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婚戀困境：焦慮波及家庭幾代人 有人甚至因婚致貧
近年來婚戀市場出現變遷，競爭和焦慮加劇，如何通過婚俗改革消解婚戀市場的不平衡？
圖/IC
文 |《財經》記者 王麗娜
編輯 | 魯偉
58歲的徐州紅娘鮑淑俠搭建的“鵲橋”平臺，每天晚上7時30分至10時在社交平臺直播相親。
6月16日晚，直播間人不多，主動連麥的男女比例是5∶1，一名中年女士爲27歲的女兒找對象，簡單介紹了女兒學歷、身高。男方則踊躍得多，有母親爲24歲的兒子徵婚，還有50歲的離異男士，他們都強調家裡有房有車，甚至直言“不止一套房子”，只有一名38歲的男士坦承“沒車沒房，初中學歷，身高也不高”。
“男孩多，女孩少。”從事紅娘30餘年，鮑淑俠總結當前婚戀市場的供需。據她觀察，農村矛盾更突出，這幾年，徐州的一些村莊出現不少30歲以上的未婚男青年，彩禮因此水漲船高，從1.1萬元漲到6.6萬元、8.8萬元，這幾年又變成15萬元、20多萬元。這還只是彩禮，“結婚沒有房子，門都沒有。農村有房不夠，還要在縣城或市裡買房”。
與鮑淑俠觀察到的農村“光棍”增加、婚姻成本升高的情況不同。在特大城市上海，公益紅娘範本良則注意到條件優秀的大齡未婚女性的尷尬，即“剩女”現象，而在結婚關頭，男女雙方常因房子問題“談崩”。
婚戀市場的變化，或許可以套用當下流行詞彙“內卷”來概括。內卷通常指向競爭激烈的現象，形容競爭的白熱化、不良競爭。
因爲結婚條件談崩，一些男孩甚至家庭幾代人爲此煩惱並四處湊錢，這讓鮑淑俠深有感觸。最近幾個月，她多次在社交平臺發佈視頻，呼籲遏制高彩禮現象。範本良也常常以身說法，希望婚齡男女擺正婚戀觀。
這與當前的風向相合。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再次強調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今年4月，民政部公開表示，同意將河南、廣東、遼寧等15地確認爲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
這場變革能緩解婚戀市場的競爭與焦慮嗎？
鮑淑俠隔三差五發視頻，呼籲“打壓高價彩禮”，最近她在視頻裡講了一個故事。徐州一名男孩連續三次登未來岳母家門，穿着同一件衣服，引發對方的疑慮，並向“媒婆”鮑淑俠打探男孩的經濟狀況。男孩後來對鮑淑俠說，“那件衣服我穿三年了。爸媽給我買車買房，還準備彩禮，我也得節省花錢。”
這個回答讓鮑淑俠“揪心”，再加上她這些年瞭解到一些因結婚條件談崩，導致當事人自殘、跳樓的案例，因此鮑淑俠在說媒前會向女方表明，不能索要高彩禮，否則拒絕說媒。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楊華，主要從事農村階層分化、縣鄉治理研究。楊華從2007年起常去農村調研，在農村婚姻家庭領域，彩禮是其關注點之一。
楊華告訴《財經》記者，彩禮通常被視爲結姻“六禮”之一，是典型的鄉村傳統民俗。近些年來，農村彩禮水漲船高，少則十幾萬元，多則30萬元。“包括彩禮在內的高額婚姻成本，使得一些農村家庭‘望婚興嘆’，還讓不少人致貧返貧。”
農村“天價彩禮”逐漸引發社會關注。楊華表示，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通過約束性強的措施治理農村“天價彩禮”，最近中央文件再次提到治理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通過移風易俗、淨化風氣，解決‘天價彩禮’等問題，使農村家庭的文化性支出迴歸合理。”
馮帥章是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院長。2020年，馮帥章領銜的研究團隊，承接廣東省民政智庫課題“廣東婚俗文化及婚姻改革研究”。馮帥章表示，隨着社會經濟環境變化，中國人的婚姻和家庭正在經歷巨大轉型。當前中國社會的婚姻穩定性明顯下降，“彩禮金額逐年攀升值得關注”。
