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汪品先的“老人與海”

2018年,汪品先三次參與南海深潛,圖爲他在“深海勇士號”中工作。受訪者供圖

汪品先的辦公室裡擺設整齊,最多的是書櫃,靠牆放了四個,擠不下的書成堆摞在地上。書櫃上有他年輕時的照片,清瘦挺拔。現在,他的背彎了,走路要扶着後腰,銀髮梳平了還會翹起。有人比着他的樣子,爲他的短視頻賬號設計了一個頭像:穿襯衫、背心,戴副眼鏡,打黑色領結,“我說你這是肯德基chicken老爺爺嘛?”

3年前,82歲的他隨“深海勇士號”在南海三次下潛至1400餘米處;2021年上半年,他在同濟大學設立關於“科學與文化”的公開課,場均線上直播觀看人數過十萬;去年底至今,他先後入駐兩個視頻平臺,做短視頻海洋科學科普,粉絲量、點贊量過百萬人次。

作爲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教授,汪品先在耄耋之年“出圈”了。

在互聯網上的走紅,讓他多了幾個稱號,“深潛院士”、“深海勇士”、“科普老頑童”、“最大咖位的UP主”。有人把他的人生經歷比作“老人與海”。

他把這些稱號稱爲“人設”,他自認的唯一身份是“院士後”,“年輕想做事情的時候做不成,老了該謝幕的時候反而要登場……別人是博士後,我是院士後。”

我的人生是倒裝的

一點鐘,睡滿了半小時,汪品先從沙發上起身,疊好毛毯,和枕頭一起擱在沙發角。去年他生了一場大病,入院治療三十七天後,在人生的第八十四個年頭,他頭一次開始嘗試午睡。同濟大學給了他一間辦公室,他就地取材,午睡就蜷在裡間的沙發上。

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院長翦知湣來敲門,告知他,十月起有五十天左右的馬裡亞納海溝深潛活動,可邀請他。

“我今年很困難,五十天太長了。”汪品先說,年內,他要開未定數量的科學研討會,要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寫戰略報告,還要作他自己的書。他因此婉拒,又惜惜地說:“但很有吸引力。”他反覆強調,這不是身體上的問題,身體上他沒有問題,這是時間緊張的問題。

要是深潛活動能安排到明年夏天就好了,翦知湣說。汪品先哈哈大笑:“如果我還活着!”

他在和時間賽跑。生病前,他的作息是晨八點半進辦公室,晚十點半離開。病癒後,老伴勒令他休整,他就改到了晨七點半進辦公室,晚九點半離開,“早睡早起。”但算起來,一天內還是工作14小時。每年的除夕夜,他早收工陪老伴看春晚,年初一至初三則給自己放三天假,挑一座歷史名城去旅行。其餘時間,他參加工作後的六十年間是一致的,幾乎無休。

再過兩個月他就八十五週歲了,高齡是緊迫感的來源之一。另一方面,他在許多場合感嘆過,“年輕想做事情的時候做不成,老了該謝幕的時候反而要登場……別人是博士後,我是院士後。”

1991年,五十五歲的他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他現在回想起來,那時還沒有完成他認爲值得稱道的工作。轉折點是在1999年,六十三歲的他作爲首席科學家,隨航了中國海區的首次大洋鑽探航次,“也是第一次由中國人設計和主持的大洋鑽探航次。”他記得格外清楚,1999年2月12日,鑽探船從澳大利亞西部起航駛向南海時,他在甲板上眺望,“感到自己終於成爲名副其實的海洋地質學家了。”

1955年至1960年,他在蘇聯莫斯科國立大學地質系學習。回國後,分配到華東師範大學的地理系。1972年,他隨華師大“海洋地質聯隊”一同被合併到同濟大學,到1975年終於建成“海洋地質系”。他在同濟最早的工作是分析海洋樣本中的鈣質微體化石,以探明石油儲藏狀況。他說,那時候的科研環境與今天是大不一樣的,尤其是海洋地質這樣彼時冷門的院系,“研究業績”無人問津,“研究基金”無處申請。他用飯碗在廁所淘洗化石樣品,用一架不能對焦的顯微鏡觀測。實驗室是廢棄的工廠車間,宿舍樓曾做過肝炎病房,裝潢破敗,外面有人行走,屋裡的地板會吱吱響動。

