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一個十歲男孩決定去死？｜對話導演卓亦謙
第一次想講述男孩自殺的故事，是在十年前。
彼時，卓亦謙剛剛從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畢業，以編劇身份投身電影行業，相繼參與了林超賢導演的《激戰》《魔警》以及葉偉信導演的《殺破狼·貪狼》等。
但關於存在與離開的故事，他還是想講出來。
大學時期，卓亦謙的好朋友因抑鬱症離開，留給卓亦謙的是六頁寫滿的信紙。這成了卓亦謙很長時間裡難以解開的一個心結，也是《年少日記》的發端。
導演卓亦謙（圖源：豆瓣）
最初，卓亦謙只想講一個男孩變成老師的故事，但到18年下筆的時候，卓亦謙發現，這個題材可以容納更多的討論空間，於是開始進行調整。
一稿劇本只用了十幾天，修改卻經歷了兩年多，最終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年少日記》：有傑、有俊既爲對照又爲補充的兩兄弟，愛面子、表面光鮮亮麗轉身對妻兒棍棒相加的強權父親，起初維護表面光鮮但最終不堪重壓只能離開的母親。
這種家庭設置及影片多處展現的細節讓內地觀衆也直呼真實，甚至“窒息”。
這種真實來自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家庭，那時候的人們很喜歡談論數字，考試考多少分？每月工資多少錢？排名多少？一切圍着數字轉，關於人與人之間更細微、生動的感受，很少被提及。
這種氛圍飄落在電影中，展現爲弟弟有俊對哥哥有傑的“嫌棄”、父母對有傑的“無視”，以及長大後的男孩成爲一名老師，卻需要找出班上到底誰要自殺。
哥哥有傑的年少日記在此時出現，串聯起此時和彼時兩個時空，也完成兄弟身份的最終揭秘。最具淚點的情節過後，觀衆才知道如今的鄭老師是曾經的天才弟弟，片頭站在天台的哥哥則徹底離去。
一個關於十歲男孩的自殺故事至此結束，但其背後所展現的家庭關係、社會氛圍卻穿越時空，在當下觀衆的心中激起漣漪，持續彌散，最終變爲對情感關係的思考、社會氛圍的反思以及對身邊人的珍惜、關懷。
正如金馬獎對《年少日記》的形容，“全片雖然以創傷爲基底，卻不乏成長片的童真靈氣，哀而不傷。”在和《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的對談中，我們也逐漸知曉，離別的真正意義。
以下是毒眸與導演卓亦謙的對話實錄：
毒眸：劇本大概什麼時候出來的？中間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卓亦謙：15年就有了這個想法，但我當時很矛盾，在想自殺這個議題到底該不該被公開。到了18年，我覺得這個議題還是要說出來，這樣大家可以一起找到解決方法。10 天左右就完成了第一稿的劇本，修改過程很漫長，大概兩年左右纔開拍。
毒眸：最初的劇本和現在的故事差別大嗎？
卓亦謙：我們調了12版，但有一處設置是一直不變的，就是中間兄弟身份揭開的轉折點，其他的細節都在不斷調整。
毒眸：當時怎麼想到兄弟身份的轉折設計？
卓亦謙：其實 15 年剛有故事概念的時候，還沒有這個轉折，我當時只是想寫一個10 歲男生變成老師的心路歷程。他長大了之後發現自己班上有同學不開心，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老師，這時他看到小時候的日記。但到了 18 年下筆的時候，我覺得這個故事、主題、題材有很多我很想討論的東西，但故事很平。
既然要討論這麼重要的事情，就應該用一些方法抓住觀衆的目光。