基於北京大學相關數據追蹤調查，馮帥章的團隊分析了1980年到2015年間的彩禮變化。他們的研究發現，隨着經濟發展、收入增加，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婚嫁支出明顯增加，顯著高於收入增幅，“彩禮作爲婚嫁裡重要的一部分費用，從1995年開始，攀升的速度驚人”。2000年，全國平均彩禮支出超過1萬元，之後增長幅度進一步加快，2010年達到2.8萬元左右，“到2015年，全國平均彩禮達5萬多元，相比五年前增幅超過60％”。
與城市相比，農村的彩禮負擔更重。馮帥章的團隊分別比較農村和城市彩禮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後，得出結論——雖然農村地區的彩禮絕對數字不一定更高，但彩禮支出是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倍多，而城市約爲兩倍。
馮帥章還發現，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的地區，彩禮水平相對更低。比如，2010年－2015年全國彩禮平均爲3.5萬元，廣東省平均1.6萬元。到2020年，廣東農村平均彩禮價格爲2.66萬元，是廣東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倍多一點。整體來看，中西部的一些省份彩禮負擔更重，基本爲當地人均收入的5倍以上。這說明，彩禮金額不僅與當地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有關，且與各地婚俗和文化密切相關。
通過多年調研，楊華總結出彩禮高低的三條規律。他介紹，“一般情況下越往中西部地區走，彩禮越高。女孩子往東部地區流動，中西部地區的男性要想留住本地女孩，或者吸引外地女孩，就得付出高額婚姻成本；越是偏遠山區，彩禮越高。當地男子要想娶妻，就得提高自己的性價比，給得起更高的彩禮；另外，在婚姻市場中，家庭條件越差、兒子越多，女方索要的彩禮就越高。反之，女方就索要較少。越是貧窮的家庭，要想在婚姻市場競爭中取勝，就需要開出比其他家庭更好的條件。”
爲何婚戀成本高昂
婚戀市場競爭加劇，焦慮波及父代。在浙閩贛三省交界處的浙江省江山市，農民張勇（化名）的兒子交了女友，女方家索要18.8萬元彩禮，這是當地農村的一般水平。張勇家按此準備，可沒想到談婚論嫁時，女方又提出要在城裡買房，這意味着張勇需要再籌措100萬元，甚至200萬元。“我們哪能拿出這麼多錢買房？”
張勇說，這幾年在當地農村約有一半的適婚女孩及家庭要求男方城裡有房，有些姑娘把結婚當作改變生活的跳板，張口就是城裡有房、家中有車。約一半年輕人結婚要依靠父母打拼，“有的男方家庭，一結婚就負債累累，可憐的是父母”。張勇所在的山村人口不到500，30歲以上未婚男性就有將近20人。
2010年，楊華去豫東農村調研。彼時河南蘭考縣農村彩禮接近10萬元，在當地農村，誰家房子建高院牆、貼瓷磚，就很好找對象。他了解到一個案例——一個27歲左右的男孩，在當地屬於大齡青年，因個子不高，家有兄弟，家裡很擔心他找不到媳婦。但在建樓之後，“說媒的絡繹不絕，並很快結了婚”。
2014年後，楊華再去豫東調查，結婚時男方村裡有新房已無法滿足女方的要求，“慢慢變成到縣城買房”。湖北農村的情況也類似。2014年楊華去湖北調研，有一家村民，夫妻和兒子共同打工，湊錢剛在村裡購買一處獨棟別墅，以爲這樣可以很快娶到媳婦。“找人說媒，人家說村裡的房子沒用了。那幾年，結婚的要件變得非常快。”
楊華認爲，高彩禮和房子要求背後是婚姻成本問題，農村婚姻高昂的成本折射出當前超高適婚性別比問題。2010年是一個明顯的節點，在此前後，90後進入婚戀階段，這個年齡段推高了農村婚姻成本。農村出生嬰兒性別比自計劃生育後快速升高。據楊華介紹，1982年中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爲108.47，稍超出正常值範疇。到了1990年，則升高到111.87，已高出正常值許多，2000年時進一步上升到116.96，已屬於超常規性別比。“也就是說，從80後開始，適婚農民就面臨男多女少的局面，到90後、00後時，性別比更懸殊，直接後果是有一批適婚農民難以找到配偶。”