系裡有一本俄羅斯古生物學大全,汪品先據此鑑定出無數從中國近海獲取的微體化石。“要等到七十年代末期,大慶油田爲解釋儲油層的合成砂岩,需要長江三角洲沉積模式作比較,同濟的海洋地質才受到國內重視。”

1980年,他近十年的化石研究成果被整理成文集《中國海洋微體古生物》,而後被翻譯成英文版,在國際發行,“中國覺醒了。”法國一本學術期刊這樣評價。

1985年,由各國出資執行的“大洋鑽探計劃”開始實施,計劃在全球各海區採樣、鑽探獲取岩心,以研究大洋地殼的組成、結構以及形成演化歷史。汪品先立志要讓鑽探船前所未有地由中國人主導,開到中國海區來。厚積薄發十年後,他於1995年提交了中國南海的鑽探計劃書,參與各國競標。1997年,該建議書在各國計劃書中名列第一。

1999年3月初,在南沙海域,中國海區的第一口深海科學鑽井開鑽。而後,國內關於南海科研的呼聲漸起。2010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正式立項“南海深部計劃”,由汪品先牽頭主持。

“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我國開始進入南海做研究,一開始是我們和歐美國家的合作研究爲主。”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院長翦知湣說,“一直到最近十年,也就是2010年‘南海深部計劃’立項之後,南海的研究終於變成了以中國人爲主導。”

汪品先記得,1999年,南海第一筒岩心被取上甲板後,一位英國科學家問他,這一筒岩心,你等了多少年?汪品先答,三十年。

“所以我總說,我的人生是倒裝的。”——“我什麼都可以慷慨,但時間不能慷慨。”

1999年,汪品先(左一)在南海鑽探船上。受訪者供圖

我是爲海洋搞科普

最早,汪品先想當文科老師。

抗戰期間,他的家人從蘇州老家逃難至上海,父親早逝,只有母親顧家,小時候的日子清貧。他愛好寫作,想在文學方面“有點成就”。高中畢業的志願,他依次填了歷史、中文、政治。

1953年,他得到公派留學的機會,先在北京學了兩年俄語,1955年赴蘇聯留學。當時他的第一志願是拖拉機制造,因爲“看電影時覺得開拖拉機很神氣。”第二才選的地質專業,響應全國的找礦政策。

在蘇聯莫斯科國立大學的五年裡,他很快愛上了地質專業。

在海洋地質方面摸索了近二十年,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他隨團訪問法國、美國,後又去德國深造一年半,見識到了各國的先進設備、實驗室。一次晚宴,一位法國專家向他介紹深潛地中海的經歷:“漂亮極了,到處都是海百合,安靜得沒有一點聲音。”

“那時候國內的海洋系可能連塊舢板船都沒有。”汪品先震驚海洋科學研究的國際前沿之高深。

回國後,他開始在國內到處“鼓吹海洋”。他去開海洋科學報告會,門可羅雀,就在會後加映電影,吸引人來聽講。他在報紙上疾呼“向藍色世界進軍”:“太空和海洋,就是人類應該關注的對象……人類對深海海底的瞭解,甚至還不如月球表面……”

翦知湣1987年到同濟大學讀研究生,他回憶,汪品先邀請了瑞士、德國等國的教授來同濟大學講課,開辦過兩場古海洋學的國際講習班。1989年,在汪品先主導下,同濟大學又召開了第一屆“亞洲海洋地質大會”,到會有中、日、韓、東南亞及歐美澳各國海洋地質專家130餘位。此會議延續至今,已辦過九屆。

搞起面向社會大衆的科普,是在2011年後。在《十萬個爲什麼》出版六十週年慶的座談會上,汪品先提意見說,書裡怎麼沒有系統性的海洋分冊呢?“他們就說,那你來弄。我說,我來弄我來弄——我是爲海洋搞科普——在以前,海洋學在中國是排不上號的。”

汪品先任主編,現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副教授黃維做他的副手,一道編寫《十萬個爲什麼》的海洋分冊。黃維回憶,編寫過程中,找選題最吃力,汪品先動員學院裡的學生提出建議,但大多選題都沒有被他採納。