於是我想了兩條線，一條是尋找自殺日記的作者，另一條則是男孩的成長線，在這裡加了一個唸書很好的弟弟，哥哥開始有了壓力，如果哥哥真的離開了，那老師有可能就是弟弟了。但那個時候還沒確定，因爲有一個問題，唸書很好的弟弟爲什麼會成爲老師？
我又在前面加了一個對哥哥很好的鋼琴老師，一方面整部電影不能所有人都對哥哥不好，這種設置很不現實，不能一邊倒。另一方面這樣後面如果弟弟知道了這個事情，他就有可能在哥哥離開後，繼承他的理想，這樣整個故事開始慢慢出來。
除了一個男孩的心路歷程之外，我也會同時想到“人離開之後，留下來的人該怎麼活？”這和我朋友去世後，我的心境很像。但我也會提醒我自己，這裡是一個商業片的轉折點，它有沒有影響你當初的想法？
但後面想到，觀衆在前半部分的時候可能會覺得哥哥是不會離開的，他好像是要成爲老師的那個人，這也和我自己的經歷很像，因爲當時我沒有發現我的朋友不開心，他會離開。我覺得這個感覺是對的，就繼續寫下去了。
毒眸：在你的視角中，你覺得有傑有俊兩兄弟是一種鏡像關係，還是說一體兩面，又或者說是彼此的一種補充？
卓亦謙：加了弟弟之後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在轉折點之後，弟弟這個人變了，有些地方會和哥哥很像，本質上還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但仍然是兩個獨立的個體。
毒眸：但是影片後半部分弟弟有俊似乎成了主角。
卓亦謙：轉折點之後哥哥有傑其實已經不是主角了。前半部分有傑的畫面其實是他和有俊的回憶，一部分也可以說是有俊的想象，但與哥哥有關的記憶，一看日記本還是很清晰。
毒眸：影片中對親子關係的刻畫讓很多觀衆感到很真實，這種細節是如何還原的？
卓亦謙：90 年代很多香港家庭就是這樣的。我小時候以爲這個世界上沒有爸爸媽媽是不打小孩的，但大家長大之後也不會特意去提了。
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比如在香港，大家都在討論一些數字，你每個月賺多少錢？你考試的分數是多少？爲什麼這個地方會讓有夢想的人看不見未來？因爲這種文化在這個城市裡已經存在太久了，這也導致我們很少去討論我們的感受。
這可能就會讓一部分人患上憂鬱症，但實際情況會比數據更嚴重，因爲有憂鬱症的人不會承認，想自殺的人也不會告訴你。
毒眸：這是你的個人觀察還是說同齡羣體的共同記憶？拍完這部電影會覺得自己被治癒嗎？
卓亦謙：90 年代初香港給我的感覺跟電影一樣，現在會有一些正面變化。但我常常看現在的年輕人，他們好像都有一種憂鬱的氣氛，我不知道爲什麼。就好像電影裡的老師，他感受到這個氣氛，但是他永遠都沒有辦法知道每一個學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拍之前我也覺得，可能拍出來會對朋友和自己有一個交代，也許可能會釋懷，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有些事情沒辦法放下，要接受。
毒眸：怎麼讓扮演有傑、有俊的兩位演員小朋友理解這個故事？
卓亦謙：其實在拍之前就已經和兩位小朋友的家人溝通了，他們都很清楚我們演的是假的，小孩子們是很厲害的。圍讀的時候我發現他們兩個都知道“自殺”這個詞的意義，我第一次對“自殺”有概念是2003年張國榮去世，當時我已經十六歲。
兩位小演員都很溫柔敏銳，比如有傑罰站的那場戲，我就和黃梓樂說，有傑每天都會被同學們笑，但今天有一個地方不一樣，因爲他弟弟也瞧不起自己，梓樂點了點頭說“嗯”，然後我們就拍，他們進入狀態非常快。我跟他們的溝通方法就是不要把他當小孩子，有時候講戲他們還會說，“我都知道了，我有看劇本”。
