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布言：儒學是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源
儒學在文化競爭中全面失敗已是不爭的實事，如果不是依靠權力加持，連佛教都搞不過。儒學窪地正是文化入侵的根源。你是喜馬拉雅山，海水豈能倒灌？人們往往陷入悖論：一方面抱怨自己所屬的文化被滅絕，一方面又不承認自己所屬的文化其自身就是自己被滅絕的原因。你所屬的文化沒有能力保護好自己的基因，把自己的文化基因傳下去，說明你的文化保護不了它自己，強行留着只能落得個讓自己被滅絕的命運。
你自己文化不行，思想高度不夠高，思維水平不夠深刻，要被滅絕，罵娘也不行！你文化內卷，父母在不遠游，對跨境出海沒興趣，錯失大航海時代和機會，以內卷於中國和東亞爲愛國，怪誰？而後人多了土地不夠，在西方糧食威脅論脅迫下，又搞人口生育控制。看看西方人從亞歐大陸西北一隅擴張及全球，幸虧熱帶地區不利於白人生存，否則哪還有今日的黑非洲和東南亞，以及中美洲的少許印第安人？所以雞有雞命，永遠幹不過雄鷹！這不是儒家善良，是無能。儒家根本就不善良，儒家是自我中心主義，只顧當權者個私的統治利益，不顧國家和民族利益，更沒有人類的理想主義。你不要指望別人善良，與你共存亡，競爭是必然的，競爭不是盲目對抗和排外，要學習別人好的文化和思想來充實自己的文化和思想，要用中華文化中優秀的適於競爭的成分，取代落後的腐朽的不可能產生現代性的成分。儒家文化獨尊2000多年，文不能富民強國，武不能保民御辱。這兩千多年，除了佛教補充儒家，沒有任何外來文化和意識形態與它競爭，看看它帶來的歷史結局：難道我們還希望回到儒家獨尊下的樣子嗎？窮則變，變則通。儒家文化必須被取代。用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取而代之。文化不怕拿來主義，就怕盲目排外。日本學了中華文化，代代相傳，就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既然都是東方文化，它也是因爲互相借鑑學習，變對方的文化爲自己的文化，從而形成了某些共同特色。
什麼叫修行？不是擺個姿式，做個造型，例如傻傻靜坐，蠢蠢瑜伽；也不是拜佛禮孔，諸如苦行殉教，飼虎埋兒；更不是什麼愚蠢到極點的良知坎陷，口唸禪誑。這些東西都是旁門左道，巫術邪行。真正的修煉乃是唯一的，無非以真理爲目的，掌握科學的認識論方法，勤學苦思，名行舉實，通往彼岸，上達真理，與上帝合一。將德性原理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入日用而不知其爲善的人生妙境。
司馬遷是儒家文化那象徵，是儒生悲劇性命運的如實寫照：以儒家文化爲正統而爲暴人歌語。之，卻在儒家文化下過着屈辱的生活。對他而言，權力越大權利越大就具有合法性，他自認自己遭受的屈辱是合理的，合法的，合乎道義的！他難道不知道，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是以親親尊尊爲原則的嗎？除了與道德無關的仁義禮智信，儒家還能有什麼？如果司馬遷果真瞭解墨子的思想，也不至於把仁義禮智信唯獨看成儒家的那種吧？也不至於把自己看高看低於任何人吧？至少也應該知道兼愛首先是敬愛人，是人與人之間公平而有尊嚴地互相愛待吧！
爲什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爲什麼搞科舉投名狀？就是爲了讓儒生無意識地愚蠢孝忠，一個個傻了吧唧，以爲仁義道德，卻是在吃人。拿塊遮羞布，蓋了前面，露了屁股。沒有自由靈魂和獨立思考能力的愚夫蠢婦，纔好愚弄，好管理。空洞的仁義禮智信沒有說服力和批判力，沒有客觀的公義標準，沒有哲學知識和邏輯去分析，根本區分不了是非善惡好壞。對待文化，只能是連小孩一起把洗澡水倒了。
