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雪晨》清朝同治中興爲何失敗？——「中國保守主義」意味着什麼（一）
兩岸史話欄目自今日起推出原創書評《重讀芮瑪麗：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爲何失敗？》一文，作者旨在介紹西方漢學界經典著作對「同治中興」這一歷史事件之解釋，並重新引發歷史學界對近年來「西方中心論」、「衝擊—迴應模式」等中國近代史詮釋範式的再反思。
美國漢學家芮瑪麗（Mary Clalaugh Wright）的《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是一部有影響力的著作，它使得「同治中興」作爲一個歷史學名詞第一次出現在西方學者的視野中。
本書提出的「中國之所以不能成功適應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礙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不是滿清的統治，不是官場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歷史事件，而是儒家學說本身的基本構成因素」的觀點， 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接連不斷的爭議。在今日曆史學研究的語境中將它重讀，仍有新的借鑑意義。
通過討論中興領導人的主要思想、中央職能的恢復、地方行政的重建、經濟運行的進展、軍備建設的推動以及外交體制的近代化這幾個方面，芮瑪麗全面地展現了恭親王奕訢、曾國藩、胡林翼等政治家在「中興」期間對恢復儒教國家所作出的努力，以及這種「舊秩序範圍內的激烈變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同樣一段歷史時期，中國大陸地區的歷史教科書將它稱爲「洋務運動」，臺灣歷史學界則有「自強運動」的提法，兩者皆有重視其「師夷長技以制夷」理念下的器物層面改革的傾向，並把它納入「軍事自強-君主立憲-民主共和-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國近代史單線進化論中，而有礙於我們發掘歷史時期本身的複雜情況，更容易忽視這種變革背後的思想背景。
相較之下，「同治中興」的提法涵蓋面更爲廣泛，對今日的中文學界仍有一定參考價值；副標題「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則有助於我們以「保守主義」這一觀念爲主體，考察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發展的內在理路。
這對解釋中國近現代最終被拋棄的原因，理解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的提出，以及中國近代思想和革命主張上激進化的傾向均有助益；更爲重要的是，此種視角擺脫了「思想文化是物質世界被動反映」的教條式唯物史觀，提示我們關注推動政治變遷的思想觀念因素。
作者首先界定了「中國保守主義」的概念。本書中的「保守主義」，是指太平天國起義發生後，爲了保存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前中國社會儒教的、理性的、非封建世系的政治主張，它由一羣傳統士紳主導，致力於捍衛理性的世界主義秩序，認爲人類歷史是和諧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主張私有財產服從集體利益，相信人性善，重視道德修養，遵從習俗─因此雖同樣具有保守的意願，它在含義上仍有別於西方近代以伯克（Edmund Burke）爲代表的保守主義概念。
這些基本的理念決定了士紳後來的所作所爲都是基於維護禮教的立場出發的，也決定了他們認爲儒家學說纔是普遍的真理，是人類共同的命運所在。
隨後，作者介紹了中興發生的危機背景，即清帝國統治下的186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將帝國最富庶的江南地區破壞殆盡；英法聯軍衝破大沽口防禦工事、打敗僧格林沁率領的精良軍隊，焚燒了象徵帝國繁榮的圓明園；咸豐皇帝在熱河病死，通過慘烈的內鬥，慈禧─恭親王集團在鎮壓載垣後掌握了權力，接受了《天津條約》─一切似乎都顯示了清王朝已經走到了盡頭，傳統秩序瀕臨崩潰。何以同治中興這場「儒教體制的最後一搏」，能夠在最後時刻挽救清朝併爲之延續了五十餘年的壽命呢？
中興可以展開的首要條件，是以英國爲代表的列強提出了「合作政策」，爲中興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經歷換血的清政府努力採取了積極的談判態度，正好符合了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羅素、斯丹萊及駐華公使額爾金等人「犧牲眼前利益，期望中國政府以自己的步伐並依照自身情況做出調整」的政策，這不僅使清政府擺脫了外國軍事的壓力，也幫助它獲得了很多知識、技術、人才上的幫助，爲接下來的改革創造條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