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訪談錄丨再談“五四”

“五四”學生運動 來源：必應

編者按

在五四這個特殊的歷史節點上，借用“五四”的歷史界標，重新回顧“五四”內部的思想動向，再次解讀百年以來關於“五四”的定位與爭鳴，具有深刻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幾乎每個十年都會回過頭來談論“五四”。

民法書齋轉載《東方學刊》在2019年春季刊發表的汪暉訪談錄《再談“五四”——以文化運動爲方法》，該篇訪談錄對關於“五四”的討論做出了細緻的梳理。1989年“五四”70週年之際，汪暉發表的《預言與危機》着眼於思想運動的內在矛盾，對80年代末期啓蒙思潮的終結作出迴應；2009年“五四”90週年之際，汪暉又發表了《文化與政治的變奏》，將“新文化運動”納入到“百家爭鳴”式的討論空間之中，突出文化與政治的範疇，從而對21世紀的多元世界完成歷史的凝視。在這些思索當中，“五四”始終是他迴應時代問題的一把關鍵鑰匙。在100週年的時間節點上，他將再度以文化運動爲切入點，回到“五四”的語境中，探索“五四”以及“五四”之後的中國。

再談“五四”

整理/朵悅

一

80年代的“預言與危機”：文化運動的內部矛盾

“五四”是一個歷史界標，我們在不同時間節點回顧“五四”，“五四”也在反觀我們。1989年紀念“五四”70週年之際，也正是80年代啓蒙運動走到終點的時候。汪暉在1989年發表的《預言與危機》主要分析了啓蒙本身的內在矛盾，即“五四”本身的矛盾性和最終走向解體的內在原因，同時也折射了其自身對於80年代的某些理解。

從胡適開始，很多人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對立起來，認爲學生運動的興起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終結。這種將啓蒙與愛國運動對立起來的觀點——“救亡壓倒啓蒙”，在80年代已經流行開來，也成爲90年代“反思激進主義”的濫觴之一。從歷史的角度看，學生運動其實是新文化運動的綿延，學生運動之後，“整理國故”運動、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從新文化運動中逐漸成長起來的對民間文化的收集整理，都是新文化運動的綿延。

另一方面，“五四”的終結意味着新一輪政治分化的開始，以及以此分化作爲前提的政治轉折。“國民黨改組——中國共產黨成立——國共合作——國共分裂”就是這一輪分化的基本脈絡。這個政治分化與重組是從文化運動內部延伸出來的，具體就體現在“五四”文化運動和學生運動爲中共提供了思想和幹部上的準備，也爲國民黨和其他政治派別提供了思想和幹部上的資源。

但是，“五四”文化運動仍舊具有同一性，即一種態度的同一性。態度的同一性預設了共同的敵人和對象，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似的情感方向與價值取向。但是，當外部敵人逐漸弱化，在新的時代契機的刺激下，內部的矛盾就會暴露出來，變成新一輪衝突的根源。

總而言之，《預言與危機》是從文化運動內部的矛盾性着眼分析文化運動的解體。

二

“以文化運動”爲方法

2009年發表的《文化與政治的變奏》中， 汪暉用“五四”文化運動而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來指涉這一時代的文化潮流。這一術語的轉變包涵了一種思維：如果沒有與“新文化”對立的思想持久而有力地存在，“新文化運動”很難獨自形成。用“五四”文化運動的概念取代新文化運動的概念，不是否認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而是將其納入一種對話性的、爭辯性的關係當中。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接受達爾文式的敘述，以進步主義爲主調；而置於論爭另一方的新古典主義則認爲，新舊的區分具有相對性，沒有什麼絕對的新，也沒有什麼絕對的舊。復古主義、古典主義、保守主義的敘述也將自己的舊解釋爲新，獲得年輕一代的追隨。

2009年重訪“五四”之時， 汪暉突出的是文化與政治這一對範疇。“五四”真正的貢獻不僅在於“民主科學”本身，也在於以文化運動爲方法。在這個意義上，五四具有方法論的同一性，即以文化改造爲槓桿，用運動的方式創造新空間，通過話語更新，轉換政治議程，從而創造新的政治。文化作爲一個相對自主又能夠憑藉其自主性介入政治和其他生活領域的範疇或領域，是“五四”文化運動的創造。

“五四”文化運動的興起是共和與戰爭雙重危機的產物。在危機中，產生了對現代政治制度及其價值的重新評價問題，這也是政治危機能夠觸發文化運動與文化政治的原因。在《新青年》《新潮》羣體看來，新的文化運動孕育的政治將是一種不同於舊政治的政治。經由文化運動的轉換，青年、語言、性別、婚姻、勞工、平等等構成了現代中國政治的必要內容，從前關於主權、國家、政黨的政治沒有消失，但也需要通過文化政治加以改造。

