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師的塑造——胡適與民初的文化、社會
本文選自《紛紜萬端》中《一代宗師》一節，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1
前言
近代中國史上，以一純粹學者，全無政治憑藉，而能享譽全國、蜚聲中外者，舍胡適一人，殆不作第二人想。尤有甚者，胡適於民國初年成名之驟，崛起之速，也誠如論者所言，除梁啓超之外，再無他人堪與比擬。1917年7月，26歲的胡適遊美返國，9月，任北京大學教授，不數年間，聲譽鵲起，一躍而成學術文化界的領袖人物，在1920年代初期，儼然已有“一代宗師”之目。即胡適本人在晚年也自承早歲“暴得大名”，終生受累。
然則，胡適何人，竟能在民國初期的中國社會脫穎而出，“暴得大名”呢？如果以嚴格的現代學術標準來衡量，青年胡適的治學業績，實在難免予人“名實不稱”的觀感。以胡適的專業—哲學而言，歷來批駁指摘之聲，未嘗稍歇。早在1930年，金嶽霖評論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便坦率指陳胡適研治中國哲學史，既不免於主觀成就，“同時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以致其綜論中西學說時，每多流於牽強附會。近人吳森也認爲胡適對於乃師杜威之實驗主義哲學“瞭解膚淺”，“有師而無承”，完全未能掌握杜威思想的精義。至於其他從文學、史學各方面，對胡適的學術成就提出質疑的，更是所在多有，不勝枚舉。
平心而論，這些“反胡”“批胡”的言論，固不免夾雜着“文人相輕”的意氣成見，卻也盡多“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嚴肅批評，絕不是“無的放矢”四字可以輕輕揭過。即使是近人中對胡適最有“同情之瞭解”的唐德剛，在稱頌胡適爲“當代第一人”之餘，仍不諱言胡適對於現代史學及各項社會科學所知甚淺，終其一生，“中學止於乾嘉，西學亦未超過赫胥黎、杜威二人”。因此，胡適的早歲得名，似乎並不能只由單純的學術觀點來解釋。青年胡適之所以迅速佔有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界的霸權地位，顯然還牽涉到複雜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背景等因素。
1983年，余英時在爲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所撰長序中，首度針對此一問題提出深入而有系統的分析。餘先生從思想史的角度，指出胡適的最大貢獻，在於其爲近代中國的學術思想樹立了一套嶄新的“典範”，此項開創之功，正是胡適得享盛名的關鍵所在。
餘先生治中國思想史，善覘大端，闡幽發微，迭出勝義。經過他的詮釋，此一久懸人心的公案殆可謂渙然冰釋，略無剩義。雖然，餘先生該文格於研究角度與材料限制，殊少觸及具體的歷史背景，更未能點明作爲一個現實人物的青年胡適是在怎樣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從事其學術文化活動的。所幸近數年間， 胡適早期的日記、書信陸續面世，使我們得以在思想史的詮釋之外，再就更寬廣的面向窺探青年胡適成名過程的蛛絲馬跡，從而更確切地把握此一獨特歷史事實所反映的意義。緣是，本篇之作，蓋不過規撫時賢，勉爲續貂而已。
2
中國學術的“哥白尼”
1917 年9 月，滿懷“爲國人導師”之雄心壯志的胡適邁入北大校門時，他在中國的學術界裡，還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邊緣人物。
在當時，傳統儒學仍是中國學術的主流，以章太炎爲首的古文經學派與以康有爲爲首的今文經學派，雙峰並峙，二分天下，幾乎籠罩了整個中國學術思想界。而在衆所矚目的學術重鎮—北大之內，四世家傳《左傳》的古文大師劉師培與章太炎門下高弟黃侃、馬裕藻、錢玄同諸人，坐擁皋比，相率以訓詁考據之“漢學”爲號召，蔚爲斯時北大的學統正宗。以論舊學之邃密，去國多年的胡適，當然是無法與這些人物分庭抗禮的。據耿雲志統計，胡適4歲入塾，13歲赴滬入新式學堂，前後在塾9年，讀過的經典古籍不過“四書”和《詩》《書》《易》《禮》等寥寥數種。1910年，胡適赴北京應留美賠款官費考試，纔在友人指點下，接觸到漢儒的經傳註疏。