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男性都去哪了
不知道有多少單身女青年，每年國慶回家都要遭遇這樣的逼問：你也不小了，爲什麼還不找對象？
這個問題，越細想，越會讓你懷疑人生。
掂量起自己的條件，說長相，打扮打扮也是個年輕漂亮的小姑娘；說學歷，不高攀清華北大，讀的大學也還算湊合；說家庭，談不上富二代，也勉勉強強能步入小康。
但這樣的你，卻永遠看起來還不錯，永遠找不到對象。
眼看着兒時的玩伴，一個個都結婚生子，朋友圈從沙雕中二風，走向秀恩愛曬娃，你心裡難免會有些落差。
誰不想甜甜的愛情降臨在自己身上，可問題是，這個世界上的單身男人，都去哪了？
談婚論嫁，真的是男多女少嗎
按照常理，“男多女少”的社會現狀似乎是我們的共識。
拿最接近90後這代人出生時的人口普查情況來說，1990年的人口出生性別比，男性與女性的比例爲111.4:100[1]。單單拿數據來說，似乎男性在婚戀市場上更不佔優勢，而女性纔是需要做選擇題的。
但婚戀市場的真實情況，卻沒有如此偏愛女性。
如果身爲單身女性的你，也有過被父母逼着去參加萬人相親大會的經歷，你多半會發現，自己纔是那個拿着愛的號碼牌的人，“女多男少”纔是相親活動的真實面貌。
問題的關鍵在於，很多人忽略了婚戀市場上的一個重要因素：年齡匹配。
我們這代人的成長，伴隨着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擴招，相比父母，我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在學校中度過了更爲漫長的時間。
自然，這也就不難解釋微博熱搜上#我和父母25歲的區別#的話題，25歲時的父母，可能已經成家立業有了你，但25歲時的你，可能纔剛剛畢業。受教育時間的增加，自然推遲了我們的結婚時間。
2018年6月25日，瀋陽師範大學2018屆學生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舉行
但這個推遲，對男女來說，意義卻完全不同。
一項對陝西全省24-35已婚婦女的統計顯示，男大女-1到5歲的婚姻佔比在80%以上[2]。當男生讀書到30歲，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比他小几歲的姑娘結婚，但同樣的情境卻很難在女性身上實現。
我們普通人不是明星。高圓圓可以找比自己小5歲的趙又廷，霍思燕可以找比自己小5歲的杜江，但你在現實生活中很少見到這樣的大齡“姐弟戀”組合。
因此，我們需要看的不是簡單的男女比例。我們不僅要看24歲男性與24歲女性的比例，還要看25歲男性比23歲女性、26歲男性比24歲女性的比例。
而要想知道“潛在戀愛對象”具體比例大概是多少，我們就得回到20世紀80年代，年輕人出生的時候。
雖然80年代每一年出生嬰兒都男多女少，但是每年嬰兒的出生量不斷遞增，所以早幾年生出來的男嬰，還是要比晚幾年生出來的女嬰數量少。
假設80後的嬰兒都安然長大，當到了找對象的年齡，按照女性找年長几歲伴侶的婚配模式，“女多男少”纔是真實的匹配現狀。
比如來到2013年，1985年出生的1175萬女性剛好是28歲，而1984年出生的29歲男性是1156萬人，1983年出生的30歲男性是1064萬人；早於1983年出生的31、32、33歲的男性數量分別都不超過1000萬人[3]。
找不到對象，可能真的不是你的鍋。
當然，上述假設相對簡單，人口學者姜全保等做了更復雜的數學計算。
假設女性都找大她們-1到5歲的男性，即小她們1歲到大她們5歲大範圍，那麼2010-2020年將是男性短缺的階段。比如在2017年，每100個女性，只有85.7個男性可以匹配結婚，男性要比女性少14.3%[2]。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後悔沒有好好珍惜校園裡的男同學，畢竟再過幾年，他們可能就是學妹們的結婚對象了。
2008年6月20日，北京大學，一對情侶騎車經過一條畢業生心理講座的橫幅
不過，有意思的是，姜全保認爲2020年左右可能是一個轉折點。
中國的嬰兒出生量，在上世紀90年代沒有持續增長下去，年齡結構的階梯轉了向。而每一年的男嬰都比女嬰多得多，這種規律還是在的。
2020年之後，考慮了男大女婚姻的普遍性，年齡結構的作用也會被性別結構帶來的影響抵消和超過，以後將是男性過剩不斷積累的時期[2]。
今年（2020年）中國大陸男女分年齡數量
像2020年，28歲的女性有970萬，而29歲的男性有1169萬，30歲的男性有1262萬，往上31歲、32歲的男性也都挺多[4]。
