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崛起:一座被忽視的“出口大市”

改革開放四十年後,“外貿”的力量絲毫未減,它像一個攜帶着產業和財富的搬運工,由東向西,由南向北,改變着中國原有的城市分工格局和財富格局。四分儀智庫梳理了過去十年中國的外貿數據,發現在近些年的發展階段中,有一個頗爲值得關注的城市出現了:曾被稱爲“鄭縣”的內陸城市鄭州,如今正在成爲一座快速成長的出口大市,積蓄着下一階段的爆發力和“出海力”。

“貿易”和“分工”一直是全球經濟學家分析產業格局的重要基礎概念,從亞當斯密到工業革命,從信息時代到人工智能,一切生產和貿易總在相伴相生,一切觀念與技術總在交錯迭代,推動產業地理不斷變遷,也成就了美國、日本、中國等超大經濟體先後崛起的財富故事。

可以說,貿易崛起,對外出口,即是國力基礎。

過去幾十年,“外貿”、“分工”所引發的產業變化和人口流動,在中國催化出了太多顛覆性甚至在國外觀察者眼中“反常識"的故事:“奇蹟般聚起座座金山”的深圳,“從雞毛換糖到世界超市”的義烏,人們在勤奮的奔走之中,不斷聚攏世界訂單,孵化全球工廠。

改革開放四十年後,“外貿”的力量絲毫未減,它像一個攜帶着產業和財富的搬運工,由東向西,由南向北,改變着中國原有的城市地理格局。

四分儀智庫梳理了過去十年的中國外貿數據,發現在各主要城市的發展對比中,有一個被廣泛忽視的城市意外脫穎而出:曾被稱爲“鄭縣”的內陸城市鄭州,如今正在成長爲一座快速成長的出口大市,從富士康騰飛到“沿海化”佈局,快速積蓄着下一階段產業佈局的生態力和“出海力”。

曾經被忽視的鄭州,憑什麼崛起反超?

鄭州外貿,出人意料的幾個數據

對比全國城市增速,鄭州的出口力有多強?我們直接來看數據:

2013-2023鄭州、廣州出口總額增速對比圖 數據來源:鄭州、廣州統計局

這是過去10年,鄭州和廣州的出口總額增速對比。一個“土”味十足的內陸城市,出口居然如此活躍?

數據告訴我們,是。

如上圖所示,從2017年開始,鄭州的出口總額增速已持續超越老牌外貿大市——廣州,並大有繼續超越之勢。

在外貿出口和參與國際分工的進程中,鄭州像一個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追趕勢頭生猛。

如今的鄭州,很像三十年前的廣州。有多像?我們再看一個數據:

1984-2022年鄭州進出口總額和實際吸收外資金額 數據來源:鄭州統計局

這是1983-2022年鄭州進出口總額和實際吸收外資金額數據,幾乎是“金字塔”式的增長結構。

從2010年開始,鄭州的出口總額持續增長,如平地起高樓,快速攀升。

數據來源:鄭州統計局 注:2020-2022年數據,根據當年平均匯率由人民幣換算爲美元,可能與實際出口數據存在小幅差距。

在吸收外商投資上,鄭州的增速也很驚人。1984年,鄭州市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只有36萬美元,到了2021年,鄭州市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爲486330萬美元,34年翻了一萬倍。

國際化產能快速崛起的鄭州,進出口總額尤其是出口總額、以及吸收外商投資的金額,經歷了從0到1,現在正經歷從1到100的過程。如日初生。

某種程度上,鄭州已經是國內中部、北部、西部外貿城市中的翹楚,出口額連續多年位於中西部城市前列。

從近十年的數據來看,和同是省會城市的西安、石家莊相比,鄭州的出口數據已經擔得起“遙遙領先”。

數據來源:各省市統計局 注:部分數據根據當年平均匯率由人民幣換算爲美元,可能與實際出口數據存在小幅差距

即便對比水路發達的武漢、長沙,鄭州的出口數據也有着絕對優勢。

數據來源:各省市統計局 注:部分數據根據當年平均匯率由人民幣換算爲美元,可能與實際出口數據存在小幅差距

三輪PK三輪勝。在傳統認知裡,一個不臨海、不沿邊的內陸城市,怎麼可能實現出口貿易的持續增長?