仁義道德不離口，爲什麼有那麼多棄嬰和殺嬰現象？找到它們的文化根源並不困難：還不是因爲愛自己多一些嗎？多於自己的孩子，他們妨礙了自己的所謂的幸福。每個人都首選愛自己，認爲殘疾嬰兒讓自己多破費，成爲累贅了。那麼多女嬰被棄被殺，是因爲她們妨礙了自己傳宗接代。你看，連自己的親生骨肉都愛不了了。“先愛好自己的親人”，豈不是天大的笑話！最後，認權爲爹，爲了物質慾望，拋棄尊嚴，連自己的人格也愛不了了。“親親爲大”、“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些民粹的東西，看似有些經驗道理，但不符合理性，最後都走向了仁者愛人的反面，被歷史實事證明是謬論。看看那些推己及子的不幸家庭，自我中心主義，父母往往不是給愛而是害。
要搞情感主義也可以，但要區分哲學和儒學。哲學講究純粹理性判斷力，是二元元世界公設，承認有真理存在於其中的彼岸世界。儒學講究單純感性審美判斷力，是一元世界公設，否認彼岸世界和形而上的存在與形而上學。我已經第一次把儒學國際化了，不僅中國有儒學，還有德國儒學，比如尼采學說和海德格爾學說。古希臘智者學派也屬於儒學。神是超越存在，居住在彼岸世界，儒學思維不可能發現神，不可能承認神的存在。儒學不是哲學，是非理性主義和感性審美的情感主義。因爲它是哲學對立面，反對哲學，也把它納入廣義的哲學範疇。究竟有哪些外國學說和學人在中國吃香呢？
康德、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這四個人是師承關係，是德國主觀主義思潮代表，從康德的半主觀半客觀唯心主義經叔本華的主觀唯心主義退化至尼采和海德格爾的現象主義（不是現象學）。這四個人的代表性學說乃是二十世紀德國引發兩次世界大戰的思想根源。他們的學說在華人世界最盛行，正符合儒學的主觀主義思維方式。同類相召，同方相合。不是儒學被摧毀，基督教則難以在中國紮根。先後唐代景教和明清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都失敗了。如果中國基督教徒真有8000多萬，說明儒學確實式微了，影響越來越小了。康德爲了德福相配，設定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靈魂不朽，否則無法實現德福一致。他把上帝弄殘了，繼而叔本華殺死上帝，尼采宣佈上帝死亡，海德格爾拆墓碑。康德希望有個具有無限精準計算能力的上帝，讓每個人的福報和其道德實踐匹配，所以把他已廢黜的上帝從道德福報的要求下請了回來；沒有意志自由說明道德實踐不是理性的自願；設定不朽靈魂是因爲短暫人生的道德實踐不可能達到完美，有完滿的福報與之匹配，從而達成被上帝規定的德福至配的至善。在康德那裡，至善的含義就是德福至配，完滿的道德配上完滿的福報。叔本華以人的同一意志的客體化作爲世界的本源和建構，徹底否定了神創世界。錯誤地把認識論上的內在超越當做本體論上的外在超越。說他殺死上帝不是污名他。尼采否定理性主義和形而上學，否定蘇格拉底以來的奠基於形而上學的理性道德，其象徵代表就是耶穌維護弱者的所謂的奴隸道德。這一道德體系來自上帝，尼采希望看到祂失業，當然會爲已被殺死的上帝而興奮和歡呼。海德格爾繼承了尼采遺志，決心把上帝的遺蹟從歷史上徹底抹去，讓人們徹底忘掉上帝，然而他發現自己失敗了。
尼采和海德格爾學說是典型的德國儒學，所以在中國儒生當中特別火，似乎找到了儒學再生的法寶。