換句話說，如果你晚出生幾年，可能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了。
早年間爲戀愛焦慮的女生，一定沒少聽這樣的吐槽，“世界上有三種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
戲謔的背後，也揭露了女生找對象的另一個關鍵的考量因素，受教育的匹配程度。
一般來說，女性在社會經濟地位上不太會 “下嫁”。而學歷，作爲一個相當強的社會經濟地位信號，女性的目標配偶的學歷至少得和自己不相上下。
2019年12月10日，杭州，浙江農林大學考研教室裡，備考考生正在複習備考
不過，擁有這樣心理預期的女性，往往在婚戀市場上，需要面對慘淡的現實。
先拿在大衆印象裡最“愁嫁”的羣體女博士來說，從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公佈的2010-2019年統計數據來看，實際上博士研究生“男多女少”，不過，女生的佔比在近十年在上升，佔比最高的2019年爲41.32%[5]。
這樣看似乎還好，但在碩士研究生和普通本科生中，女生的佔比通常多於男生，把博碩研究生合計來看，2019年的數據顯示，女生的佔比還要略多於男生，佔比爲50.56%[5]。
也就是說，假設碩博研究生全部內部消化，那男生還是缺了點的。
更何況，女性一般會要求男性的學歷起碼不低於自己。一個博士畢業的女生，不太可能嫁給普通的本科生。但反過來，你卻能看到博士男生娶了本科女生。
2018年11月10日，鄭州綠城廣場的相親角
所以，高學歷女生確實更容易剩下。
這個時候，如果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生，畢業之後回到縣城老家，那她大概率需要調整她的擇偶預期。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的一份研究，收集了2003-2013年的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去向，結果發現女性更可能在生源省或院校所在省就業，且多進入事業單位。但與之相對的，男性到非生源及院校的其他省的傾向要高於女性[7]。
廈門大學的副教授鄭育琛對高校畢業生的調研，或許可以解釋這一現象，男生一般情況下更會利用空間流動來尋求更會的發展機會，但對於女性來說，則一定程度上存在“流動惰性”，也就是說，她們的流動意願會更低[8]。
2013年國家公務員考試開考，湖北武漢華中科技大學考點
不可否認的是，“好男兒志在四方“的傳統觀念或許還在影響着相當多的人，與女同學比，有發展潛力的男同學可能不那麼願意回到家鄉。
這樣一來，畢業之後回到家鄉穩定工作的高學歷女性，可能就會面臨着尷尬的擇偶境地，你翻遍整個小縣城，可能也找不到幾個和你學歷匹配的男青年。
小縣城的生活，工作穩定，生活富足，但孤獨它也會時常圍繞着你。
談到這裡，另一個決定愛情是不是一盤散沙的物質條件已經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房子和戶口。
即使在今天的中國，還是女方嫁到男方家去的更多。在2005-2010年間，女性遷移在跨省婚姻遷移的佔比能達到85.65%[9]。
具體來看，女性婚姻遷移，一般是嫁到更好的地方去，研究數據發現，女性更容易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但這一轉移在男性身上卻很少實現[10]。
2000年3月，河南洛陽宜陽縣，鄉村男女青年集體見面相親
也就是說，農村女性其實更容易找到城市丈夫，但情況放在農村男性身上就比較慘了，他們往往對城市女性和農村女性都不具有吸引力。這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麼我們常看到媒體上報道，農村的剩餘男性問題嚴峻[11]。
但這並不意味着，城市中的男女，就能收穫一份美滿的愛情，房子和戶口依舊是最現實的限制條件。
華中科技大學的一項分析顯示，在2007年，城市規模擴大一倍，適齡青年結婚概率降低10.5%，且這種影響強度有擴大的趨勢[12]。
大城市的婚姻生活，可不止柴米油鹽鋪灑的一地雞毛，還有買車、買房、養孩子堆砌的重重大山。逃不過現實的無奈，即便是來到大城市的優質女青年，也很有可能被剩下。
2020年9月5日，北京，海淀黃莊附近
一項抽樣調查顯示，2006-2013年間，上海市比例最高的婚姻依然是本地戶口男女之間的結合，而兩地戶口的婚姻佔比大約只有36%左右[13]。