陳獨秀和新青年的編輯們（油畫） 來源：搜狐網

總而言之，“五四”一代意識到整個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將新倫理的創造作爲自己的出發點，試圖以新的文化政治、倫理政治全面更新舊的政治。關於這種新的倫理的內涵，可以再次反思和討論；但是以文化運動作爲方法的創舉，確是自“五四”開始，不斷被繼承和回顧的傳統。

三

在“短20世紀”的意義上理解“五四”

“長20世紀”的概念由年鑑學派，尤其是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方法論確定的。“漫長的19世紀”與“漫長的20世紀”的命題，都着眼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生成和轉化，以及世界資本主義的重心轉移問題。

“年鑑學派”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 來源：騰訊網

“短世紀”的意義在於它以革命爲中心，以社會—經濟結構性改造而不是以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轉移爲根本使命。不論民族革命還是社會革命，都包含着對資本主義結構的強烈衝擊。站在今天的意義上往回眺望，這一衝擊沒有以社會主義的勝利爲結果，而是以對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改變爲標誌。因此，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就成爲“漫長20世紀”內部的“短20世紀”。

如何看待“五四”在”短20世紀”中的定位呢？從陳獨秀開始，歷史的敘述都將“五四”定位在物質、制度、文化的序列變革中。這類論述將“五四”視爲近代變革由外而內的一個深化過程。但是，從“短20世紀”的誕生角度觀察，這一進程不只是深化的過程，也包含了轉折的意義。“五四”新文化運動將康有爲設定爲主要對立面，表示它不是簡單位於戊戌變法的延長線上，而是包含了轉折的意義；“五四”文化運動中產生的關於一戰和共和危機條件下的反思，包含了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反思，這又表現出相對於辛亥革命的轉折意義；毛澤東從共產黨人革命的角度說“五四”代表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並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開端溯源於此，也是基於這一序列性變化及其轉折的意義。

在霍布斯鮑姆看來，“短20世紀”的革命能量以1991年蘇聯解體爲終結點。但是，這樣的邏輯無法解釋中國、越南等經歷了20世紀社會主義演變的國家的持續和發展。關於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問題，20世紀的很多遺產以未完成的狀態滲透到21世紀，這是一種“世紀的綿延”，而不是“世紀的終結”。

理解“五四”乃至“短20世紀”的當代意義，可以從當代世界的兩大潮流加以判斷。極度世俗化的潮流與重新宗教化的潮流，正在相平行或對抗地展開。這兩個進程都以大規模去政治化爲條件。由此，當代思想正在承受去政治化的後果，如何克服去政治化的政治也需要着眼面對上述兩大潮流。“五四”提出的文化運動通過提出文化價值，重新界定政治內涵，不但爲培養一代新人提供了契機，也試圖爲未來社會提供藍圖。重訪“五四”時，觀照這樣的文化運動與制度建設之間的互動，或許能夠給我們解決現實的問題提供一些可能的思路。

四

理解“五四”運動與政黨政治的關聯

“五四”運動以前，還沒有一個政治力量能夠把文化運動的多重要素納入其內部；“五四”運動以後，大多數文化運動都難以擺脫政黨政治的框架。比如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是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新啓蒙運動則是共產黨的新啓蒙運動。新型政黨政治是在“五四”文化運動中醞釀成熟的。由於新的政黨面臨舊的國家框架，因此，需要與軍事制度相結合。孫中山提出了建立黨軍的問題，而黨軍的主要幹部就是新青年。由此，青年、民衆、政黨、軍隊四個最基礎要素相互關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國共分裂以後，兩重並行的政治運動中，國民黨主導的是重建中央集權、收編各地軍閥、開展國家建設的運動，共產黨領導的則是以鄉村爲根據地的蘇維埃國家建設運動。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運動富於活力且十分深入，是一場“人民戰爭”，上述四要素結合在一個動態政治過程中。一直到建國以後，共產黨統治的大部分地區已經經歷過土地改革，這些進程仍舊可以看到“五四”文化運動的多重影響。

晉察冀解放區的農民熱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

來源：鳳凰網

總之，“五四”文化運動是文化運動，又是再造政治的運動。沒有文化運動和文化政治的政黨政治，勢必成爲一種去政治化的權力政治，無法聯合青年、民衆，也無法推動政治自身的更新與改造。

汪暉

中國當代著名學者，清華大學中文系與歷史系教授，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

朵悅

本文整理人，北京大學法學院2018級法律碩士，《中國發展動態》編輯組、《動態與觀察》編輯組成員。

責任編輯：常偉

技術編輯：阿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