汪品先說,有一回他去浙江開會,走過杭州灣大橋時,司機問他,這水爲什麼這會兒退潮?退潮之後水去了哪裡?“我說你這個題目正好!”最終將題目收納進書本。

在成書中,他還設置了諸如“爲什麼加勒比的海盜名氣最大?”、“爲什麼‘冰’也可以燃燒呢?”、“古代有潛水員嗎?”等問題,原則是“必須寫孩子會問的問題,而不是科學家會問的問題。”

去年底至今,陸續有兩個團隊找他做互聯網短視頻科普,講述的問題與《十萬個爲什麼》類似,“給我設計了一個卡通形象,要在網上推出來。”他同意了。

視頻裡,他兩手握拳放在腿上,偶爾手舞足蹈,對着鏡頭不緊不慢地說上幾分鐘,“爲什麼陽光只能照到水下200米呢?”、“死海淹不死人,爲什麼叫死海呢?”、“海里的魚會口渴嗎?”網友紛紛留言評論:“汪院士,我是您網絡大學的第一批學生!”

在每一個視頻末尾,汪品先都會加一句:“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就請記得關注,並且一鍵三連。我們下次視頻再見!”這些詞彙原本是他的“知識盲區”,他說起來有一些磕絆,但他樂此不疲,“只要是能促進大衆化科普的事,我都做。”

9月4日,汪品先在製作報告會的PPT。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科學與文化

“我是個有點愛惹事的人。”汪品先自我總結。

2005年的一場“院士圓桌會議”,13位兩院院士、數十位科技人士及企業家在場,汪品先原計劃宣讀一篇學術論文,臨場卻當衆批評起國內對院士的過分炒作,“多一票選上院士就什麼都會、什麼都懂了,少一票就落選,就回家抱孫子去……這種做法站不住的,總要掉下去。”

2000年至今,汪品先多次公開建議,國內或華人間舉辦的科學會議,要用漢語交流。他聽說有的大學要將10%的課程設置爲全英授課,便屢屢在會議上提出反對意見。“有些所謂的國際會議,請了一個老外來,大家就都用英文圍着他,實際上英文又講得很蹩腳,”他直言不諱,“我覺得真是倒胃口。”

翦知湣說,汪品先自身是一個多語言應用者,俄文講得最好,英語次之,德語、法語也都能做日常交流。“汪老師是出於科學創新、自主的角度,主張中國人不要只用英語去思考科學問題。”

談到這些,汪品先會言辭激烈地提問,用別國的語言體系,中國人如何完全適應西方語境的邏輯?中國又何來科學創新的土壤?

2010年,在汪品先的倡議下,同濟大學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科研單位主辦起“地球系統科學大會”,主要邀請華人、華僑、中國專家進行地球科學學科交叉討論,也有其他國家、民族的專家參與,“把地球當做一個系統來研究,海洋、陸地、氣象等等結合着看。”大會的宗旨之一是“使用漢語作爲主要交流語言”。

翦知湣介紹,“地球系統科學大會”發展至今已辦成六屆,與會人數過兩千。

2017年,汪品先向學校提出,要開一門叫“科學、文化與海洋”的公開課,“談科學與文化的關係。”他作六講,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所長丁抗、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旭紅各作一講。結果座無虛席,大受好評。

以這八講爲基礎,2021年,汪品先又排出八講公開課“科學與文化”,討論的主題五花八門:“科學的產生”“科學與視野”“人類與海洋”“科學與好奇”“創新與教育”“東西方文化”“科學通用語”“地球的未來”。

“我在蘇聯留學時就開始思考,像李約瑟難題問的,爲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不在近代中國產生?以中國爲主的大陸文明,和歐洲的海洋文明,它帶動出來科學發展的不同路徑。我想把這個講清楚。”汪品先說,“科學與文化不是獨立的,科學是從文化中生出來的。”

線下公開課在同濟大學逸夫樓報告廳舉行,場場爆滿;線上則通過多平臺直播,同時段觀看人次超十萬。不少學生聽完課,感嘆“文理原來是一家”,從此對科學的認知要改觀了。

汪品先在全網絡平臺有粉絲150萬,他的公開課和短視頻總獲贊量接近400萬,點擊量破千萬。他不避諱課程火爆帶給他的愉悅,“這兩年弄的公開課,線下有幾百個人聽。後來又在網上做科普,有百萬人次聽……從前我上課,有幾十個人聽,我就覺得很熱鬧了!”