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90後比80後少了3100萬人，在超常規性別比下，90後的女性更少。進入2010年後，90後男性也進入婚齡，這就導致90後的適婚女性更稀缺。“這便是2010年之後，農村婚戀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男方家庭壓力越來越大、女方要價越來越高的原因。”
馮帥章在研究中關注到因高額彩禮引發的社會問題，比如一些村民因婚致貧返貧，甚至出現“光棍村”，在某些情況下，彩禮演變成一種代際剝削，父子兩代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給農村老人養老也帶來壓力。
在大城市，談婚論嫁也非易事。在上海，68歲的範本良早年從業餘紅娘做起，到2012年成立工作室，熱心於無償爲婚齡男女牽紅線，至今做公益紅娘已38個年頭，服務單身者1.6萬人，幫助4000人成功結婚。“社會需求量（脫單）很大。”範本良對《財經》記者表示。
最近五六年來，令範本良深有感觸的是，婚齡男女常因房子問題“談崩”。“現在如果男方沒房，女方多數不肯結婚。”
範本良稱，在上海，男孩家裡如果只有一處房，即便是三室一廳也很難找到對象，因爲年輕女孩更傾向與公婆分開住。2020年，她的公益紅娘工作室介紹了一對未婚青年，兩人交往一年多，婚事在即，男方賣掉50多平方米的房子，換成70多平方米，但女方母親仍嫌房子太小，兩人因此“吹了”。
婚姻穩定性下降
婚戀市場競爭“內卷化”，還引發一些反常現象。2020年，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的馬軍、宋逸在國際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全球健康》發表文章，分析中國女性青少年在1990年－2015年間的結婚和生育趨勢。
根據兩人的研究，15歲－19歲女性已婚率從1990年的4.7％下降到2000年的1.2％，但在2015年反彈至2.4％，這種已婚率和生育率反彈是一種普遍現象。2015年，農村地區15歲－19歲女性已婚率和生育率約比城鎮地區高3倍。西部省份15歲－19歲女性已婚率或生育率更高。
彩禮高的地方早婚現象比較明顯，這是楊華調研中的另一個發現。在這些地區，預期婚姻壓力會更大，彩禮也因此看漲，男方家長會傾向於讓兒子早婚。從女方家庭來說，女兒越年輕，越要得起高價，一旦過了通常的結婚年齡，會被認爲“嫁不出去”，行情下降。
2020年下半年，楊華回湖南老家農村聽說了一個故事。他的老家村旁在修高速公路的工地上，有一位中年工人半夜痛哭。有人問起原因，這位工人稱，他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結婚給女方30萬元彩禮，按照這個價格，“即便彩禮不漲、女方不要新房子，自己再怎麼努力，後半輩子也賺不到二兒子、三兒子結婚的60萬元彩禮。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想着後面兩個兒子要打光棍，就覺得愧疚，不由得大哭起來”。婚戀市場變化帶來的社會焦慮和精神壓力，不僅體現在中年一代農村父母身上，尚年輕的農村父母也“焦慮萬分”。
鮑淑俠在社交平臺呼籲善待公婆。她提到，一些年輕人拿婚戀當兒戲，“說不合適就分手，一吵架就把離婚掛嘴邊”。當地農村，女性二婚也能嫁出去，再嫁還要彩禮。“農村的公婆在家裡只能忍着，孩子也是扔給婆婆帶。”