及留美期間，胡適雖於課餘之暇，力自修，點讀舊籍，畢竟限於日力，涉獵無多。他在1922年12月23日的日記中便感嘆說：“吾輩去國日久，國學疏廢都盡。”1914年致胡近仁函中也說：“適近年以來，爲蟹行文字所苦，國學荒落不可問。”自返國之後，每當研究工作中遇到音韻學的問題，他往往都要向錢玄同請教，或乾脆請錢代作。從此一事觀之，胡適的這些話，也並不全是自謙之詞。因此，胡適在擔任北大教授之初，“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深恐爲學生恥笑。1919年2月，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時，封面上特別題署“胡適博士著”等字樣；而蔡元培爲該書所撰序文誤以胡適爲“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之後，胡適竟亦默不作聲，不加更正。凡此諸端，在在反映出青年胡適甫行展開學術事業時的中情恇怯，不敢自信。甚至到了晚年，他在回憶其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而深獲錢玄同賞識一事時，也還透露了此中消息：
錢氏原爲國學大師章太炎（炳麟）的門人，他對這篇由一位留學生執筆討論中國文學改良問題的文章大爲賞識，倒使我受寵若驚。
然而時隔數載，胡適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卻有了戲劇性的轉變。1919年3月蔡元培在《答林琴南函》中，已肯定胡適“瞭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清代乾嘉學者”。1920年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更將胡適與章太炎相提並稱，許之爲清代考證學正統之殿軍。
那麼，胡適到底有何建樹，竟能在短短几年之內，博取如此崇高的學術聲望？這就不能不牽涉到清末民初中國傳統學術所面臨的困境了。
如余英時先生所言，清代考證之學的基本典範在於“通經明道”，也就是通過訓詁考訂的綿密功夫，探求六經孔孟的義理。自顧炎武以降，“音韻明而後訓詁明，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可以說是有清一代200 年間學者治學的不二圭臬，而其根本價值假設則是“信古”而非“疑古”，是“獨尊儒術”而非“諸子平等”。
但是，清代學術經過長期發展，其所蘊涵的基本假定卻逐步面臨崩潰的危機。首先，隨着考證工作的內在需求，自清代中葉以來，治諸子學的風氣漸次興起，知名學者如王念孫、張履等人，率多移治經之法以治諸子。逮諸子之書考訂既明，其在義理上的地位，遂亦昂然振起，寖假威脅到孔孟的獨尊霸權。乾隆年間，汪中治墨，已將墨子提升到與儒學相埒的地步。他說：
《墨子》之說，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
又說：
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
既然孔墨齒位相敵，操術縱有不同，又曾何軒輊之有？所以翁方綱痛詆汪中爲“名教之罪人”，正是有鑑於這種治學路向終將根本顛覆清代學術的價值系統。
果然，降及晚清，古文大家章太炎上承汪中、孫星衍之餘緒，更進一步援引諸子以奪孔孟之正位。他在1906年發表《諸子學略說》一文，肆意摭拾《莊子》等書菲薄孔子之事蹟，全面扭轉傳統經學家所設定的孔子面目，“尊子貶孔”的觀點在他手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對清末民初的知識界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許之衡論章氏學術，便指出章一力排孔，“後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子遂大失其價值，一時羣言，多攻孔子矣”。由此可知，清代中晚期以來諸子學的發展，不但以附庸蔚爲大國，改變了中國學術的傳統面貌，抑且直接撼動了考證之學賴以存立的典範基礎。
另一方面，乾嘉以降學者對考證工作的常態研究，也和“明義理”的典範要求日趨脫節，逐漸流於瑣碎餖飣、擘績補苴的狹隘境界。一旦西力入侵，形勢豹變，這種原已遭逢“技術崩潰”之內在危機的傳統學術自然無法有效迴應時勢的挑戰，而不能不被迫走上徹底改造的途徑。梁啓超在論清學之衰時， 便說：
