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谷論壇》念念眷村:眷村文學該何去何從?(陳復)
《念念眷村—文學裡的眷村故事》這部紀錄片,用影像記錄眷村文學作家特有的心路歷程。圖爲新北市眷村文化節。(新北市文化局提供)
兩度到電影院觀看《念念眷村—文學裡的眷村故事》這部紀錄片,看完後,我總有種內容浩瀚如銀河,竟不知從何談起的感嘆!本片由黃玉珊與陳堯興兩位導演共同製作,全國眷村文化保存聯盟謝小韞理事長監製,其用影像記錄眷村文學作家特有的心路歷程,包括被譽做「詩壇鐵三角」的洛夫、張默與瘂弦這三位來自軍中的詩人,大家共同創辦《創世紀》詩刊,影響臺灣詩壇的發展超過一甲子。
還有傑出的小說家和散文家斯人斯事的回顧,包括司馬中原與朱西寧這兩位早期軍中文學的作家,更有齊邦媛、白先勇、陳芳明、封德屏、袁瓊瓊、蘇偉貞、朱天心、梅家玲與張啓疆這些眷村文學作家,片中使用各種元素,包括訪談、實景、重現、新聞、照片、動畫與歌曲來呈現眷村生活的各個面向,呼喚觀衆回到文學的心靈家園,來對土地認同與族羣認同這類敏感議題做出反思與迴應。
其實,軍中竟然會出現文學,再由這些軍人影響到軍眷,使得軍中文學變成眷村文學,想來實在是一件「奇蹟」。軍人本來是武人而不是文人,如果真的處於戰爭的狀態,則軍中不可能有文學的出現。但海峽兩岸由戰爭狀態變成膠着狀態,由槍林彈雨變成枕戈待旦,就開始有「反共文學」的出現,這個詞彙首先於民國38年(1949)11月6日孫敖在《民族晚報》副刊創刊號內提出,但真正開始被倡導,來自民國40年(1951)蔣經國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發表〈敬告文藝界人士書〉,號召「文藝到軍中」,政府並獎勵設立「軍中文藝獎」來鼓舞軍人士氣,軍人開始有時間訴說自己滿腔抱負卻壯志難酬,甚至有家歸不得的焦慮,甚至好些不見得服務於軍中的外省作家,將自身離鄉背井流亡到臺灣的苦難,歸咎於共產黨的「叛亂」與「奪權」,這都是眷村文學會出現的前身。
我很難迴應這部紀錄片,不只是因其知識承載量極其豐富,更重要在於裡面觸碰到我生命中的核心感受,真實的記憶與虛擬的影像交織其間,竟然會讓我不禁語塞。譬如當我看見袁瓊瓊在〈老屋〉中訴說:「老房子是白洋灰牆壁每年粉刷一次,我們每次玩通電話遊戲,總設法用釘子在牆上打一個洞,假如那個洞沒給補起來,就設法把它挖大一點。我們那時候好像老在偷看別人,也老在被別人偷看。家家都有神秘的洞口。」我不禁跟着回想我在眷村的經驗:家家緊挨着彼此,一大面薄如厚紙板的牆,隔不住鄰居夫妻吵架或爸媽罵孩子的聲音,不只隔着裂開的牆洞,我們可看見彼此的生活,甚至大如貓的老鼠,動不動就從這些飽經風霜不堪摧折的牆中鑽出來,有時在廁所,有時在澡間,張牙舞爪的老鼠會對着我們這些孩子耀武揚威,這神秘的洞口,竟吞吐着我們眷村幾家人的哀愁。
王明書在〈我們的克難生活〉中說:「眷村的太太們爲了分擔家計的重負,車衣服、織毛線,幾乎每一家都找點副業來做,而我也是其中之一。爲了車衣服,我們分期付款,買了一部霸王牌縫紉機。我也隨着鄰居太太們去學,去領了軍用的圓領衫和短褲來縫,自朝至暮,甚至夜深人靜。我停下了轉動的縫紉機,在我們的餐桌兼書桌上,幾個深夜,我搜索枯腸(晚上孩子們還要做功課),寫下我生平第一篇稿子。」這種經驗,交織着我公公與婆婆(外公與外婆)的人生。我對婆婆最深的印象,就是她總喜歡踩着那臺霸王牌縫紉機,車着衣服唱着歌,轉瞬間幾塊本來已經殘破的布,就被她妙手回春整合成一件上衣或裙褲,我更曾在無數的白天或深夜,看過我的公公伏在書桌前振筆疾書,他似乎總有着數不盡的鄉愁,想借由自己的筆訴說給不知是誰聽與看,寫完後卻總是放到自己的桌櫃中。
眷村中,總瀰漫着一股震攝人心的低氣壓,這是童年時的我不明所以,卻深深受到影響的感受,這使得我總是充滿着憂患意識,愁眉不展,生命活得一點都不輕鬆。這股低氣壓,後來我才明白,始終跟這羣生活在眷村中的人此生再回不去家鄉有關。
