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博留學生：在疫情中處境艱難
新冠疫情在全球仍在蔓延，一些符合撤僑條件的未成年中國留學生近段時間陸續回國。但對於大量的“大齡留學生”——拖家帶口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學生，回國似乎不再是個可行的方案。同時，許多人平時身兼助教、助研身份，因疫情學校停課之後，他們一部分重要的生活收入也被大大削減。在這個特殊時期，這些學生如何平衡學習、學校工作與家庭生活成了一個大問題。
回國難，維持科研更難
聽到疫情中一些留學生回國的消息時，許多在美國的博士生一時間燃起了希望。然而經過了解他們才發現，我國爲新冠疫情中滯留海外的留學生提供的回國包機主要針對生活有困難的未成年人，而博士生的年齡絕大部分在30歲上下。除了跨國家庭產生的困擾外，他們的科研進度也大打折扣。
對於一些大齡留學生來說，他們的家庭成員在當地也擁有暫時就讀的學校或就職的單位，令他們的靈活性大大降低。正在美國讀博士的張女士的孩子正在當地上小學，她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兩個人的機票過於昂貴，我也擔心孩子能否承受長時間飛行的風險”，她在無奈中取消了暑假回國的計劃。同樣正在攻讀博士的黃女士的丈夫目前在一家美國公司工作，“公司不允許員工出境，爲了家庭成員不分散，只好繼續留在美國”。
相比於高中甚至本科等可以得到一些國內家庭支持的留學生，博士生大多經濟獨立，他們的生活來源就是學校提供的獎學金、助教助研職位和校內打工。然而近段時間，陸續有美國學校宣佈2020-2021學年的第一學期甚至前半年，都可能採用遠程上課的方式，很多博士生失去夏季找到臨時工作和實習的機會，對未來一年的經費問題有了憂慮。遠程教學對擔任助教的不少學生帶來一些“不公平”。對於美國高校來說，全部課程轉爲線上的決定十分突然，隨之而來的額外工作——把課堂材料傳到網上、熟練使用網課軟件等繁瑣的任務，往往都落在助教身上，而他們對這一部分額外的投入並不會獲得酬勞，有些學生認爲這是對已經高強度、低工資的博士生的一種“剝削”。
無法使用校內資源和設施成爲“科研至上”的博士生的一大困惑。博士生閱讀和寫作量要遠遠大於本科生和碩士生，因爲圖書館關閉，許多學生爲了完成日常的學習和科研任務，不得不自行購買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圖書館取得的資料。《環球時報》記者瞭解到，這些學生如果買一本較新發行的科研類書籍，平均價格都要在100美元左右，有些甚至高達600-700美元，這是一筆巨大的開銷。除此之外，免費或低價掃描、打印等校園設施也停止開放，許多學生還需額外購買打印機、掃描儀等。
即便家人可以隨自己同行回國，很多留學生也要經歷一番“麻煩”。陳先生是在英國紐卡斯爾當地就讀研究生的一名“大齡留學生”。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自己最大的麻煩是畢業論文。陳先生學習的是城市規劃，畢業論文原本計劃是比較中國與英國二線城市近些年的城市規劃。英國從3月宣佈封城之後，陳先生考慮到妻子和孩子的健康問題，一家人一起訂了機票回國。但對於他個人來說，上學和畢業後回國找工作就形成了一個“時差”問題：原本他在英國的研究生課程計劃爲一年，即便現在獨自返回英國，完成論文的英國調研部分，也仍然會受到當地禁足令的影響。論文的進度會影響畢業進度，進而影響未來再就職的情況。今年已經37歲的陳先生現在正爲是否要申請延遲畢業，左右爲難。
31歲的李靜在柏林工業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自己本來希望和家人一起回國，但最後還是決定留在德國。疫情期間，她無法進入實驗室，嚴重影響科研進度。現在，大學已開學，她也開始去學校做些工作，但學生仍未開始正式上課。
各種生活費用暴漲
雖然一些海外高校已經調整了宿舍的人員密度，但是繼續居住在宿舍裡依然存在較高風險。在美國讀博士的王女士住在學校的“家庭宿舍”，即一家人可以單住一間公寓，不需要與其他學生同住一戶，但洗衣房等設施依然是整個小區共用的。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很擔心大家共用洗衣房和洗衣機會傳播病菌，但是也別無選擇。”另外，因爲博士生在校時間長，通常爲5-7年，他們的生活物品更多，在疫情中一些人面臨被房東強制退租的危機，更是要遭受不少經濟損失和精神壓力。
疫情之下多國實行的居家令也讓學生的生活費用暴漲，甚至難以保障基本生活。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在美中國博士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現在我們只能網購食材和生活用品，不僅價格比平時貴了很多，運費也非常昂貴。我們偶爾也會叫外賣，但是費用比學校食堂貴太多了，還需要支付服務費、送餐費和小費等。”另外，疫情也讓大家難以保持原本“中國式”生活習慣——“現在只能就近去周邊的美國超市和便利店，沒法再特意去較遠的中國超市了，大米、蔥薑蒜、醬油都成了稀缺商品，想要自己做飯，真是難上加難”。