清學之蛻分期，同時即其衰落期也，顧、閻、胡、惠、戴、段、二王諸先輩，非特學識淵粹卓絕，即行誼亦至狷潔。及其學既盛，舉國希聲附和，浮華之士亦競趨焉，固已漸爲社會所厭。且茲學犖犖諸大端，爲前人發揮略盡，後起者因襲補苴，無復創作精神，即有發明亦皆末節，漢人所謂碎義逃難也。而其人猶自倨貴，儼成一種“學閥”之觀。……海通以還，外學輸入，學子憬然於竺舊之非計，相率吐棄之，其運命自不能不復久延。
當然，在上述內外兩重危機的交相侵迫下，清末儒學內部並不是沒有產生過自救的努力，其最足爲代表的，便是以廖平、康有爲爲後勁的今文學運動。
稍早於康有爲，廖平已經試圖彌縫諸子異端之學與西方文化對傳統儒學所造成的強大沖擊。爲了應付諸子學的挑戰，廖平主張先秦諸子也和孔子一樣創教改制，諸子百家與“孔道”非但不相排斥，且有密切的源承關係，他說：“子家出孔聖之後，子部竊孔經之餘。”對於西方文化的威脅，廖平則以一個全盤改裝的孔子加以化解。他宣稱西方現代文明皆爲孔子所曾預言，西方“一切之說皆我舊教之所有”，孔子乃是“全球之神聖”，六藝則爲“宇宙之公言”。
廖平這種以“奇偉尊嚴孔子” 爲手段來爲危疑震撼的儒學注入新活力的努力，在康有爲手中，闡發推衍，抵於極致。爲了達成變法改制的政治目的，康有爲不但斥古文六經爲劉歆所僞託，一舉推倒傳統經學中的古史系統，更將六藝經典重新解釋成孔子“託古改制”，“垂法萬世，範圍六合”的一套神秘符號系統。在他筆下，孔子儼然一教主大聖，其推尊高揚，可謂無以復加矣。
然而，廖平、康有爲等人因應世變，亟亟乎維繫傳統學術基本典範於不墜的工作，反而對整個儒學傳統造成了致命的一擊。梁啓超論《孔子改制考》對晚清思想界的影響時，便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弔詭的現象：
《僞經考》既以諸經中一大部分爲劉歆所僞託，《改制考》復以真經之全部分爲孔子託古之作，則數千年共認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經典，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度。
（康氏）雖極力推挹孔子，然既謂孔子之創學派與諸子之創學派同一動機、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則已類孔子於諸子之列，所謂“別黑白定一尊”之觀念，全然解放，導人以比較的研究。
由是而觀，中國傳統學術在清末民初時，殆已瀕臨全面瓦解的嚴重危機。如何在西方強勢文化的挑戰下，重新建構一套信仰、價值和技術系統，便成爲當時中國學術界最爲緊要的課題。章太炎所以在清末首揭“整理國故”的大纛， 自然不是無因。
也就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性的時刻，青年胡適展開了他的學術生涯，也擔負起了樹立新典範的革命性事業。
當然，胡適所以能扮演如此一個歷史性的角色，除去有利的客觀形勢外，也和他個人的主觀憑藉密切相關。余英時已經指出，胡適的治學途徑自始即遵循着訓詁考證的正統路向。同時，他遠在異域“自修漢學”，既然無家法師承，也就不受宗派成見所囿限，一以己意爲斷，反而多有會心發明。他在1911年4月的日記上，便對“漢儒解經之謬”痛加抨擊，立志造作今箋新注，別開生面：
讀《召南》《邶風》。漢儒解經之謬，未有如《詩》箋之甚者矣。……詩者，天趣也。漢儒尋章摘句，天趣盡湮，安可言詩？而數千年來，率因其說，坐令千古至文，盡成糟粕，可不痛哉？故餘讀《詩》，推翻毛傳，唾棄鄭箋，土苴孔疏，一以己意造《今箋新注》。自信此箋果成，當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誇也。
另一方面，胡適在留美期間，又從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中提取了一套治學的“科學方法”。在胡適的理解中，這套哲學的精義不外乎“歷史的態度”與“實驗的方法”兩大端，而其基本歸趨則是將一切學說都當作由特定歷史背景所造成而有待證實的假設，其價值須以其所造成的結果來做評判，絕無不證自明的“天經地義”可言。如余英時所論，這套方法在根本精神上與清代考證學原可相通，而其精密、嚴格與系統化的程度，則遠非後者所能企及。因此，當青年胡適挾其“科學方法”，着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時，他在中國學術界所造成的震撼也就有如“大地震”“火山大噴火”了。顧頡剛記述他在北大初聽胡適授課，便有如下的形容：
