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宏觀政策應轉向家庭本位，戶籍改革還應關注大學畢業生等年輕人口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周瀟梟 北京報道9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季度論壇在京舉行。

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蔡昉在論壇上發表《宏觀經濟政策的三個着力點》的演講。

蔡昉表示，大家都希望中國經濟儘快迴歸原有軌道。2012年之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中國經濟增速轉爲中高速。近幾年，受疫情耽誤等影響，中國經濟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間存在差距。當然，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需要有趕超的經濟增速，只要高於世界經濟平均水平，中國就是“追趕速度”，就意味着可以在2035年成爲中等發達國家。

蔡昉指出，要消除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的差別，核心要打破需求側的制約。外需方面，隨着國際環境、地緣政治、逆全球化等因素影響，外需可能難以像過去那麼強勁；投資方面，當前我國仍然需要基礎設施和工業投資，但投資是消費需求誘導出來的，投資不能成爲最重要的拉動經濟的力量。因此，歸根結底，需要依靠和民生相一致的消費需求。

蔡昉表示，政策的施力和瞄準對象，要從投資者和企業轉向家庭。過去，誰投資誰貸款就給誰優惠和簡便，這是通過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優化營商環境等實現的。過去宏觀政策目標中沒有“家庭本位”的概念。此前有一些短期政策，比如疫情期間，失業率升高，很多家庭不能充分就業，家庭收入受到影響，疫情對家庭資產負債表、預算曲線等造成不利影響，短期內給與一些補貼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應該將其變成長效機制。因爲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是“雙常態疊加”，一方面是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另一方面在於2021年以來中國老齡化進入中度階段，2022年人口開始負增長，未來居民消費意願和能力會更弱一些，這些都是制約經濟增長的長期因素。因此，長期政策重心要瞄準家庭，要解決疫情遺留下的“疤痕效應”，要積極應對老齡化、少子化等影響，轉向“家庭本位”是新的政策取向。

蔡昉表示，要完善就業優先政策，着力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當前，我國城鎮失業率已經迴歸常態，但是自然失業率有所提高，這意味着結構性就業矛盾愈發突出。因爲我國人口結構在變化，“一老一小”在人口中佔比提升；我國產業結構在不斷變化，導致創造崗位的速度趕不上人力資本培養的速度；當然還有一些制度因素，這些都要求政策應更加關注結構性就業矛盾，關注自然失業率的變化。因爲失業率意味着部分人沒有就業，人力資本沒有得到發揮，這是供給側的損失；部分人失業造成收入減少，進而降低消費，這是需求側的損失。因此，對結構性就業矛盾的關注，放到宏觀經濟工具箱中，應該打通“畫地爲牢”的制約，其中體制制度因素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戶籍制度。

蔡昉表示，過去大家談論戶籍制度的影響，就認爲是農民工，其實不是的。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城鎮常住人口中沒有本鄉鎮街道戶口的比重，平均而言是38%，但是年輕人口的比重要高於這個平均值。顯然，不僅是農民工，還包括大學畢業生、各類各級畢業生、復轉軍人等，這些都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到的重點人羣，對他們給予一定幫助，引入戶籍制度改革，可以產生真金白銀的效果。因爲，從供給側來說，這能帶來百萬級新增勞動者；從需求側來說，可以當即產生上萬億級的需求。

蔡昉表示，當前還需要遵循人口發展新常態來重新定義“人口紅利”。過去，因爲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佔比高，帶來人口撫養比較低，因爲勞動力豐富而創造更高的生產率，這個舊的人口紅利過去了。當然，所有國家在經歷人口紅利後，都要面對老齡化。我國2000年開始進入初步老齡化社會，2021年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預計到2032年會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這時政策的關注重點應該放在更高年齡羣體上。哪個羣體規模大、人數最多，政策就應該更關注他們，一方面可以作爲人力資源來使用，另一方面拓展人口紅利還能提升有效需求。

蔡昉舉例表示，銀髮經濟可以帶來照護經濟的發展，當把照護經濟變成一個產業，變成社會化的服務供給，這能提高婦女等羣體的勞動參與率，爲其提供就業機會，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還能擴大社會服務供給，因爲全部勞動時間大概有1/3的勞動是無償勞動，無償勞動是不計入GDP的，當其變成社會化供給，GDP能相應增加；另外，當把照護變成產業，能一定程度解決那些沒時間生孩子、照顧孩子、教育孩子的問題，能幫助提高生育意願，提高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