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任中組部副部長 親孫子在井岡山做了名普通保安[組圖]
（原標題：她曾任中組部副部長 親孫子在井岡山做了名普通保安[組圖]）
摘要：“孩子們，我們吃的都是農民種出來的糧食，做農民不是挺好的嗎？”
石草龍身量不高，穿着一件黑色外套，腳踏一雙黑色帆布鞋，歲月的風霜在他臉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看起來和大多數這個年紀的男人並無二致。
他的奶奶，是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曾志。他卻默默無聞，老老老實，一輩子都在爲生計奔波。
10月，井岡山秋意漸濃，我們聽他講起這段家族往事。
我叫石草龍，今年60歲，在井岡山出生、長大，現在是江西幹部學院的一名保安。
從我剛記事起，父親就給我和哥哥講奶奶的故事。奶奶是一名老紅軍，十幾歲就參加了革命。1928年，父親出生在井岡山，是奶奶的第一個孩子，卻因爲戰爭緊迫、條件艱苦，只能寄養在茨坪當地老鄉家裡。直到新中國成立，奶奶才託人找到了父親，把他接到廣州。父親掛念收養他的外婆，便回到井岡山，一輩子在這裡務農。奶奶也很欣慰，覺得父親不忘本，是個好孩子。
雖然小時候從沒見過奶奶，但常常能收到奶奶捎來的禮物。印象特別深的是，奶奶給我母親寄過一件呢子大衣和一雙雨鞋。那時候，這些都是特別珍貴的東西。每次收到奶奶的禮物，我對她好奇和敬佩就多幾分。我想，奶奶在山外當大官，一定很厲害，一定能幫我們全家都過上好日子。
可是，除了像普通人家的長輩一樣給予晚輩親情關懷，幾十年間，奶奶從未動用任何特權給我們“特殊關照”。後來我才知道，那些貴重的禮物，都是她省吃儉用花自己的工資買來的。
1985年秋天，父親帶着我和哥哥去北京看望奶奶。那年我25歲，第一次見到奶奶。那天火車晚點了，我們到北京時已是深夜，她還沒睡，一直等着我們。我們在北京住了一個月，奶奶領着我們參觀了中南海，爬了長城，非常愉快。但我心裡一直有一件事，想請奶奶幫忙。那會兒我年輕，特別嚮往外面的世界，想去城市看看。在北京時，我們希望奶奶幫忙解決家裡的商品糧戶口。本以爲她會一口答應。但她卻沉默了一會，徐徐說道：“孩子們，我們吃的都是農民種出來的糧食，做農民不是挺好的嗎？”
爲這件事，我和哥哥軟磨硬泡，都被奶奶拒絕了。說實話，我那時候並不理解，還有點埋怨她。我想，幫我們解決商品糧戶口，對她來說絕不是難事，爲什麼不願意幫我們？
除了這件事，奶奶一直特別關心我的生活。1993年，和當時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我離開井岡山，外出打工。因爲只有初中文化，也沒學過技術，最開始生活很困難。奶奶一直牽掛我們，知道我的事情，讓我去北京，給我找了一位老師傅，教我學開車，讓我有了一技之長。在北京打工的幾年裡，每到週末，奶奶常常叫我回家吃飯，奶奶家的飯桌上沒有大魚大肉，但和她一起吃飯特別開心。她常常教導我，讓我開車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則，注意安全。感到困惑、苦惱時，我也會向奶奶傾訴，她就教育我：“草龍，當年革命年代有太多兒女與家人失散，至今天各一方、甚至陰陽兩隔，而我們今天還能在北京團聚，多好！孩子，人要學會知足。”
1998年，奶奶病重。爸爸接到姑姑的電話後立刻趕到北京，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奶奶。她見到我們後很高興，坐在病牀上對我們說了好多話。她說，這一輩子沒能給我們留下什麼值錢的東西，希望我們能夠理解她。其實，我早已理解奶奶的良苦用心，她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物質財富，但作爲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不論是革命戰爭時期的頑強奮鬥，還是身居高位時的不忘初心、克己奉公，都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足以讓我們全家受用。
在處置身後事時，奶奶也保持了一貫的清廉作風，給我們上了最後一堂課。沒有靈堂、沒有花圈，甚至沒有讓外地的家人到場。按照奶奶的遺願，她的骨灰被送回井岡山。
我記得，奶奶在遺囑裡是這樣寫的：我曾在寫給中央的一份倡議信上籤了名，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在家裡設靈堂，在京外的，如志修，曼華，春華還有井岡山的來發，都不要來奔喪，北京的任何戰友都不要通知打攪。遺體送醫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沒用的火化……
姑姑清理遺物時，在奶奶辦公桌的抽屜裡發現了這封遺書，遺書下還放着87個信封，奶奶在這些信封上寫下了另外一張紙條，說請將這87個信封交給中組部老幹部局黨組織，這是組織上發給我每個月的工資。除去工資所需的一切開銷以外，剩餘的部分都在這裡面，請他們交給湖南老家大山裡需要幫助的那些孩子們，並讓他們放心，這些錢都是清楚、乾淨的。
2000年後，我回到井岡山，在江西幹部學院做保安，大家經常來學習井岡山精神。我想，奶奶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井岡山精神，她身上體現了一位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
我年紀大了，時常想起奶奶，想起她對我們的教誨。我也學着奶奶當年的樣子，教育自己的孩子，要憑自己的本事生活，不走捷徑，勤懇做人。我的兩個女兒，一個在廣州公司裡當職員，一個在東莞做電子產品加工。我想，我們一家人，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大概就是對奶奶最好的紀念和告慰吧。
文/李楚悅
約採訪的時候石草龍一口答應，但商量時間的時候，我們費了些周折。大多數時候，他都在井岡山幹部學院的停車場指揮停車，或是門衛室裡忙忙碌碌。最終敲定在他上班前，抓緊時間聊一會。
在井岡山，大家都喜歡管石草龍叫“草龍叔”。初次見面，黑色的外套、黑色布鞋，黑黑的臉、微駝的背，緊蹙的眉頭，行色匆匆，很不起眼。如果不是自我介紹，很難想象，站在眼前這位剛過花甲之年的老人，就是曾志的孫子。
採訪的時候，草龍叔總是身體微微前傾，低着頭。他很坦誠，講到動情處，偶爾哽咽。怕自己說不清楚，他總是在回答完一個問題之後，要表達歉意。其實他講得特別好，時而眼眶泛紅，不斷揉搓雙手，起身又坐下。些許緊張裡，能清晰感受到，他對奶奶深厚又頗有些複雜的感情。
草龍叔幾次催促“快一點”，因爲換崗時間快到了，他要趕緊去交接班。採訪一結束，他就立馬換上保安制服上崗去了。望着他匆匆收拾離去的背影，幾分鐘前他面對鏡頭、有些靦腆而樸素的那些話語，忽又浮現耳邊——“奶奶告訴我，在井岡山，紅軍是依靠人民羣衆才能發展壯大，所以她選擇把孩子留在井岡山，回到人民中去”。
從人民中來，回到人民中去。草龍叔沒有辜負奶奶的願望，踏實做人，勤懇做事，不用特權，不受特殊照顧，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只要還是一名保安，就得站好這班崗”。
十一月的井岡山，滿眼橙黃橘綠。選擇平凡、甘願平凡的草龍叔，在井岡山這片熱土上，繼承了最寶貴的革命精神，在平凡的崗位上，閃耀着不凡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