（北大）哲學系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弢（漢章）。…… 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範”。……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闢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着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了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
究竟爲什麼顧頡剛會對胡適的說法震驚至斯？我們從蔡元培爲《中國哲學史大綱》所撰序文中，可以發現一些線索。蔡序指出了胡適該書的幾項特點，其中二、三兩項明白點出胡適的主要貢獻：一則在以“扼要的手段”截斷衆流，徑從老子、孔子講起；一則在於擺脫“獨尊儒術”的傳統成見，以平等的眼光對待諸子百家，“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這兩點，如前所述，正好扣住了晚清以來中國學術的關鍵性問題。因而胡適以嚴密的“證明方法”所完成的“系統研究”，遂能一舉摧陷以往學術研究的基本典範，重行指出截然異趣的治學新徑。他在晚年夫子自道，認定其《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在民初的中國學術界，“是一項小小的革命”，就是針對這層意義而發。
也正因爲胡適的學術工作與當時中國學術發展的內在需求深相契合，他的成就與聲望也就迅速受到同時代的知識界所肯定。顧頡剛便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判，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纔好的。”1919年2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不及兩月，即告再版，到1922年8月更已出至第8版。甚至僻處四川的熊克武也致函胡適，指出該書在川“購者爭先，瞬息即罄”，並稱揚該書“爲中國哲學闢一新紀元”。可見當時胡適的聲名已爲全國知識界所公認，且其聲光之盛，凌厲無前，我們只要對胡適與梁啓超在學術上的交涉，略加爬梳，便可窺見一斑。
胡適早年爲學，深受梁啓超之啓迪，但兩人正式會面，則遲至1918年11月。當時梁啓超早已譽滿天下，隱然中國學術界的泰山北斗，而青年胡適仍無藉藉之名，因而胡適晉謁梁啓超時尚須請人介紹，執禮甚恭。但是1920年以後，兩人在學術上的主從關係便有了明顯的變化。梁啓超不但受胡適影響，回過頭重理學術舊業，甚至在後者盛名的威脅下，幾乎無時無刻不以胡適爲其主要敵手。1922年4月，梁啓超出版《墨經校釋》，將胡適所撰序文置於書末，卻將本人的答辯放在書前。同年3月，梁啓超又窮二日之力，公開講演，評論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凡此諸端，歷歷可見梁啓超已視胡適爲其在學術界霸權地位的最大競爭者。事實上，就在同時，胡適已受推主編北大國學研究所的《國學季刊》；等到1923年初胡適刊佈《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一文，他在中國學術界的領導地位可說已是完全鞏固了。
3
白話文學的“通天教主”
從上節的敘述，我們略可窺知胡適於民初學術界崛起的背景與經過，且其成名之暴、享譽之早，實足令人驚詫。不過，若從範圍更爲寬泛的文化界來觀察，則胡適的享名，卻還要更向前推上幾年，而其中關鍵，則系乎其所提倡的文學革命。1920年8月，傅斯年自英國致函胡適，便坦率指陳，胡適自提倡白話文以來，名聲驟起，幾“於中國偶像界中備一席”。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中也說：
適之先生於1917 年回國之初，在名義上他是個英文教授。事實上，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之前，也沒有人把他看成個哲學家。他底名氣是從白話文運動裡宣揚出去的。
