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我們這個時代所急需的電影！
這部電影絕對是葛優繼《讓子彈飛》之後，又一次影帝級的表演，也是上映後，會引起巨大討論度的電影。
爲何這麼說？
因爲故事的抽象鬆散，因爲主角的設定是個“瘋子”。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將“瘋癲”與“理性”對立起來，體現了社會對於正常與異常的劃分及其背後的權力關係。電影《刺蝟》就通過展現一位被標籤爲“瘋子”的主人公王戰團，深入探討了社會邊緣人羣的生活實態與心理體驗。
電影中的周正 （王俊凱 飾） 和王戰團 （葛優 飾） 分別代表了社會中不同類型的邊緣人羣。周正作爲一個口吃的人物，面臨着社會對其言語障礙的偏見和誤解，從而被標記爲異類。
相對的，王戰團作爲一個被視爲“神經”的人物，他的行爲舉止違反常規，帶有強烈的荒誕性，如借味聞煙、指揮刺蝟過馬路、王戰團自述海軍經歷及其模仿《海底兩萬裡》中的場景 （完全可以視爲他的幻想） ，種種行爲顯示出他與社會常態的明顯脫節。
但脫節不等同於是瘋子，雙引號裡的神經也不是真正的神經病，電影有意思的地方也在這裡，這些行爲的背後潛藏着他對個人自由的追求 （自我認同） 和對現實束縛的反抗。
他的行爲挑戰了社會對於正常行爲的固定定義，反映了個體在面對社會壓力和期望時的不同應對方式。
爲了表現王戰團“瘋的很正常”，導演顧長衛塑造了王戰團高超的棋藝和能夠邊讀書邊下棋並贏得比賽的能力，表明他具有出衆的認知功能和集中力。
王戰團對於自我身份的堅持，除了怪異的行爲，他要求周正使用其名字而非親屬關係稱謂，也顯示了他對個人獨立性和自我認同的重視。
這種行爲本質上是對個人自由的表達，也是對社會期待的一種反抗。他通過這種方式維護自己的個性和獨立性，拒絕被簡單的家庭或社會角色定義。
進一步地王戰團的行爲雖然常被周遭人誤解，但他並不追求外界的理解或接納，這反映了他對自身價值和生活方式的自信。
這種態度是一種自我實現的表現，即個體追求自我價值實現而非簡單地滿足他人的期望或社會的規範。
哲學家福柯認爲，瘋癲是一種被社會構建的標籤，用於區分和隔離那些不符合理性和規範性期望的人。
在這種框架下，王戰團的經歷展示了社會對異質性的處理方式——通過醫化和邊緣化來試圖糾正或消除不合規的行爲。
王戰團的個案揭示了心理學和社會學交叉的複雜性。雖然他的家人和社會環境試圖通過藥物和社會排斥來“治療”他，實際上這種治療反映了對非典型行爲的社會恐懼和不容忍。電影中趙老師 （任素汐 飾） 的角色進一步體現了“社會權威”如何運用“權力”來執行這種規訓，她代表了那些試圖維持現狀、抵制變革的社會力量。
王戰團對趙老師權威的挑戰，以及他對社會規範的不服從，從心理學角度看，可以解讀爲一種自我保護機制。
他通過輕蔑和挑釁來維護自己的自尊和獨立性，同時這也是他對社會不公和壓制的反抗。這種反抗雖然可能給他帶來痛苦，但也是他維持個人身份和自我認同的方式。
周正也是如此，他在學校因爲口吃和留級被視爲異類，同學們對他進行霸凌，象徵性的事件如將粉筆扔進他的飯盒，這是對他個人的侮辱，也是標記他爲邊緣人物的一種社會行爲。
這些行爲反映了同齡人如何執行社會規範，通過排斥那些不符合這些規範的個體來強化自身的社會地位。
家庭環境中，周正面臨的挑戰更爲嚴峻。他的父親責備他，還對他進行身體上的懲罰，如毆打，這種極端的家庭暴力顯示了家庭如何成爲執行社會規範的另一個戰場，通過懲罰和羞辱手段來試圖“糾正”周正的行爲。
奈何周正和王戰團一樣的“倔”，但倔就會引來更多的麻煩和折磨。
家人對王戰團毫無辦法，再加上他年紀大了，他的古怪與倔強，家人也就不再費心去糾正，把他當作無藥可救的老頑固，任由他自生自滅 （送進精神病院） 。
這種放棄，不是無情，而是無奈，是無力迴天的悲哀，所以，影片的最後，王戰團從精神病院逃跑後，他的妻子心裡始終過意不去，最後選擇了出家，來試圖洗刷自己的“罪孽”。