但事實是,即便和全國所有城市進行排名,鄭州的出口貿易地位也在快速攀升,在2022年的出海20強排名中,鄭州是唯一的中西部城市,成爲名副其實的“出口黑馬”。

2022年出口額前20城市 數據來源:統計局、海關

變化不僅體現在數據裡,更體現在鄭州城市更新的方方面面。

根據四分儀智庫編輯近幾年深入鄭州的實地觀察,這個內陸城市正變得越來越“洋氣”:高鐵車廂裡絡繹不絕的各國貿易商,高鐵站熱鬧營業的“中歐班列進口商品超市”,市區跨境免稅店裡各國產品琳琅滿目……

在鄭州出口數據激增和城市煥新的進程之下,接連產生了不少生動又振奮的財富新故事。可以說,鄭州國際產業的佈局之廣,發展之快,正在超出我們對一箇中部內陸城市的全部想象。

探索鄭州的“顛覆式”變化,首先需要將問題置於一個更具有長期視角和全球分工的視野中,從貿易發展、產業變遷、勞動分工等多方面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底層驅動力來自哪裡?跨國資本、廉價土地、密集的勞動力資源,三大“神器”構築了中國製造供應鏈的超級網絡和資源配置。

趙燕青在其《大崛起:中國經濟的增長與轉型》一書中,將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總結爲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產業轉移。

這也是鄭州出口貿易迅猛發展的邏輯,鄭州外貿活力主要來源於其出口增長。如下圖所示,從2018年到2022年,其出口總額基本都佔到進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

2018-2022鄭州出口總值和進口總值 數據來源:鄭州統計局

在中國內部產業分工的推進過程中,隨着全球化的推進,勞動密集的製造環節開始大規模轉移到“邊緣城市”,鄭州以其廉價勞動力優勢,承接了一線城市不願或者難以承接的製造運營環節。

這其中,富士康是驅動增長的典型案例。2010年,深圳謀劃產業調整,富士康離開深圳,入駐鄭州航空港區,正式開始在鄭州建廠。

富士康到來之後,帶着鄭州“一飛沖天”,甚至帶動了河南全省外貿進出口突飛猛進。

以2020年數據爲例,富士康鄭州公司實現出口總額316.4億美元,爲鄭州貢獻了超過八成的出口。2021年,僅航空港區以富士康爲主導的電子信息工業產值,在全市佔比就高達80%左右。

2018-2022手機出口佔河南省出口比例 數據來源:鄭州海關

我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增長,是因爲形成了“通過外貿聚集了大量財富,以這些財富爲基礎,擴大工業能力,老百姓賺到錢形成內需,進而拉動經濟”的良性循環。

富士康之於鄭州,就是這樣的作用——賺錢拉動經濟,示範形成路徑。富士康像一個老師,爲鄭州企業摸索出成熟的出海路徑,爲其走向國際化打造產業環境。

在富士康到來13年後,鄭州的外貿“地基”搭建完善,新能源汽車、紡織、鋁材、假髮、培育鑽等產業,在這個地基上生長壯大,走向世界。

如今的鄭州,國際化產業拓展正當時,“富士康”一鯨之下,萬物生髮。

前文中我們提到了亞當·斯密的“分工”,在《國富論》中,分工是提高勞動生產力和經濟效率的重要因素,通過分工和專業化,人們能夠提高技能水平,增加產品產量,是推動經濟增長和國家富強的重要力量。

當下,國內的產業分工進一步向二三線城市涌動,濟南、鄭州、西安這些人口大省,如能更精準更主動地抓住這次產業分工變遷浪潮,找到核心抓手,謀劃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全球化“增長戰略”,十年之後,成長爲如今的北上廣外貿體量也未可知。

顯然,至少從“出口力”和“國際化”這兩個關鍵詞看,鄭州目前已經成功“上了車”。

“沿海化”的鄭州,出海前景廣闊

中國城市研究專家、《中國城市大洗牌》作者黃漢城在評價成都時說,“過去這麼多年西部一直追不上東部沿海地區,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成都、重慶、西安等重要城市不沿海,不沿邊,十分依賴上海等跳板來融入全球貿易和產業鏈條當中。”

“沿海”對於城市而言,不僅意味着交通便利,更意味着“開眼看世界”的開放思維,能夠讓城市站在全球貿易和產業分工的前沿,彙集更多的金融、信息和人流。

如今的鄭州,已經變得“沿海化”。

鄭州市目前是全國12個最高等級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之一、全國唯一的空港型國家物流樞紐,2小時高鐵圈覆蓋4億人口,2小時航空圈覆蓋全國90%以上人口和市場。

數據來源:中國商務新聞網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修路相當於降低了交易費用。道路開通帶來信息互通,供給與需求自發性地形成,進而促成交易與價格。

鄭州地理位置變得“沿海化”的過程中,產業結構也逐漸趨向“沿海化”,科技公司、互聯網公司紛紛興起,慢慢擺脫“富士康依賴症”。

有當地觀察人士曾提到,鄭州本土互聯網、軟件公司、跨境電商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活躍着鄭州的產業氛圍。

以鄭東新區爲例,近年來,鄭東新區引進騰訊(中原)智慧產業總部等大數據龍頭企業40餘家,奇安信、360集團等信創企業10餘家,杭州趣鏈、數鏈科技等區塊鏈領軍企業40餘家,累計入駐華爲、阿里、海康威視、超聚變、大華等數字企業3500餘家。