儒法不分家，法家是儒家下的蛋，日本軍國主義就是儒法思想在日本的結合怪胎。日本在民治維新以前是封建制，實行幕府制度，天皇沒有實權，自從日本學習了德國以後，受德國儒學思潮不自覺地啓發，儒家和法家的忠君集權思想在日本開始結合：一方面天皇被塑造成人間神，成爲皇民無限孝忠和絕對服從的對象；另一方面軍國主義思潮在日本興起，把國家作爲戰爭機器，一切圍繞軍備和軍事征服這個核心而運作。在日本內閣的軍人少壯派和軍國主義反對者的鬥爭中，前者得到天皇支持，大獲全勝從而主導了政府權力和國家走向。
文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面是風俗習慣，一面是科學技術（包括哲學及其方法論）。當然這兩者的外在形式都屬於器物文化，包括典章制度，內在就是更爲重要的無形的思想文化。後者決定前者有不同的外在形式。雖如此，但其內核旨歸不變。當我們說器物文化時，並沒有忽略思想文化及其思維方式，而是內涵於器物文化中予以統一考察了。我們從器物文化中就能推理出其思想文化及其思維方式。這兩個文化方面的創新都需要自由。個人在某個時代的生活習慣上標新立異，與衆不同，可能成爲一國一地風俗習慣變異向善向上（向好向上帝或即上達）的根源。它一旦被大衆接受，就自然而然地成爲風俗習慣。科學技術創新不僅能改善人們的生活和自身處境，從而救贖人性向善，行爲遷善，而且其本身也是風俗習慣變異的根源和動力。救贖不是沒有代價的，而是要依據認識論方法及其各個環節，一步一步修煉進入認知的最高環節，下學上達而悟道，與上帝合一。這種修煉是艱苦繁雜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學習和思考所付出時間和辛苦以及遠離單純感性審美的享樂，甚至許多哲人要付出夫妻天倫之樂，就是爲了達到與上帝合一，獲得人性救贖所需付出的贖價。當然，救贖的付出並非沒有福報：人性向善和行爲遷善給自己帶來心身安寧即自由；附帶而來的理性審美所產生的喜樂和幸福感。救贖人性是救贖未來，以免犯新的罪；過去的罪惡就讓它去受應有的懲罰，或許因爲它被懺悔而受到赦免，或者將功贖罪。科學救贖和認知修煉乃是交替互補進行的，修煉在於認知真理；救贖在於發現真理或科學原理，並運用它們以改善我們的處境。修煉助力救贖，反過來，救贖又助力修煉。沒有自由，取消自由乃是文化自我滅絕的不二法門。自由本身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目的自由，即反思自由，就是讓人保持心身安寧即放鬆無拘束的狀態。讓別人處於放鬆無拘束狀態，就是讓自己處於放鬆無拘束狀態；讓自己處於放鬆無拘束狀態，就必須讓別人處於放鬆無拘束狀態。另一方面是過程自由，即自主選擇或自我決定的意志自由。後者往往以前者爲目的和方向，因此，自由只有作爲目的的自由纔是真正的自由。意志自由本身是不存在的，乃是因爲人的無知，即人不知道自己做出某一抉擇和決定的全部充分條件，因而人必然處於或然性的主觀認知狀態，既因爲或然性認知而給自己一個自主選擇或自我決定的機會；又誤認爲處於必然性命運之中的自己在做自主選擇或自我決定。
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對立乃是人類思想鬥爭的主要線索，說白了就是墨學與儒學鬥爭的歷史。在古希臘，三賢（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通過嚴厲的批判，壓制了古希臘儒學智者學派。同類相召，同方相合，這一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傳統跟另一個客觀唯心主義的神學傳統猶太-基督教一拍即合，從此強化並主導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傳統——客觀唯心（天心）論，一直壓制着主觀主義、非理性主義的西方儒學，直至教會腐敗被逐步揭露，社會掀起一股反上帝，反宗教，反義出天心，主張自我和義出自心的思潮，使德國儒學抓住機會復興了一波。