如果再往深入探究，我們可以將兩地戶口的婚姻拆成四種模式：本地男與流動女（流動指沒有戶口）、遷移男（遷移來已落戶）與流動女、本地女與流動男、遷移女與流動男。結果顯示，前兩者的婚姻佔比最多，分別爲近40%和近30%[13]。
另一項統計數據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2012-2015年在上海結婚的女性遷移佔比爲70.72%，赴上海結婚的女性爲14.4萬人，而男性只有6.0萬人[9]。
換句話說，在這場婚戀博弈中，再次出現了兩端的相對剩餘：本地戶口的女性，與沒有上海戶口的男性。
2018年2月21日，春節長假最後一天，鐵路上海虹橋站迎來返程客流高峰
優質，有時候反倒成爲單身女青年戀愛的限制。
當然，婚姻中要考慮的條件匹配還有很多，比如身高。在上海登記結婚的兩地戶口婚姻中，上海女性偏愛東北男性，上海男性偏愛西南地區女性。這個現象大抵與身高有關[13]。
說了這麼多，你會發現因爲種種限制，單身女青年彷彿註定和愛情擦肩而過，而這一切，似乎完全不是你的錯。
但當你下次春節回家，無論你解釋多少，你媽都會把這當作藉口，她纔不管這麼多，那句靈魂拷問依舊會時常圍繞在你耳邊：閨女，你什麼時候才能找對象啊？
參考文獻
[1]Jiang, Q., Ge, T., & Tai, X. (2019). Change in China’s Sex Ratio at Birth Since 2000: A Decomposi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 1-28.
[2]姜全保, 李曉敏, & Feldman, M. W. . (2013). 中國婚姻擠壓問題研究. 中國人口科學, 000(005), 60-67.
[3]依據聯合國人口司1985年人口截面數據推算：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Interpolated/
[4]依據聯合國人口司2020年人口截面數據：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Interpolated/
[5]依據教育部統計數據：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s6200/
[6]依據教育部統計數據：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9/qg/202006/t20200611_464800.html
[7]馬莉萍, 劉彥林, & 羅樂. (2017). 高校畢業生返鄉就業的性別差異:趨勢與特點. 教育與經濟, 000(001), 13-19.
[8]鄭育琛. (2018). 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流動性別差異的調查分析. 大學教育科學, No.170(04), 45-52.
[9]Wang, Q., Zou, Y., & Fan, D. (2019). Gender imbalance in China’s marriage migration: Quantitative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ic Modelling, 83, 406-414.
[10]Jiang, Q., Feldman, M. W., & Li, S. (2014). Marriage squeeze, never-married proportion, and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3(2), 189-204.
[11]Meng, L., & Zhao, M. Q. (2019). Bride Drain: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China's urban-rural divide. Labour Economics, 58, 69-80.
[12]範紅忠, & 李名良. (2015). 城市規模與中國城鎮適齡青年個體結婚概率. 中國人口科學, 000(005), 94-103.
[13]趙曄琴, 郭璇, & 丁金宏. (2016). 兩地戶口婚姻:類型分佈,教育匹配及地域特徵——以上海市爲例. 人口與發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