時，因爲材料不符廢掉一批，因爲外形與史料有偏差無法交差，還因爲尺寸比例不利於人胳膊的活動被駁回，“它並不是傳統的工業化產品那麼簡單。”交工時，工匠們很高興。從河北往甘肅運送樂器時，張維明特意帶去了10箱家鄉酒慶祝。
1992年，被譽爲“敦煌的女兒”的樊錦詩在《敦煌研究》雜誌上撰文，表示此次製作的樂器形態和紋飾，能真實地表現敦煌壁畫樂器的特徵，並能按照一定音律使其有實際音響。
在北京舉辦的科研成果鑑定會上。專家認定，這批在現代音樂原理、製作技術和審美眼光基礎上製作的樂器，具有恢復、傳承、創新和發展中國民族樂器的性質。經由呂驥、陰法魯等專家鑑定簽名，該項目被明確爲新中國成立後最全面的一次樂器改革，並在1992年獲得文化部科技進步二等獎。
2018年最新一次的仿製，一共完成彈撥、吹奏、打擊、拉弦4大類97種245件樂器，相較於1992年完成的15種22件打擊樂器，7種12件吹奏樂器，11種 19 件彈撥樂器，1種1件拉絃樂器，數量更多、質量更高。
在1992年敦煌壁畫仿製樂器音樂會中承擔琵琶演奏的中央音樂學院教授章紅豔回憶，第一批仿製樂器“是有那個形狀”，但聲音“真的是不好聽”。重新仿製的樂器讓她滿意了不少，“它的聲響符合現代人審美，它會喚起人們對歷史的追尋。”
“不好聽”是鄭汝中在第一次仿製時頗感遺憾的事——由於經費原因，該批樂器只能使用做傢俱用的白木。而在最新一次的仿製中，木頭大都變成了木性穩定的黃花梨。
更多現代聲學原理也被應運於仿製壁畫樂器中，以取材於莫高窟第285窟、第329窟等洞窟中的雷公鼓爲例，壁畫中12件色彩鮮豔的鼓環繞一週，雷公奮袖出臂、左右迴旋——這是畫工較爲寫意的藝術表達。
但鄭汝中不僅想要還原圖像，還想在此基礎上加以創新。他參照現今流行的排鼓設計了一種可放置在大圓環上、大小不同的14面鼓，每個鼓的皮膜上置以金屬壓圈，並採取傾斜側放的造型，可以定出音調、擊出旋律，創造了一種新型的民族定音排鼓。
在2018年仿製的樂器中，有一件無聲的樂器——彎琴。
相關資料記載，彎琴出現在莫高窟161號洞窟的壁畫上，形似一個彎形的琵琶，卻只有一根弦，也無法將弦按到品柱上，不符合發聲原理。
日本音樂史學家林謙三在其所著的《東亞樂器考》中做出猜測，認爲這件樂器只在宮廷禮樂中使用了一個時期，未能普及民間就消失了。於是，繪製161號洞窟壁畫的晚唐畫家對此加以想象，創作了這一件樂器。
馬成虎說，即使無法奏響，彎琴也能拉近禮樂和諧的現實世界與仙樂飄飄的佛國世界之間的距離。仿製團隊決定還原這份浪漫。
最新一批仿製樂器的外形也更加美觀。來自敦煌研究院的畫師們在樂器上精心繪製了樂器出處的壁畫圖案，使其在奏出美妙音樂的同時，成爲可供觀賞的藝術品。
後期，馬成虎團隊以仿製樂器爲原型開發了相框擺件、U盤套裝等產品，因其造型別致，備受消費者喜愛，並獲得2020甘肅省旅遊商品大賽金獎。
2018年9月25日，仿製壁畫樂器“亮相”第三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引發各界關注。2019年，這批樂器遠渡重洋，參加在奧地利維也納市政府慶典大廳舉辦的中國新年音樂會，負責走秀的模特大都是深目高鼻的外國友人，美妙的敦煌古樂如傾如訴，和中國傳統服飾秀相得益彰，共同還原出一幅天女散花、妙音天降的場景。
千年前，節拍鮮明奔騰歡快的胡旋舞從西域流入中原。如今，“中國文化熱”在世界各地不斷升溫，一場場文化活動再現當年絲綢之路經貿通商和文化交流的盛世，也讓“敦煌走向世界，讓世界走進敦煌”的願景逐漸成爲現實。
在幾任敦煌研究院領軍人物的推動下，敦煌樂舞以當代青年喜聞樂見的形式屢屢出現。
2018年夏，敦煌研究院、騰訊、QQ音樂合作舉辦的敦煌古曲主題創新大賽，鼓勵參賽者在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學術原則下，結合敦煌文獻中反映敦煌風物的詩歌或古譜，進行詞曲創作。
同年9月，共建數字絲綢之路——敦煌“古樂重聲”音樂會舉辦，超過1000萬網友在線觀看直播。其中，歌曲《不鼓自鳴》靈感取自莫高窟第321窟北壁所繪《阿彌陀經變》中的不鼓自鳴樂器圖像；歌曲《西遇》則以張騫出使西域爲背景。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朱曉峰則會通過一些講座、展覽、電視節目、直播的方式，將敦煌樂舞知識帶到公衆面前。“希望呈現的是百花齊放的模樣”，他說只有更多人瞭解敦煌，纔有傳播、研究的基礎。
在仿製敦煌壁畫樂器的同期，馬成虎還籌備過俄羅斯畫家畫敦煌、意大利雕塑家塑敦煌等活動，希望尋找東方文化的世界表達。當前，馬成虎還計劃籌備一個12人編制的樂隊，將仿製的敦煌壁畫樂器帶到更多展覽、演藝及其他商業活動中，從市場角度“反彈琵琶”，實現文化傳播與經濟效益的雙贏。
2021年03月19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