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博物館，該是什麼樣
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西南角，坐落着一座外形方正、青灰色調的四層混凝土砌塊建築，這就是浙大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受疫情影響，博物館自年初以來沉寂了5個多月，於6月恢復對在校師生開放，11月1日起正式重新向社會公衆開放。
近日，走進浙大藝博館的參觀者最大的願望，就是體驗1:1復原的雲岡第12窟。這是浙大和雲岡石窟研究院最新的文物數字化成果：高保真文物三維模型重建技術，加上獨創性的3D打印方法，使1500餘公里之遙的雲岡石窟得以“行走”江南，讓參觀者親手觸摸歷史的質地。
置身於最新科研成果帶來的驚豔和感動中，讓人意識到浙大藝博館有別於其他許多博物館的獨特之處：這是一座由大學興建的教學博物館。
近年來，我國諸多高校均開始興建博物館，“一流大學必須有一流的博物館”日益成爲共識。大學博物館應當具備哪些功能？承擔怎樣的使命？如何建設好一座大學博物館？浙大藝博館爲回答這些備受關注的問題，提供了最新的樣本。
在浙大藝術與考古學院院長、浙大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館長白謙慎看來，浙大藝博館的功能和定位十分明確——推進大學教育中的考古和藝術史教育，展覽和收藏都圍繞這個目的展開。
浙大藝博館收入藏品時考慮兩大標準：一是滿足浙大教學需要，既用於開展專業教育，也用於面向全校的通識教育；二是符合全文明的收藏規劃，即以中國爲中心，以世界爲脈絡，注重收藏反映不同文明、不同時代歷史的文物和藝術品。
浙大香港校友林霄夫婦及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捐贈的《唐顏真卿楷書西亭記殘碑》，立碑於唐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屬於顏體書風完全成熟階段的作品。但從宋代開始，人們就沒有見到過這座石碑，甚至連拓片也沒有見過，只能在相關的文集中見到碑文。此碑入藏浙大藝博館，令人激賞。
從教學科研的需要出發，文物數字化成果、高品質的複製品等也納入了浙大藝博館展覽範圍。除雲岡第12窟複製窟外，浙大藝博館此前還展出了山西忻州九原崗北朝墓壁畫的數字化成果。浙大文化遺產研究院文物數字化團隊在墓葬考古發掘時即同步實施數字化採集，高保真還原了壁畫中的昇天圖、狩獵圖和武士圖等。對這些壁畫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們更深刻了解北朝晚期的社會生活、繪畫藝術和中國古代建築的演變歷史。
文物藏品對一座教學博物館的重要意義，可能超出了許多人的一般認識。在採訪中，多位專家不約而同地強調了實物教學的關鍵性。不管是人文專業教育，還是以培養博雅之士爲目標的大學通識教育，通過接觸實物來理解文明的本質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過程。
“總的來看，中國傳統學術的特點是重文獻而輕實物。這一傳統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弊端。”浙大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繆哲說，有的學生對歷史典籍很熟悉，但是面對眼前的一件青銅器就可能茫然無措。
博物館的實物教學就是爲了補上這一課。浙大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樓可程說，浙大藝博館許多珍貴展品都不設玻璃罩，給觀衆近距離觀賞的機會。浙大藝博館的留言簿上，一名高中生留言說：“整個博物館給我留下了極大的震撼，讓我徜徉在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中。”一位家長在微博發文說：“在歷史的長河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只有遺留下來的史書和這些古董物件，讓我們在其中找到痕跡。這種展覽形式能讓孩子們對歷史更加有興趣。”
教學不僅可以在博物館展廳和專用教室開展，甚至還可以直接在庫房裡。在歐美的一些大學，很多討論班在文物庫房的展覽室裡開展教學。“中國藝術史的很多著名學者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逐漸成長起來的。”白謙慎說，“艾瑞慈、方聞、高居翰、班宗華、李鑄晉等著名中國藝術史學者，都曾帶着他們的學生策劃重要學術展覽，而庫房專用的提看室正是他們培訓研究生仔細觀摩藝術品並參與策展的地方。”在這個意義上說，博物館就是人文學科的實驗室，深化既有的知識，並啓迪新的發現。
讓中國藝術史迴歸祖國
回溯浙大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建設的緣起，我們或許能更深刻理解這座博物館對自身的期許。