在德國的大學中，讀碩士和博士的留學生比例較高，年齡層整體較大，他們對待疫情也更爲冷靜。25歲的韓志在德國西部的波鴻大學攻讀機械工程碩士學位。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身邊的中國留學生回國的不多。“現在買不到機票，也不符合未成年撤僑條件，回國途中乘機也是一個不安全因素。”在德國，他們只能保證我不出門，不社交，“只在進行必要的購物時全副武裝出門”。韓志也表示，疫情對留學生的影響很大，可能導致許多人無法畢業。經濟上也出現問題。他本來在一家公司兼職，每月可獲得約500歐元的收入，疫情中他失業了。
李靜的孩子在當地大學的附屬幼兒園上學，但目前還在閉園中，只能由在家遠程辦公的丈夫照顧。她告訴記者：“在德國讀博士相當於工作，要籤合同，每月除了醫療保險等外，可以獲得約1000歐元工資。疫情期間，如果博士生不工作，還可以獲得‘短時工作’補貼，相當於平時月工資的60%-80%。”李靜認爲，學校和社會會幫助解決很多問題，“關鍵是留學生不要脫離大學”。現在，德國政府向包括留學生在內的大學生提供每月最多650歐元的免息貸款，有特別困難的學生還可以向學生管理委員會申請緊急補貼，最多一次性獲得500歐元。李靜表示，一定要與導師、同學、學生管理委員會等保持聯繫，瞭解各種信息。如果在經濟有問題，也可以向當地政府申請補助。
職業規劃受到巨大影響
特殊時期中的留學生活，大大影響了碩博士生對未來的規劃。一是因補助不到位導致資金來源問題，另一個更重要的，是這些高材生開始考慮與原有計劃不同的出路。
在倫敦當地某大學修讀工商管理的張女士告訴記者，最近兩個月她和不少中國同學都在向學校申請討還停課造成的學費損失。她說，學費約3萬英鎊，大家認爲至少應退回一半，但校方至今沒有鬆口。今年34歲的張女士說，語言障礙導致她無法“單槍匹馬”與校方周旋，伴隨暑假一天天逼近，留學時間也在縮短，最後可能會不了了之。
對於一些大齡留學生來說，臨時工或是實習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當地找到就業機會的跳板，但眼下多數英國企業都還沒有復工，更多人開始考慮畢業後回國找工作。
澳大利亞近期對中國留學生的態度也一直遭到質疑。一些澳大利亞高校宣佈對國際學生髮放資金補貼，然而過去的一個月中，多個外媒曾報道澳大利亞政府對受困留學生的支持力度不足，一些高校承諾的補助也沒有到位。《悉尼先驅晨報》曾以“澳大利亞在國際學生方面答零分”爲題稱，這些學生因爲身份問題無法獲得政府福利，更無法拿到失業補助。英國《衛報》也稱，大量留學生這段時間在澳大利亞甚至只能通過社區扶貧的免費食物來解決一日三餐。
與此同時，一批已經收到澳高校錄取通知書、辭職準備赴澳就讀的中國大齡留學生，更是夾在澳政府遲遲不給簽證與高校有名無實的補助的困境中。今年年初，《環球時報》記者曾收到上百名準備赴澳留學的中國學生的聯名信，講述了他們“苦等澳大利亞簽證無果”的共同經歷。幾個月過去，“卡簽證”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在一個由被澳大利亞“卡簽證”的中國學生組成的QQ羣中，《環球時報》記者看到了380名成員。楊同學向記者提供了一份統計表格，其中記錄了187名目前在等待簽證的中國學生的信息，其中等待最久的時間長達21個月，2/3的人都已經等待半年以上，有20人等待時間超過一年。多名接受採訪的學生表示，他們大多是科學類或工程類專業的碩博士生，這或許被澳大利亞視爲敏感專業。
由於不知何時能夠得到簽證，很多中國學生的學業和工作計劃完全被打亂。楊同學在2019年7月拿到墨爾本大學化學博士錄取通知書，隨後便辭去工作，“失去了穩定的經濟來源”。在漫長且不知期限的等待中，已經有不少中國留學生選擇換學校、找工作。一名申請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同學表示，雖然他在5月剛剛獲得簽證，但由於疫情影響，前往澳洲也遙遙無期，因此選擇放棄。他告訴記者，簽證的拖延，可能對回國後參加各種青年學者計劃影響很大。
美國高校紛紛宣佈新學年暫緩聘用新的教職工，對於原本要在今年夏天畢業並開始找工作的學生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七八年的辛苦，卻要面臨‘畢業即失業’的情況，真的很令人絕望。而在當下的情況下，雖然學校允許延期畢業，但是獎學金已經用完，經費又從哪裡來呢？”不止一名中國博士生向《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了這一焦慮。除了學術界的工作職位空前緊張以外，業界的工作機會也大大減少了，“目前很多公司都宣佈暫緩招人，原定夏季和秋季入職的職位都很難保證。”
同樣擔心留學生無法留下來工作的，還有當地的企業。美國《福布斯》等多家媒體稱，在疫情與簽證收緊的雙重夾擊下，更多中國留學生可能會選擇回國或去如加拿大等簽證政策更寬鬆的國家。美國《國家法律評論》雜誌稱，有當地企業認爲，一些關鍵職位“只有國際畢業生能擔當”，失去這部分潛在的高級職工，這些企業可能會失去和外企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