它們就是前面所說的以康德、叔本華、尼采和海德格爾學說爲典型代表的思潮。其實後者（神和宗教）也是前者的哲學思維的發現，使善於哲學思維先知的發現，哲學先於宗教，高於宗教。宗教本身是一種科學信仰，而不是迷信。某些人不是無知，就是出於壞意圖把一些非理性的不能用哲學或哲學隱喻解釋的奇思幻想作爲神蹟實事來誆騙民衆，使他們陷入迷信境地而矇蔽獨立思考和具有自由精神的理性。宗教乃是宗教的哲學原理與歷史意識諸如超級英雄般的歷史人物和無限時空的天結合，從而實現哲學原理的擬人化和擬天化，分別以人格和天格來代表和象徵創造-維護-賞罰之神聖意志，來向普羅大衆宣教或佈道，以教化和秩化人民。西方傳統乃是客觀唯心主義的神學信仰傳統和哲學思辯傳統的同質有機地結合統一。這在中國被墨學完成了：一方面它以十論爲代表形成以上帝-天志-天（象）爲三一體的神學信仰傳統；另一方面它以墨經爲代表形成哲學思辨傳統。而且墨學總是能夠以其哲學思辨來解釋其宗教、上帝和信仰。墨學一開始就以理性和真理來嚴格規定其宗教和學說，所以它同時具有哲學及其科學與宗教及其信仰。在它那裡，宗教與科學不矛盾，科學是贊助宗教人性向善救贖的有力幫手；信仰與理性不矛盾，因爲信仰一開始就奠基於理性和真理。
軸心時代，先秦文化與古希臘哲學文化和希伯萊神學信仰文化不相上下，思想高度和思維水平總體差不多，思想高度先秦領先一步。咱們弱就弱在儒學這一塊，構成中國文化木桶的短板現象。墨子十論以上帝爲核心和信仰相當於希伯萊信仰文化；《墨經》相當於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大小取》相當於亞氏的《工具篇》。這些鬥是奠定神學信仰和哲學思辨科學基礎文獻。尤爲珍貴。
沒有超越性就沒有宗教，沒有超越性思維就還是動物，有誰見過動物有宗教？在春秋時代，中華文明出現了重大變故，禮樂原本是敬神頌神的，作威作福原本是形容上帝的。這些全被用於人。逆天反轉，不可不察。詩三千變成詩三百，孔子對中華文化動了大手腳，幾乎所有宗教性的超越性內容都不見了。難怪老子和墨子奮而疾書，批判孔子，以天不罰，以天不明。
有個問題必須回答：爲什麼動物沒有的東西，儒家都沒有，諸如哲學、科學、宗教、邏輯、兼愛（平等）等等？原因在於這些東西都包含了不同的真理，需要理性思維才能發現。理性就是超驗的主客觀一致同一。沒有“方不障”（墨子）或“除掉物質”（亞里士多德）的無限抽象思維，如同動物一般，不可能認識真理。也不可能產生基於先驗同一性的人格平等和人之爲人的權利平等。千差萬別的現象世界只能誘使人產生差異性思維和不平等觀念。誠如萊布尼茨所言，理性就是各種真理的聯結。這個定義正好說明，關於真理的東西，總是互相聯結的，必然是一有俱有，一無俱無。思維的惡劣導致惡劣的行爲：殺少正卯，以言治罪，開文字獄先河；殺優伶舞者，治不辜者罪，啓濫殺之淫風。這樣的人如何能爲人師表？
儒家問題根源在於思維膚淺，這是至今許多人乃至五四時代儒家文化批判者都沒有意識到的。對宇宙的深層原理不能掌握，所以沒辦法參與深層討論，也沒有深刻的批判能力，無法辨別善惡是非對錯，總體認知水平沒有超越動物，活成禽獸世界在所難免。儒家跟其它學派辯論，最多見的就是罵罵楊墨無父無君；老莊玄談有無；佛家斷絕恩義，基督誑語迷信。其實，它講的這些東西跟別人講的不在一個層次上。缺乏抽象定義，邏輯思辨，沉湎君臣父子，人倫秩教，難免概念淆亂，逃難就碎。最喜歡號稱稻粱謀。其實，儒家意識形態下2000多年，老百姓從來就沒有吃飽過，文武吃人倒是社會常態。殊不知，想吃飽飯也不是空談良知所能辦到的，最終還是離不開科學，例如雜交育種。說白了，如果你真牛逼，地大物博，人口衆多，何至於落到這般地步：滿蒙尊孔衍，日寇護孔廟？