鄭中基打有傑的那場戲，演完鄭中基就和梓樂說對不起，說“剛剛那些都是假的”，梓樂會說，“就只是開工而已啊，有安全保護，我不痛的。”
毒眸：你覺得這幾年電影行業的氛圍和觀衆喜好，和你入行的時候相比有什麼變化？
卓亦謙：我覺得觀衆對電影的要求越來越高，可能大家看了全世界範圍內的很多新東西、好東西，所以現在對電影的要求會高一點，對不同類型的電影跟故事也會更包容。我覺得這個情況對創作者來說是好的，這樣你就不用去猜觀衆的喜好，只要專心做自己想做的故事，把當下的鏡頭拍好就可以了。
毒眸：這是你的第一部長片，你自己對這個項目還滿意嗎？
卓亦謙：這次有幾個我覺得不夠好的地方。一是雖然這次題材比較嚴肅，但還是有承載幽默表達的空間，比如老師這個角色，現在呈現出來的樣子比較猶猶豫豫，但我拍完纔想到他應該在學生面前是一個很搞笑的人，這樣角色會更立體。以及剪輯花了很久，最終剪掉了45分鐘的戲份。
毒眸：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個片段？
卓亦謙：在醫院裡Zoey說鄭爸爸有個錄音帶那裡，之前剪輯開工我每次都會先看這裡。對於主角來說，他已經很久沒有和爸爸真正對話過了，隔了20多年他才知道爸爸其實記得哥哥。
爸爸很要面子，他在自己騙自己，有傑的離去不是我的責任，是有傑太脆弱，只有靠騙自己才能混下去，愛面子愛到這種地步。所以直到生命盡頭，他才肯把自己的感受和對有傑的愛吐露出來，因爲他知道如果現在不說，就永遠沒機會說了。
有俊學習到的就是不要像他爸爸一樣，他要早一點把自己哥哥的事情跟林雪兒講。其實他們都記得哥哥的離開，只是每一個角色傾訴的方式不一樣。
毒眸：下一部要拍什麼題材，目前有計劃嗎？你自己喜歡什麼類型的電影？
卓亦謙：《年少日記》這種類型我不能再經歷一次，至少短時間內不行，下一部是和寰亞合作的《三殺》。我喜歡的電影類型很多，動作片、鬼片、愛情片以及懸疑片。
毒眸：你覺得新人導演拍片是比之前更容易還是更難了？
卓亦謙：還是要看題材和類型，幾百萬成本的話，我覺得是比從前容易的，因爲現在香港正好有“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是沒有票房回收壓力的，通過“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電影只要在規定時間在院線上映就可以。但如果有一些新導演想拍的是高成本的科幻片，那可能就會有些艱難，畢竟沒有一個資方有義務拿出幾千萬給我們“做實驗”，這樣對彼此還有觀衆都是一種傷害。
毒眸：這次《年少日記》是爾冬升導演監製，之前爾導在剪輯的時候會跟你講，儘量站在第三視角拉近和觀衆的距離，有沒有一些創作上的具體細節？
卓亦謙：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不想把自己還沒剪完的作品給我們的同學跟老師看，因爲還沒達到完美的狀態，所以就拖，但爾導創作完成後會找各種朋友來看，吸收意見。我就覺得，爾導都是這樣，我爲什麼要害羞呢？
我現在也會和我的學生們講，如果可以突破自己的心理關口，就會有機會和同學、老師們交流創作上的變化。
因爲創作者有時候看了太多次，很多問題自己看不出來了。這次爾導在第六版剪輯的時候就和我說，阿卓，我已經把你這個片子看過很多次了，對白我都能背出來，我已經沒有感覺了。我介紹一些朋友給你，你讓他們去看一看，我向你保證這些朋友們都會說實話。
爾導的重點是找一些會說實話的朋友來當我們的“第三雙眼”，這個很重要。
毒眸：如果以後有機會來到內地跟大家合作的話，你想和哪些創作者合作？
卓亦謙：姜文、田壯壯，還有畢贛，好多好多。爾導也和我說，你要學會的，是跟其他不同的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