如衆周知，胡適於1917年1月，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從此奠定他在新文學史上的開山地位，而胡適大名，遂亦隨之喧騰衆口。耿雲志便說，胡適以其白話文運動首倡者的身份，在五四時期“取得了幾乎超過他所應得的榮譽”。
由於胡適的聲名太盛，歷來“批胡”“反胡”之人，經常刻意貶抑胡在文學革命運動上的作用，轉而揄揚陳獨秀、魯迅等人的貢獻。但就現有史料來看，這種看法顯然與史實不符。事實上，不但胡適本人對於文學革命的首倡之功居之不疑，同時代的人，無論贊成白話文學與否，也都一致肯定胡適的領導地位。陳獨秀固已宣稱胡適爲“首舉文學革命義旗之急先鋒”，甚至到1925年8月，上海學生聯合會致函胡適，也還稱頌他“首創文學革命，舉國風從，遐邇知名”。
雖然，就外在形跡觀之，胡適在白話文學運動上的實質成就，實在也和他的學術業績一樣，難免予人稍嫌單薄之憾。先就白話文學的建設理論來說，除了被公認爲“文學革命運動第一個宣言書”的《文學改良芻議》外，胡適在這方面比較重要的篇章，尚有《歷史的文學革命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談新詩》等文。這些文章在五四時期曾經受到高度的讚譽，鄭振鐸便認爲《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乃是“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朱自清也說，胡適的《談新詩》“差不多成爲新詩創作和批評的金科玉律了”。但是深入分析，這幾篇文章翻來覆去，幾乎完全側重於文學形式的變革，鼓吹以白話代替文言，對於文學內容的改良，則殊少具體的闡釋。至於實際的文學創作方面，胡適更可以說是“提倡有心”而“創造無力”，除了在1920年3月出版一冊《嘗試集》外，別無其他可爲稱道的重大成果，而《嘗試集》一書，從嚴格的文學批評來看，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實在都難稱高明。
那麼，青年胡適爲什麼僅僅憑着“以白話取代文言”的主張，便能歆動全國、風靡一世，在民初中國的文化界掀起排天巨濤，從而坐享“中國之但丁、喬叟” 的盛名呢？這個問題顯然還是要從歷史脈絡與時代背景加以推求。
近代中國史上，白話文的提倡，自然並非始於胡適。晚清以來，以白話或俗話所辦的報刊，在全國各地已陸續出現。據統計，自光緒二年（1876）上海出版《民報》日刊首開白話報之濫觴，下迄宣統三年（1911），全國各地有資料可稽的白話報共達68種之多，其分佈地點遍及上海、北京、無錫、杭州、蕪湖、濟南、九江、保定、武漢、安慶等大小都市。而胡適本人正是此一風潮的見證者之一；1906年他16歲時，便在上海蔘與《競業旬報》的編務，並先後發表多篇以“提倡民氣，改良社會”爲標榜的白話文章。因此，如果從歷史的縱深回顧，胡適在民初所鼓吹的白話文運動，也不過是“一連串起伏岡巒中較爲突出的一座”而已。
問題是，晚清40年間連綿不斷的白話運動何以未能造成重大回響，而須等到民國初年，始由胡適登高一呼，竟其全功呢？
從思想史的背景來說，晚清的白話運動基本上與近代中國的思想變革密切相關。溯自鹹同以降，西力入侵，國勢飄搖，逮及有清季葉，中國面臨西方挑戰已達空前未有的高度。在這種危機意識下，愛國士大夫激於救亡圖存的迫切心理，相率致力各項改革事業，而其根本蘄向則在急速而徹底地動員全國力量，以因應外在局勢的挑戰。晚清之際，“羣學”大盛，改造國民意識的呼聲甚高，正是這種外在客觀形勢逼出的結果。
要想有效動員全國力量，首要之務無疑便在排除阻隔於國民與國民之間的各項障礙，晚清思想家所以一再強調“通”上下之情，便是出於這種要求。在此脈絡之下，借用一般社會大衆所通行的白話文字爲宣傳工具，以期“改良風俗，開通民智”，俾將廣大羣衆凝聚於特定政治目標之下，自然成爲中國知識分子輾轉相仿的時代風尚。1901年9月發刊於北京的《京話報》明白宣稱該報緣起在於“要望中國自強，必先齊人心，要想齊人心，必先通語言”，便充分說明了晚清白話運動的內在動因。甚至日後反對白話文學不遺餘力的章太炎、林紓等人，在當時也都有過用白話文寫成的作品。
但是，晚清知識分子提倡白話文的努力，卻格於本身意識上的障礙，未能貫徹。1922年，胡適在檢討半世紀間中國文學的發展流變時，便對此中關鍵有過深刻的反省：