與王戰團不同的是，周正年紀尚輕，他的倔強被視作需要矯正的錯誤，家人和社會不會放棄對他的規訓。他們用盡各種手段，從責罵到打擊，試圖把他塑造成一個順從的、符合社會標準的“正常人”。
這種力量，既是愛的表現，也是權力的施加。他們或許愛着周正，但更愛的是那個按照他們設想的模樣成長的周正。
在這個過程中，周正的叛逆與掙扎，顯得尤爲痛苦。
他被迫面對自己的無力與社會的巨大壓力，這是一種內心深處的掙扎，是對自我認同的尋求與捍衛。他和王戰團一樣，處於被“卡住”的狀態。
電影非常巧妙地保留了原著中周正痛苦的過程，刪減了他轉變的過程，這就如同兩齣戲，雖同一脈相承，卻又迥然不同。
小說裡，王戰團的吶喊，那是無奈也是絕望的，他知曉這世界的規矩和殘酷 ，也知道周正尚年輕，未能領悟到生活的無常和人世的荒誕。
所以，在儀式上他那一聲“你爬啊！”不只是一句命令，更是對命運的無力迴天。
周正的屈服，雖然是痛苦的，但也是生存的必需，他終於成了那個“人尖兒”，成了社會所期望的模樣，失去了部分本真，卻也獲得了世界的容納。
而電影的改編，似乎忽略了這層絕望和無奈，轉而賦予周正一種拒絕規訓的力量。他不是屈服，而是抗爭，他拒絕成爲那個“人尖兒”，選擇了保持自我。
這種改動，雖然讓人感到一種現代的樂觀，但卻留下了難以彌補的邏輯空白：一個拒絕規訓的異類，他是如何在不屈服於社會的壓力之下，還能順利地實現成爲一名海員？
這兩種敘述方式，都有其價值和侷限。小說更加深刻地挖掘了人性的複雜和社會的殘酷，而電影則試圖展示一種反抗的可能性和個體的力量。
無論哪種方式，它們都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困惑和探索，那就是：在這個充滿規訓和壓制的社會中，一個人應該如何保持自己的獨立和自由？
諷刺的是，影片的最後，周正在經歷過反抗後，還是融入了主流社會秩序，但這並非是一種完全的解脫，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囚禁。
他雖然擺脫了物理上的束縛，卻不得不在精神上更深地接受了外界的枷鎖。爲了成爲“人尖兒”，他放棄了部分真實的自我，將自己塑造成了社會所期待的形象。
這種改變雖然讓他在社會的階梯上攀升得更高，但內心的劇烈衝突和痛苦卻無人能知。
他對母親的那句“我不原諒，我不能原諒”，表面上看是一種對過去不幸遭遇的抗議，實則是對自我犧牲的一種內心深處的哀嘆。
他沒有成爲另一個王戰團，沒有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是在社會的重壓下畸形地成長。
他的這種抗議，雖然帶有力量，但這力量並非來自於完全的自由自在，而是來自於對自我犧牲的認識和對社會規範的不情願的接受。
周正的人生道路，可以看作是現代社會中許多人的縮影。他們爲了符合社會的期望，不得不拋棄一些個人的特質和願望，穿上一套套合乎社會期待的外衣，以此來獲得認可和成功。
但這種成功的背後，是不是真正的幸福呢？或許只有周正自己清楚，那種被卡住的感覺，雖然不再是物理上的困擾，卻是精神上持續的煎熬。
《刺蝟》裡，所謂的“理性”與“瘋癲”的鬥爭，實則是一出悲劇的上演，是那種被理性名義下的壓迫與同化所構成的悲劇。
我們總是自詡爲理性的擁護者，卻在面對不同聲音和異類時，選擇了壓制而非理解，選擇了排斥而非接納。
由此，電影深刻地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真理：在追求表面的統一和和諧時，我們是否忽視了個體的獨特價值和內心的真實需求？理性，如果是以 犧牲人的多樣性和個性爲代價，那麼這樣的理性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刺蝟》不只是一個關於兩個個體奮鬥與反抗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社會如何對待差異、如何在統一與多樣之間找到平衡的深刻反思。這種反思，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