要從全球視野來看傳統文化了，繼續半部論語治天下，坐井自嗨，只能繼續被打屁股，淪爲世人笑柄。儒家不僅不能治國平天下，連退回私域，個人修養都做不得。這裡面有一個道德陷阱，叫孔丘陷阱，名爲修身養性，求“仁”求“義”，好爲道德，倒是在親親尊尊，孝忠無違的隱幽教導下，不知不覺地走向道德反面，陷入不仁不義的真實存在。
《法儀》：“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這說明，天下的大國小國都是上帝的分建國和天國的摹本；天下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臣民。分建國地方分權自治；摹本是天國理想在人間的不完滿的模仿國。由此得出，地上國的主權者都是上帝在人世間的主權代理人。
《墨經》：“君，臣萌（民）通約也。”這說明，國君乃是上帝臣民根據信約共同約定的主權代理人。
《尚同》：“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這說明天子是選舉出來的。
《非命》三表法：本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先王之書；原之百姓耳目之實；用之刑政（型政即立法）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這足以推理說明，國君乃是由百姓人民選舉出來的。
《法儀》：“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
這說明，一切地上的法都要以天上的法爲標準。或者說，一切人定法都要以上帝自然法爲標準。蘇格拉底曾因此而被民主的多數人暴政判爲死刑：他反對城邦舊神，鼓吹新神；他勸說城邦青年不要聽從父母，要聽從新神。這新神就是蘇格拉底心目中的唯一至上神，這是希臘人宗教精神的進一步覺醒，在一和多的鬥爭中，進一步向至上神邁近了。還有一點務必注意：墨子教人法天；耶穌雖然讓人服從地上的王，但也要求所有人服從上帝自然法。僅憑前者，單純判定耶穌教導奴隸道德似乎不妥。這跟儒家宣教的君父臣子，孝忠君王，順而不違的純粹奴隸道德有本質區別。
《尚同》：“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災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這明確說明，天災（動詞）人禍是有其原因的。告誡人民，天子作爲上天的主權代理人因私心與上天出現了意見不合或矛盾衝突，應該無條件服從上天。上帝應許和鼓認人民有推翻天子即主權代理人暴政的權利。從三表法可以明確推出，天經地義，上帝天志行在地上就是人民公義。
這一套神學政治理論哪個獨夫民賊敢用？誰都不敢用。其中的任何一條都會讓他們火冒三丈。儒學作爲統治術，獨尊似乎也是某種歷史必然。希臘語“專制”的原義是“主人”。表面上看，給主人看家護院確實夠格。然而，聰明反被聰明誤，主人沒有不被它害慘了的：一世的好景，卻要用子孫後代的永世性命買單。
哪個君王不由衷感嘆：孟某果得君臣父子之道啊！這個人，其實就是告密皮羅多的法利賽人；無父無君之罵，其實就是公開向其君父告密：墨子服從天上的父，不服從君王您這個地上的父。這個人，其實是粗淺蠢陋，不僅抄襲墨子，還用自己的論證來反駁自己的觀點；其實道德境界也不高，明面浩然正氣，實爲善於鑽營取巧，公開討好奉迎。
一組積貧積弱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