9月4日,汪品先在辦公室中。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生有涯

幾年前有一次,汪品先帶着公文包坐出租車,司機問他,老先生還沒退休啊?他“感到一種窘態”。

最近又有人建議他,把常騎的男式自行車換成女式的,這樣騎行時更安全。

現在每天早上七點多,汪品先就騎着這輛紫色的自行車,從家出發,騎行五分鐘即可進入同濟大學校園。七點半他能準時走進辦公室,燒水、吃藥,四年前他查出前列腺癌,狀況已趨平穩,但需終身服藥。

愛人孫湘君每天從家裡過來陪他。他跟孫湘君是同級生,一道在北京的俄文預備班呆過兩年,又共赴蘇聯五年,她是黨支部書記,他是團支部書記。學成歸國後,汪品先被分配在上海,孫湘君則去了北京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作,兩人兩地分居30年。直到2000年,孫湘君退休並被返聘到同濟大學做兼職教授,兩人才又相聚。

黃維1989年到同濟大學讀本科,選修過汪品先的古生物課。他記得,他們所在的老系樓夜裡十一點以後必須鎖門。汪品先常留夜,在辦公室看書、審稿、寫文章,或是學各國語言。深夜,老樓大門被鎖,已年過五十的汪品先就和年輕人們一道另闢蹊徑,“從二樓的窗戶翻出去,跳到一座矮牆上,再跳下去。”

“他一直是個風風火火的人。”黃維說。

年輕時,汪品先走路大步流星,現在則是碎步高頻。近兩年他作報告、上公開課,講興奮了,“就覺得好像上氣不接下氣,心臟負擔過重。”因此他試着壓住情緒。這對他也是挑戰,“就像有些院士,講課時都有自己的行爲習慣。我完全體會他們的心情,只要讓我講我感興趣的、新鮮的東西,我就老要提起十二萬分的精神。”

早在十年前,汪品先就帶完了最後一批博士生,“從此金盆洗手。”

他打比方:“我的學生們也都在教學生了,我再教學生,就像婆婆跟媳婦一道生孩子,這怎麼可以?”

6月,結束“科學與文化”的最後一講,他決心再也不上課了。他說這是他的“告別演出”,“是一首《天鵝之歌》。”

他想做的事太多了。他的時間觀越來越“苛刻”。

從青年時期就愛閱讀的俄文小說早幾年就丟下不讀了,“時間上太奢侈。”有些學術座談會邀他去,他要先做評估,“沒有多大價值的會,不能這麼把時間送給別人。”

許多時候他看文章,“只看圖和摘要。”每天唯一的休閒時間是下班前的幾分鐘,聽一聽京戲。但九點半還是必須回家,“要不然老伴會生氣。”

“我覺得他是一直在路上。”翦知湣說,在學生、同事中,沒聽說有勸汪品先退休的,“都看他做得挺快樂的。他要是累了,自己就會退下去。”

以前有人建議他多寫書,寫科研成果、人生經歷,他猶豫,“出了如果賣不掉,好丟臉。”前兩年,他的一個老友去世,“我才突然想到,我還是出吧!要不然我走了,就什麼也沒有了。”

因此,他的最新願景是把上半年講授的“科學與文化”寫作成書籍,“可能是兩本書,一本偏科學,一本偏文化。”他希冀,書寫成了,又是極好的科普作品。

此前,他花兩年時間,把自己上了20年的地球科學課程寫作成了《地球系統與演變》。

9月4日下午,他邁着碎步帶記者去庫房拿書。

“這就是我的教材,我一輩子研究的海洋與地球的內容,全在裡面。”他指着一大捆藍色封皮的《地球系統與演變》,扶腰,頷首向前,聲音因興奮而有些抖動。

文丨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編輯 | 胡杰 校對丨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