二十多年以來，有提倡白話報的，有提倡白話書的，有提倡官話字母的，有提倡簡字字母的。……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他們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這種態度是不行的。
換句話說，在晚清鼓吹白話文的知識分子中，士大夫階層與一般社會大衆之間仍然橫亙着不可逾越的鴻溝，知識分子雖可降尊紆貴地援引“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作爲教化細民的工具，然而，“粗鄙俚俗”的白話卻絕無可能躋身士大夫的學術文化殿堂。此所以林紓雖曾在清末以白話俚語創作《閩中新樂府》，但其翻譯西洋小說，仍始終恪守“桐城義法”的古文矩矱。即使日後大力鼓吹白話文學，甚至喊出“廢棄漢文”之激烈口號的錢玄同，在1913年，初見胡以魯於北大開授“國語學”一課時，也不免爲之勃然大怒。因此，晚清中國知識分子雖假白話以求社會之“通”，他們對知識分子與社會之關係的既定看法，卻反而深化了彼此之間的“不通”。他們所提倡的白話運動，當然也就落得潮打空城，寂寞無功了。
清末知識分子這種心理意識上的侷限，自有其社會經濟結構的背景，正亦無可厚非。但是，也是自晚清以來，這個支撐着傳統士大夫意識的社會經濟架構，開始歷經空前未有的激烈變遷。一方面，1905年科舉停廢，士大夫階層制度基礎徹底崩解，逐漸爲接受現代教育洗禮的新式知識分子所取代；另一方面， 隨着清末民初數十年間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也涌現出一批新式工商業階層。根據估計，五四前夕，全國各地的新式產業工人，便已達300萬左右。這些新興的知識分子、商人與工人，在全國人口中所佔比例固然微不足道，但他們大都集中於少數都市，共同參與各項公共事務，成爲民初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活動的中堅力量。1919年北京的五四運動發生後，旋即在全國各主要城市引發大規模的罷課、罷市與罷工，其動員的社會層面之廣，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未有。在此前後，各大城市也紛紛成立工商學聯合會的組織，更充分顯示了至少都會地區，中國的社會組織形態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相應於這種社會客觀現實的變動，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係勢需重行調整，而如何建構一套知識分子與社會大衆的共通語言，也就成爲斯時中國文化界的首要課題。日後陳獨秀解釋文學革命發生的背景時說：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 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
這段話一語道破了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所以成功的歷史癥結。而胡適乘時順勢，登高而招，自是一呼萬應，坐收奇功矣。
雖然，胡適在白話文運動中得享大名，也並不全是“時勢造英雄”一語可以輕易道斷；事實上，正是在胡適的手中，白話文運動的本質纔有了迥然不同的重大轉變。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拿同時代的黃遠庸與胡適作一對照，略加分疏。
稍早於胡適，政論家黃遠庸便已隱約體察到時代的脈動，而在1915年9月提出這樣的呼籲：
愚見以爲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果爾，則其選事立詞，當與尋常批評家專就見象爲言者有別。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想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
黃遠庸主張以“淺近文藝”來向大衆傳播“現代思潮”，從思想層面喚起民衆。這種觀點也恰是五四時期胡適提倡白話文學所遵循的基本路徑。此後胡適在回顧白話文學運動的歷史時，曾經再三提及黃遠庸，充分顯示了兩人在精神上的一致性。
但是，黃遠庸固然有意識地率先揭櫫新文學運動的契機，畢竟仍是把“淺近文藝”當作挽救危亡、匡救時弊的手段，也畢竟還沒有正面肯定其文學價值。到了胡適，這才直截了當地把白話文從通俗文化的附屬地位，提升到文學正宗的寶座。
