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嚴“禁塑令”倒計時：可降解塑料行業迎“風口”，但原材料漲價、標準缺位企業如何應對

（原標題：最嚴“禁塑令”倒計時：可降解塑料行業迎“風口”，但原材料漲價、標準缺位企業如何應對）

臨近歲末，在廣東超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生產車間內，12臺機器正滿負荷地運轉着。這段時間，超遠生物科技董事長王超也異常忙碌。

王超此前經營着一家傳統塑料包裝企業，幾年前他敏銳地嗅到了可降解塑料市場的商機，於是毅然決定提前進行佈局。

令王超感到慶幸的是，他對行業的趨勢判斷對了。隨着最嚴“禁塑令”進入倒計時，超遠生物科技也將迎來高速發展期。王超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目前公司的所有機器已經開足馬力，以此應對旺盛的訂單需求。“明年，隨着‘禁塑令’的落地執行，預計訂單將有爆發式增長。”

在最嚴“禁塑令”的前夜，不僅有像王超這樣的“幸運兒”，還有衆多傳統塑料包裝生產商，他們面對陡然而變的市場，有的在觀望，有的則積極探索。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最嚴“禁塑令”的影響下，可降解塑料行業已經站上了“風口”，而產業鏈上的企業，也將不得不踏上新的賽道。

最嚴“禁塑令”前夜

“現在，訂單明顯減少了，之前的很多老客戶，明確表示要逐步減少對傳統塑料袋的採購。”廣東一家塑料包裝製品企業負責人說。

按照往年的行情，年底是塑料包裝行業的旺季，許多企業需要加班加點趕訂單。但今年由於最嚴“禁塑令”的臨近，衆多傳統塑料包裝企業面臨着訂單萎縮的尷尬處境。

今年1月，國家發改委和生態環境部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明確到2020年底，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城市建成區的商場、超市、藥店、書店等場所以及餐飲打包外賣服務和各類展會活動，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貿市場規範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7月10日，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生態環境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部門就落實“意見”發佈了《關於紮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8月中旬前出臺省級實施方案，確保如期完成目標任務。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海南、江蘇、雲南、廣東、河南等均頒佈了地方“最嚴限塑令”，大都以2020年底作爲最後期限，禁止生產和銷售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

這段時間，東莞新倫塑膠科技有限公司高級工程師彭先彧走訪了幾家傳統塑料包裝企業。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面對漸行漸近的“禁塑令”，傳統塑料包裝企業的心態出現了分化。有的企業處於觀望狀態，一邊生產傳統塑料包裝，一邊在觀望市場動向。不過，許多企業的訂單已經有所萎縮。

出身於化工世家的彭先彧，曾獲得北京化工大學高分子系碩士學位，對塑料行業有着深刻的觀察。“最嚴‘禁塑令’如果落地執行，那傳統塑料行業的產能肯定會受限。”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面對市場的變化，有的企業也已經嘗試進行轉產，將產品轉向可降解塑料領域。

塑料企業的新賽道

前瞻產業研究院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塑料製品產量高達8184萬噸，約佔全球1/4。與此同時，2019年我國生物降解塑料消費量僅爲52萬噸，參考歐洲生物塑料協會的數據，我國生物可降解塑料消費量全球佔比僅爲4.6%，顯著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報告指出，從“限塑”到“禁塑”，政策有望推動可降解塑料的滲透節奏進一步加快。

面對“禁塑令”帶來的衝擊，許多塑料包裝企業已經瞄準了可降解塑料的新機遇。而那些提前進行佈局的企業，則已經嚐到了甜頭。

超遠生物科技就是其中的一家。幾年前，剛剛進入可降解塑料領域時，面對技術上的難題，王超選擇了產學研合作的模式。通過跟科研院所的合作，他很快就攻克了可降解塑料技術難題，並順利實現了投產。去年，王超正式成立了超遠生物科技，“現在的新公司，主要就是進行可降解塑料的研發、生產和銷售。”

對於可降解塑料行業的發展，王超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前期投入成本較高，這就阻擋了一部分企業進入這個領域。幾年下來，爲了進行研發，超遠生物科技投入已經有幾百萬元。