當我看見紀錄片中標上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的文字:「毋須丈夫們解說,該年9月的雷震事件,或是進一步的泄漏軍機,她們比什麼人都早的已與朝中主政者一樣,自知回不去了。」我竟再度襲染我家中全部長輩都有的哀痛,緬懷着當年那段「有家歸不得」的傷悲。我的爺爺與公公,打從我認識他們兩人開始,都表現出沉默寡言的特徵,差異在於我的爺爺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看着《四郎探母》的平劇(後來稱作京劇);我的公公則總是通過寫字(寫文章或寫書法)來療愈自己心中的愁苦,他們的靈魂,總是遙望着太陽的盡頭。
當我看見片中引張啓疆寫的〈看不見的眷村〉文字說:「臺灣一年前實施的戶籍法,已以出生地登記代替以前的祖籍(民國81年身分證刪除籍貫登記),漸漸地,即使眷村最頑固的老兵的第三代,也不再有奇奇怪怪名字的籍貫。不再有模模糊糊的遠祖記憶,沒有繼承,也沒有捨棄。一代又一代勇猛地在各自的時代裡活着。」對於這種如同東晉的「土斷」,意即撤銷僑郡與僑縣,將所居土地爲斷,使得我們全部生活在眷村中的人就此變成「臺灣人」,身分證上面沒有籍貫,遠祖的記憶不再有意義,我們就在臺灣這裡生活,正如齊邦媛在《巨流河》中寫道:「爸爸給我買的是來回雙程票,但我竟將埋骨臺灣。」我不禁想問:這就是外省族羣最終的宿命嗎?果真如此,那就不要責怪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已經大面積變成沒有身世與歷史的「臺灣人」,甚至很坦然主張「臺灣獨立」。
然而,外省族羣消失了,中國的內戰卻沒有就此結束。外省族羣的父母,深怕自己的孩子會被社會排擠,因此總耳提面命要孩子學習融入臺灣社會。但,再沒有「反攻大陸」了,卻還有着「解放臺灣」;本來是「價值」與「制度」的選擇,卻變成「獨立」與「統一」的兩極對立;當我們把「中華」還給對岸同胞,我們竟然反過來變成臉色蒼白而內在空虛的一羣人,這不就是統治階層對我們的期望與設計?但結果不只把外省族羣給「土斷」了,甚至連中華民國的結構都跟着土崩瓦解了。
當眷村不再,還有眷村文學嗎?這問題問的不只是文學,還包括在問外省人與外省事,當這些人與事都灰飛湮滅了,人徹底自我不認同,焉還有眷村文學可言?但,即使人還有族羣認同,最實際的問題:沒有住過眷村的人,該如何繼承與光大眷村文學呢?這是全體外省族羣都正在面臨的重大課題。
其實,「眷村」並不只有住着外省人,其始終住着1成左右的其他各族羣。反過來說,大量的外省族羣成長過程跟着父母住在教師宿舍或公務宿舍中,並沒有住在眷村中,他們的生命經驗如果寫成文學作品,該如何指稱這種文學類型呢?「眷村」自始就是在複製「來自中國」(原鄉)與「回到中國」(寓居)的意象,訴說着個人置身其中,面對「國」與「家」發生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因此,只要講着人與人如何在動盪的環境中如何安頓彼此的情感,從中反思自己與「國」或與「家」的關係,這就是眷村文學。
當我的大女兒陳晉看完紀錄片,我問她:「不再有眷村的外省人,他魂牽夢縈的文學故鄉在哪裡?」她回答:「外省人不見得要住在眷村內纔會產生文學的觸感,只要還懂得愛人與被愛,尤其對於我們的國家還有情感,想從中反思自己從何而來與往哪裡去,則始終都有眷村文學。」
人如果沒有身世,他人該如何認識你?但,普遍重視教育的外省族羣,長輩卻普遍沒有自覺:當自己只重視孩子的課業成績,卻不關注孩子的自我認同,使得孩子在不知不覺間接受當前課本的洗滌,其自我認同不只不是外省族羣,甚至不是漢人,而竟然已變成「我是南島語族」這種嚴重背離事實的認知,對於自己祖先來自的故鄉產生陌生與敵對的意識,更對於親子關係不再有緊密連結的倫理需求,甚至呈現淡漠無感的態度,這絕對不是族羣和解共生,而是族羣自我滅絕。
《念念眷村—文學裡的眷村故事》這部紀錄片幫忙一對父親與女兒完成屬於他們親子間的對話,無數具有相同背景的同胞更應該藉由觀看這部紀錄片,來展開屬於你們親子間的對話,我很希望製作單位繼續用不同的角度來拍下去,成爲系列紀錄片,不只是文學的層面,尤其要反思當前教育將令我們的族羣該何去何從。
(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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