1916年7月，胡適尚在美國與任鴻雋等人進行文學論爭時，即已明白宣稱：“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又須令彼等皆能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國有許多白話京調高腔的陶、謝、李、杜，換言之，則要令陶、謝、李、杜出於白話京調高腔之中。”同年年底，他在感慨白話文學長期隱晦不彰之餘，更立志要將之超拔至“國語”的地位。等到1918年4月，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遂正式標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口號。在他看來，白話文已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士大夫階層啓牖民智的工具，毋寧更是取代已死的文言，創造中國真正文學的唯一門徑。
從社會史的角度而言，胡適這種充滿“平民主義”色彩的文學觀點，不啻全盤翻轉了通俗文化與上層文化的傳統差序，更徹底打破了士大夫階層與庶民大衆的固有畛域。1921年7月，在一次宴會席上，胡適的安徽同鄉邵子政半褒半貶地借用《封神演義》的典故，稱呼胡適爲白話文學的“通天教主”，而胡適對此封號絲毫不以爲忤，他說：
通天教主的門下雖多龜靈聖母一流人物，但他真是一個一視同仁的平民主義者，他的門徒也盡有成仙成佛的畜生，亦正未可厚非。
由此可見，胡適對他自己的文學革命主張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改造意圖，也是有着深刻的自覺的。
非僅如此，胡適還極力爲這種革命性的文學見解尋求堅實的歷史根據與學術基礎。他在1920年代初期，一方面着手國語文學史的編寫，於1928年正式出版《白話文學史（上卷）》一書，從歷史根源上根本扭轉白話與文言的主從關係。在該書的序言中，胡適明白宣示：
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
另一方面，胡適又汲汲致力於傳統白話小說的整理研究。從1920年到1933年前後十餘年間，胡適以傳統上研治經學、史學所用的校勘考訂的嚴密功夫，爲12部舊小說寫了大約30萬字的考證文章，從而把千百年間文人學者所輕視的東西，提升到與經學、史學平起平坐的正統學術地位。
對民初的文化界來說，胡適這兩項“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工作，無疑有着翻天覆地、倒轉乾坤的革命意義。直到晚年，胡適對此仍頗爲自豪：
［在現代的中國學術裡，］這一個轉變簡直與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說轉向太陽中心說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樣。在中國文化史上，我們真也是企圖搞出個具體而微的哥白尼革命來。
綜合以上敘述，我們或可斷言，胡適在民初所鼓吹的文學革命，實在並不只是“以白話取代文言”的文學形式的改良，而更牽涉到範圍廣泛的社會、文化的變革。
也正因爲白話文學運動關涉到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的變動與改革，其所引發的迴響與反應自是異常激烈。據代理髮行《新青年》雜誌的汪孟鄒回憶，《新青年》創刊之初，銷路極滯，連贈送交換在內，每期不過千份左右。及至1917年，白話文學運動興起後，該刊備受矚目，發行量隨之驟增，最高時多達一萬五六千份。而一般守舊大夫也深切感受到這項運動對傳統文化秩序與社會結構的嚴重威脅，紛紛集矢於胡適、陳獨秀諸人。在一連串激烈的論辯聲中，青年胡適迅速成爲中國文化界萬衆矚目的焦點。到1923年，章士釗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中，語帶譏諷地指出，當時一般青年，“以適之爲大帝，績溪爲上京，遂乃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目無旁騖，筆不暫停”。斯時，作爲白話文學首倡者的胡適，蓋已名滿天下，蔚爲一代文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