新倫塑膠進行全降解塑料的研發已經有5年的時間，如今技術已經比較成熟。這段時間，有的企業主動找到彭先彧，希望能將新倫塑膠的可降解塑料業務全盤拿下。他分析稱，面對新的行業風口，有的企業希望快速切入這個新興市場，這樣就能夠得到資本的青睞。

可降解塑料的生產，離不開上游的原材料。東莞市基爍實業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可降解塑料的上游原料供應商，公司總經理王勇記得，幾年前，當他決定進入可降解塑料這一領域時，這還是一個小衆市場。如今，這個行業即將迎來黃金髮展期。

除了企業的搶灘佈局外，各地政府也紛紛發力培育可降解塑料產業。

以海南省爲例，在培育發展替代品全產業鏈方面，目前海南已有7家企業具備全生物降解塑料製品生產能力。海南還發揮自貿港政策優勢，吸引中科院、中石化等8個上游原材料項目落地，將於2022年至2023年前後形成全生物降解材料及製品完整產業鏈。

面對可降解塑料行業的巨大風口，2021年，王超將主動出擊，到全國各地進行佈局，而海南就是他目前重點盯着的投資目的地。“我們的計劃是，哪個地區的需求最大，‘禁塑令’執行最嚴格，我們就準備去哪裡設廠。”

王超的建議是，對於那些缺乏技術競爭力和客戶基礎的中小企業而言，最好不要在可降解塑料領域冒進。“你只有具備深厚的客戶基礎，然後根據客戶的需求去進行相關研發，這樣才比較穩妥。”

行業標準亟待理順

雖然可降解塑料被認爲是新的“風口”，但目前來看，企業對政策落地的執行力度尚不明晰，再加上新材料研發存在一定的壁壘，而且在價格及性能等方面可降解塑料並無優勢。短時間來看，可降解塑料替代傳統塑料依然不容樂觀。

在王勇看來，價格因素是制約可降解塑料大規模推廣的一大因素。可降解塑料上游原材料主要包括PLA（聚乳酸）、PHA（聚羥基烷酸酯）、PGA、PBS（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AT（聚己二酸/對苯二甲酸丁二酯）、PCL（聚己內酯）等。傳統塑料製品的原材料聚丙烯每噸約7000元，而可降解塑料製品的原材料中，完全生物降解的主流材料聚乳酸每噸3萬元左右。

可降解塑料製品價格高的主要原因在於原材料供不應求。從可降解塑料原材料目前的產能來看，實現大規模替代還需要一點時間。2019年，全球聚乳酸的產能只有約28萬噸，其中我國約5萬噸。

“今年以來，上游原材料都在飛漲，而且現在是物以稀爲貴，我們作爲中間商，也不得不進行提價。”王勇介紹。

彭先彧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目前來看，全降解塑料袋與傳統塑料袋相比，在性能上還有一定的差距。“現在的情況，等於說商家要花2到3倍的價格來替換傳統塑料袋，但替代品的性能還不如傳統塑料袋。打個比方，傳統塑料袋可以裝5公斤的東西，可能全降解塑料袋就只能裝3公斤。”

另外，行業標準的缺位，也阻礙着可降解塑料行業的規範發展，並對今後的市場監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這段時間，彭先彧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每次打開微信朋友圈，行業交流羣裡經常出現爭吵，而爭吵的焦點，就是哪種技術路線更適應未來可降解塑料市場的需求。而這背後，折射的正是行業標準不統一造成的混亂。

彭先彧瞭解到，有的商家會用“可降解”和“全降解”分別指代降解率“達標”和“不達標”的塑料袋製品。而在行業發展初期，許多企業打起了擦邊球，比如，其生產的塑料袋，一部分是降解，一部分是不可降解，但企業依然會打上全降解包裝的印記，這也爲市場監管提出了難題。

事實上，直到今年9月，中國輕工業聯合會才制定了《可降解塑料製品的分類與標識規範指南》，明確要求可降解塑料其生物降解率應≥90%，且其重金屬及特定元素含量等其他條件必須同時達標纔算作可降解塑料。

業內人士指出，因爲業內現在還有技術路線之爭，雖然相關部門也出臺了行業標準，但針對不同的技術路線，還需要進一步理順相應的細分標準，這樣企業才能依規而循，行業發展也才能走上發展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