早婚帶來一系列問題。楊華分析，其中之一是早離現象，在中原及西北地區農村，很多人十八九歲就結婚。他們心智還未成熟，婚姻由父母安排，又因雙方外出打工和生活壓力，沒有足夠時間相處。等進入婚姻生活，矛盾叢生，很容易離婚。早婚男子離婚後，很難再婚，因爲難以承擔得起第二次婚姻的成本。爲了不讓兒子離婚，中年父母就得事事遷就年輕媳婦。“中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持續下降，對子代的責任無限延長，‘老人不老’成爲農村常態。”
因離婚或中斷婚約，又會導致彩禮糾紛。楊華調查發現，在許多地區，彩禮糾紛是鄉鎮司法所調解工作的一大類，在一些地方佔到三分之二甚至一半，有一些還會鬧上法庭。有的地方還出現詐騙事件，有團伙組織年輕女子不斷與男子相親、談婚論嫁，給付彩禮後再悔婚。
馮帥章的團隊研究發現，當前中國社會的婚姻穩定性明顯下降，這表現爲結婚率下降、離婚率上升、初婚年齡推遲等。數據顯示，2000年－2009年，廣東省的粗結婚率波動上升，2000年－2014年，廣東省的粗結婚率在8.2‰至8.7‰，低於全國的粗結婚率。最近六七年，全國與廣東的結婚率都逐年下降。近20年來，粗離婚率呈現快速上升趨勢，不過廣東的離婚率目前仍低於全國水平。
另外，全國的初婚年齡推遲。馮帥章稱，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初婚年齡一度下降，進入逐步上升，1990年全國初婚年齡是23歲，2010年推遲到約25歲。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將近26歲。
多重因素導致晚婚現象普遍。馮帥章認爲，現代女性受教育程度、參與工作的比例提高，經濟地位相應提升，婚姻對女性的吸引力相對來說下降。此外，現代男性和女性，婚姻觀念發生變化，對婚姻質量的要求和婚姻期待都變高，維持穩定的婚姻變得更加困難。而傳統婚姻定義和性別觀念的變化比較緩慢，並沒有趕上近年來經濟社會變遷中兩性之間的變化。“女性總是希望找在經濟社會地位方面比自己更強，至少不弱的男性。如果這個觀念不進行一定調整，找另一半難度就比較大。”
農村“光棍”是真問題
範本良發現，近年來一些條件優秀的女性，有房有錢，要求男方條件更高，至少兩人差不多，“否則她覺得是吃虧的”。優秀女孩不願意放低要求，人爲給自己設置障礙，一些優秀女孩因此很難找到優秀男孩。“其實優秀不優秀是相對而已，找到真心愛你的人才最重要。”範本良認爲。
在婚姻市場，女性還面臨年齡偏見。範本良記得，大約2010年左右，有報道稱女性最佳生育年齡是30歲，超過35歲女性生育能力明顯下降。報道一出，她明顯觀察到一些男性不願意找大齡姑娘了，30多歲的女性在婚戀市場上滑坡。
當時，1980年出生的女孩剛好30歲，範本良組織的一次交友會上，她先分開男女，再在場地中間放上一條線，讓1980年之前出生和之後出生的女性分別站在線的兩側，“很多男的都跑到1980年之後出生的女孩這一塊”。
這些年遇到離異男性，範本良有時優先推出大齡女性，“人家就明講，範阿姨她年齡太大了。其實年齡段不絕對決定是否優生，你看林青霞46歲生兒子不是也很好。”
前不久，範本良碰到一個44歲的男士，稅後年薪160萬元。範本良給他介紹四名女士，年齡分別是39歲、37歲、兩個31歲，這些女孩都願意跟他交往，但男士最後選中一個31歲的女孩。
近年來，在婚戀市場上，城市裡條件好的未婚男性，偏向找年輕女性，範本良對此深有感觸。現在，如果男女雙方相差兩三歲，她還撮合一下，大三歲以上就不再勸，除非兩人格外有緣。這幾年，範本良只遇到過一個特例，女大男6歲，兩人在她的平臺做志願者，結婚後生子。
在楊華看來，城市“剩女”是假問題，農村“光棍”是真問題。城市“剩女”大部分不是找不到婚配對象，只是因主觀原因在某個年齡階段內沒有結婚，或因教育、職業發展、新婚戀觀等推遲了婚姻。
在農村是另一番景象。楊華稱，2000年以後，80後登上婚姻舞臺，在高適婚性別比下，農村“光棍”數量顯著增加。2010年之後，90後進入婚齡，“光棍”更多。“宏觀上，中國將有3000萬無法結婚的‘光棍’存在；微觀上，偏遠山區村落，適婚男子沒有結婚現象突出，在雲貴一些村寨，達到十之六七之多。”