1947年，樑思成、陳夢家等專家應邀訪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時，專門考察了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回國後，樑思成等給時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寫信，希望在中國籌建藝術史學科和藝術史博物館。時代變故紛仍，這個建議久久塵封。
國際著名藝術史學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方聞（1930—2018）畢生致力於在西方世界構建中國藝術史的話語體系、推廣中國藝術與文化史的獨立價值。讓中國藝術史學科回家：在中國興建一座藝術史博物館，創建中國藝術史學科，並舉辦一次中國藝術史研討會。在方聞先生的晚年，這個願望愈發強烈。
2007年12月，時任浙大黨委書記張曦趕赴美國，浙大與方聞達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共同來完成這個願望。2008年，方聞來到浙大，出席“藝術史與考古學科建設討論會”，爲浙大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建設選址、規劃。2011年5月22日，博物館奠基，並於次年11月5日開工建設。
開工時，方聞發來賀信：“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藝術史在西方經歷了從無到有、日益發展、不斷完善的艱難歷程，我們這一代學者親自見證並促成了這一過程。如今中國藝術史迴歸祖國的時機業已成熟，在中國高校普及藝術史教育、建立具有高水準的藝術史教學博物館已經成爲當務之急。”
2018年10月，方聞先生在美國去世，彼時離浙大藝博館開館還有不到一年的時間。爲銘記這位學者，博物館中的藝術與考古圖書館以方聞的名字命名。
可以說，浙大藝博館從誕生之刻起就和“中國藝術史回家”這一宏願緊密相連。2019年9月，浙大藝博館落成開館，推出4個展覽，其中就有“漢唐奇蹟：中國藝術狀物傳統的起源與發展特展”。這個特展是方聞晚年最關心的展覽，通過大量視覺材料展現了中國藝術對於寫實狀物的探索歷程，並對其發展的動因作出一定的闡釋。浙大藝博館希望以這個展覽向方聞先生和最先開始這種思考的學者們致敬，並把這樣的思考呈現給更多對中國藝術與文化懷有好奇與敬意的觀衆。
考古學和藝術史學，是直接與古人對話的學問。在傳統社會，有關古代和藝術的知識掌握在極少數精英階層手裡，秘而不宣。正是近現代博物館把這些知識變爲公共資源，從而讓文化史、文明史這類知識圖景在更多人的心靈中如參天大樹般生長起來。
浙大藝博館同樣致力於打造學術知識公衆化的平臺，在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教育、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方面發揮獨特作用，以期早日形成真正具有國際對話能力的文明史教育和研究——這是中國大學邁向世界一流進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開館迄今，浙大藝博館舉辦了一系列面向公衆的活動，其中方聞藝術與考古學術講座和東方論壇·文明之光學術講座30場、工作坊25場、爲觀衆導覽400餘場。此外，還組織了“唐人生活”主題教育活動和“漢唐之夜”音樂會；疫情期間，推出“雲講座”和“雲導覽”等線上活動，觀看量超過150萬人次。
白謙慎表示，讓全校學生和社會公衆都到浙大藝博館這個大課堂來，接受考古、文博和藝術方面的教育，既培養對本國文明的認識，深化其民族認同；也培養多元文明意識，開闊其國際視野,這正是博物館爲樹立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所發揮的作用。
完善還需幾代人的努力
相比歐美一些歷史悠久的大學博物館，剛剛落成一年多的浙大藝博館還非常年輕。“我們意識到自己還有很多不足，但是不能因爲有一千步要走就邁不出第一步。”白謙慎說。
把浙大藝博館比作一個大課堂，那麼館藏文物就是教具，專業學者就是教師。能不能上好一堂課，關鍵在教師的水平。浙大藝術與考古學院爲浙大藝博館帶來了堅實學術支撐。學院的考古與文博系、藝術史系、設計系、美術系以及浙大文化遺產研究院數字化保護團隊，將爲博物館提供一支高學術水平、高策展能力的人才隊伍。浙大藝博館還將設立訪學基金，吸引全球專家來博物館“策一個展，開一門課”。
浙大藝博館的藏品來源是捐贈和購藏，其中自購的藏品多爲外國藝術品，主要來自埃及、希臘、日本、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
記者在浙大藝博館看到一部採購自日本的佛教寫經——《御願經》下卷。經卷寫於奈良時期，全長10.5米，字跡清秀、用筆有力。《御願經》上卷現藏於日本正倉院，系重要文化遺產。“我們可以從這部寫經中看出很多東西，比如唐朝時中日兩國在文化藝術上的交流互鑑，又如那時製造紙張的工藝，還可藉以分析那一時期佛教東渡的相關歷史問題等。”樓可程說：“浙大藝博館將持之以恆地完善教學收藏，以涵蓋人類不同文明、不同時代。”
要建設一座優秀的教學博物館，並擁有一支出色的策展和教育推廣的專業隊伍，面臨着諸多挑戰，需要幾代人的堅守和努力。浙大藝博館正朝着這一目標不斷探索、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