在鄭州自貿區,阿里巴巴國際、亞馬遜、Ebay等各類跨境電商活動熱鬧舉辦,據瞭解,很多跨境電商從業者甚至將鄭州選爲新的創業基地。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崔衛傑在接受人民網專訪時表示,2022年,鄭州市電子商務平臺擁有量最多,擁有42個平臺,實現交易金額3151.45億元,分別佔全省的46.7%和74.7%。

“沿海化”讓鄭州從樞紐型城市成長爲貿易型城市,成長過程中帶來的交通完善、人才聚集、商業繁榮、產業轉型,都是鄭州貿易長期繁榮的關鍵因素。

其所在的河南省目前工業門類齊全、體系完備,製造業總量穩居全國第五、中西部地區第一,已經在裝備製造、汽車製造、新材料三大領域全國領先,產業集聚效應正在形成。

依託河南這個新興的“工業大省”,鄭州未來的出海產業必然是多點開花、高速增長。

“外貿”這個福氣,鄭州能持續接住嗎

那麼新問題來了,在以上所分析的有利條件“加持”下,鄭州的出口力和國際化進程,就真的能持續一帆風順,前途無限嗎?

讓我們再次複習亞當·斯密《國富論》中另一個關鍵詞——“貿易”。

貿易的核心是“絕對優勢”,如果一國在某一商品生產上所耗費的成本絕對低於他國,該國就具備該產品的交易優勢,從而具備了較強的出口順差優勢。

降低成本,一個是硬性指標:提升核心技術,降低生產成本;另一個是軟性指標:形成自由市場,降低管理成本,直白一點講,叫“全民學會做生意”。

鄭州過去的絕對優勢,在於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像改革開放初期“躺賺”的廣州、深圳等外貿城市一樣,承接外溢低端產業,大量訂單涌入,使得經濟數據爆發猛烈。

但“躺賺”這個模式,已經被證明不可持續,廣州的出口增速數據不斷跌落就是例子。

目前來看更可行的是深圳模式,用出口加工貿易賺到的錢,完成資本積累和技術升級後,產業結構向更高級的工業製成品轉型。擺脫代工地位,打造自主的國際化品牌集羣。

鄭州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積極佈局更具技術含量的賽道,近年來,鄭州謀定產業發展主攻方向,以汽車及裝備製造、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及醫藥、鋁及鋁精深加工、現代食品製造等6大主導產業爲基礎,向高技術和知識含量、高附加值和價值鏈高端的持續升級。

硬性指標層面,鄭州已經在提升核心技術的路上,擺脫勞動密集型產業鏈末端局面無非是時間問題。但從外界觀察來看,“軟性指標”的要求,鄭州依然需要較長時間的努力悉心摸索。這個軟性指標,就是形成更加廣闊彈性的自由市場機制。

爲什麼鄭州出口貿易做的相當優質,卻一直被相對忽視?某種程度上,也需要歸因於城市行政管理過程中時有發生的負面新聞。鄭州過去幾年,發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輿論事件。

最近的亮亮麗君夫婦被打事件,去年的村鎮銀行賦紅碼事件,更早的720瞞報事件……都讓鄭州處在市場和輿論的風口浪尖。

清華大學教授文一認爲,我國過去40年發展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有爲的重商主義政府。

重商主義體現在思想上,是鼓勵自由而開放的商業思維;落實在行動中,是城市管理中良好的營商環境。

在中國,北方城市天然比南方城市缺乏商業思維,城市管理中的很多問題也由此而來。但在城市商業發展中,開放市場、法制意識和生意思維,在某種程度上,比提升技術能力本身更重要。

曾經主導“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深圳精神,打造出深圳包容、開放的商業氛圍,吸引無數人才和投資前往,使得深圳從一個邊陲小鎮成爲具備國際影響力的現代化城市。

富士康,就曾經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帶動了深圳一片區域經濟發展。而如今,這樣的輪迴來到了鄭州。

“外貿”這個福氣,鄭州能不能持續接住?技術和設施的硬件打造固然重要,但包容、開放的軟性思維和重商精神纔是核心。相信市場,鼓勵開放,爲企業發展掃清行政障礙,爲投資預期積累長期信心,纔是促進本地經濟持續增長的核心所在。

當然,城市發展中融合了太多變與不變的複雜因素,非單一理論或概念得以全面覆蓋。面向未來下一階段的“城市戰爭”,註定是城市間出口力、產業力和人才力的綜合競爭。四分儀智庫將持續跟進報道鄭州,以鄭州作爲外貿樣板,拓展更多城市地理研究,尋找關於鄭州產業變遷的更多故事,解讀實踐案例,陪伴讀者一窺典型內陸城市的發展趨勢和動態。同時,我們也將對其他代表性城市的產業轉型和外貿發展情況逐一走訪和剖析。

新市場催生新變化,新變化總有新故事。從傳統制造業承接到先進製造業集羣的聚攏過程中,是整個城市面向全球市場下一個發展階段的佈局與雄心。

新故事,有鄭州。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