楊華認爲，這些反映中國社會婚姻的兩個原則或前提。一是，本地婚偏好原則，使得本地婚競爭激勵，婚姻成本或彩禮要高於外地婚；二是，男高女低或者男女同質原則，男方一般找各方面條件比自己低或者相同條件的女孩，女孩則要找比自己條件好或者相當條件的男孩。這使得城市年輕男子寧可找比自己家庭條件差但是年輕、漂亮的農村女孩，也不找大齡城市女性。與此同時，城市女孩更不會逆向流到農村。
“即便城市有‘剩女’，農村有‘光棍’，兩者在婚姻上一般也不會有交集。”楊華說。
需要擺正的婚戀觀
城市男孩在婚戀市場也有苦惱。有的姑娘，一來就問，房子有嗎、收入多少、帥不帥、學歷高不高？範本良直接講，“你慢慢挑吧，她這個思路已經歪了。”
範本良爲找對象的男女們總結出六字金言——心態、觀念、品味。她說，這其實就是以前常提的三觀：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
她經常苦口婆心勸說，女性找對象不要把物質放在第一位，不要攀比、不要虛榮心太強，應該把人品作爲首要考察，再考慮學歷、收入等因素，最後是身高外貌，綜合考慮一個人。如果順序倒過來，位置搞錯，多半不幸福。
範本良常常現身說法，給未婚男女講起自己和兒媳的例子。她說，自己爲1.6萬人操心，沒有操心兒子婚事。兒媳嫁進來，沒有提無理要求，還和兒子一起買一室一廳的房子，後來她老伴單位又分了一套房，兩套房置換成一個三居室。“爲什麼要在沒有條件時，提出要求堵自己的路，也堵對方的路，這是何苦？我告訴她們不要老是在房子上面‘卡’住。”
範本良也知道，很多人其實是不太聽她的“忠告”，“戀愛觀不擺正，‘黑馬’在她眼前她都不要。”
以前男方女方有點小想法，範本良一般都能勸得住，“但現在不同了，他們讓你三分，但是不行動”。但她堅持，像唸經一樣，多給年輕人灌輸正確的婚戀觀。她說，當年輕人處在十字路口，左右搖擺或者偏離的時候，需要正確的輿論或者思想去撥正，“從我心裡，我真的老着急”。
成功走進婚姻後，很多人的婚姻並不順利，正如馮帥章所稱，當前中國社會的婚姻穩定性明顯下降，離婚率上升。
很多人不知如何處理對婚姻的失望，這是曾從事婚姻家庭熱線諮詢的何寧（化名）的感觸。2020年，何寧在廣東一個城市婦聯下屬的熱線做諮詢工作。
何寧稱，很多諮詢集中在如何面對婚姻的失望、離婚時財產如何分配、小孩撫養權歸誰等。95％的諮詢來自女性，多以抱怨爲主，反思婚姻的很少，“起碼諮詢兩次以上，纔會反思雙方的責任”。
何寧發現，“很多人對婚姻法感到陌生，她們會問什麼財產、房子可以分，什麼不可以分，還有人很驚訝地問，什麼是夫妻共同財產”。
何寧認爲，婚前輔導很重要，“起碼婚姻法相關的法律法規要懂。”
當前婚俗改革，倡導全社會形成正確的婚姻家庭價值取向，遏制不正之風，試點爲期三年。目前，15地試點的側重不同。在陝西省寶雞市金臺區，試點工作方案提出，深入開展婚姻家庭輔導，不斷挖掘民間傳統美德，大力倡導婚俗新風，健全婚姻登記管理；在重慶市大足區，提倡引導和鼓勵村（居）委會依據村（居）規民約出臺具體約束性措施，治理相互攀比、索要高額彩禮等；在河北省河間市，一些村（居）規民約對彩禮金額、婚宴桌數和使用菸酒等，作出限高約束。
移風易俗並非易事。馮帥章表示，婚俗改革的內容較多，在一些地方婚俗改革已取得成效，但還面臨一些問題。比如，高價彩禮背後原因複雜多樣。“風俗的變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各地要綜合、充分考慮各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另外，更大層面發揮社會輿論的倡導作用，挖掘和弘揚優秀的婚俗文化，讓婚俗文化能夠推陳出新，移風易俗。”
在馮帥章看來，長遠目標還是要進一步建立男女平等，構建對女性友好、對婚姻和家庭友好的社會。針對婚姻家庭的穩定出臺綜合措施，促進婚姻幸福、家庭和諧、社會穩定。“真正幫助人們更容易進入婚姻和家庭，生兒育女，同時較好兼顧家庭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