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精選》無法上鎖 更關不上的槍櫃

有一天輪休，我依然在派出所，扶着槍櫃門，我試着把門柄旋緊，沒想到線路又漏電了。我痛得丟下手上的扳手，扳手卻狠砸在自己腳上，鬆手之後的插銷，也直接打在我頭頂。我整個人癱坐在地上，感覺渾身無力。(示意圖/shutterstock)

我從沒想過當警察會當到要穿制服做鐵工，修理槍櫃。

「我不是勞工領袖；我不希望你追隨我或其他任何人。我不會帶你進入應許之地，因爲如果我帶你進去，別人就會帶你出去。你必須用你的頭腦和雙手，讓自己擺脫現在的狀況。」 ──尤金·德布斯，美國工會運動者

警察的槍櫃設計是可以上鎖的，並且還要連接警示燈與警報器，只要一被打開，值班臺就會知道。然而，我接手裝備業務時，派出所的槍櫃連櫃門都關不緊。

那個鎖根本沒有意義，也因爲槍櫃過於老舊，櫃門柄與插銷一天到晚脫落，開個櫃子，可能就會被它打到。

因爲線路配置不良而且破損，只要摸到櫃門就會觸電，讓同事還沒出勤，就一身傷痛。

每半個月，我就得找一次鐵工。然而，鐵工師傅也說這個櫃子沒救了，只能換新的，可是換新的，又得花錢，我們就只能一直把那讓人崩潰的門把旋緊。

鐵工師傅來過好幾次。雖然他不會跟我算錢，但也不好意思一直請人家做免錢工，我只好自己嘗試，用些簡單的工具，讓那個櫃子還能用──我從沒想過當警察會當到要穿制服做鐵工。

槍櫃早已超過公物使用年限

同事一直抱怨槍櫃不好用，督導官也一直把它列爲缺失，各種指責投向我。然而，我沒辦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因爲把問題反映上去，並不會得到任何迴應。

想想也是，如果連修理的錢都沒有，怎麼可能會有錢換新櫃子？雖然那個櫃子早就已經超過公物使用年限，但我們也只能繼續用。

有一天輪休，我依然在派出所，扶着槍櫃門，我試着把門柄旋緊，沒想到線路又漏電了。我痛得丟下手上的扳手，扳手卻狠砸在自己腳上，鬆手之後的插銷，也直接打在我頭頂。

我整個人癱坐在地上，感覺渾身無力。

並不是因爲觸電或是疼痛，而是一種萬念俱灰、打從心底升起的空虛與失落。我想起踏進警校時，學校長官說的：「好好做，國家不會虧待你。」然而，所謂的「國家不會虧待你」也就是這樣子，我們到底能期待什麼？

請再繼續使用五年

在我嘗試對媒體投書後，最常收到的指責就是：「你爲什麼不透過內部管道反映？」

但體制內改革這種事，我也不是沒做過。

如果寫呈報單就能改革成功，那麼早該在我寫呈報單要換那一個槍櫃時，就該馬上換好了，而不是等我寫到第五份呈報單，才退回並註記：「請繼續使用五年。」

這麼多年，我寫過多少建議，或者當面向長官提出意見，得到的回覆不外乎是：

「這位同仁的意見很有道理，不過很難辦。」

「你管那麼多做什麼？上面是這樣要求的嗎？」

「法律重要，還是命令重要？」

聽到這些答覆的次數，比我被那個槍櫃電到的次數還多。但我很感謝得到這些回覆，因爲更多是沒有得到迴應的。

警政改革困難重重

某天在準備收勤的空檔，幾個不同單位的員警閒話家常，聊起最近長官一些異想天開的「創新作爲」，與不切實際的「勤務指導」。聊到這裡，大家的表情都充滿無盡的憤慨與無奈。

「這就要靠惀宇學長啦，他會爲我們發聲的。」學弟把我推到話題上。

沒想到，它所的老學長卻感嘆：「沒用的。長官看到，也只會裝死，不會改變。懷念以前的陳國恩署長，那時候有很多改革……」

學長的嘆息，我也頗能理解。

這幾年來，參與各種議題，從內部走到外部、從議員拜訪到委員、從組長協商到次長，我已經習慣不抱希望的開始，毫無進展的結束。就算方案得到一時的肯定，多半也不會有下文。

警政改革的阻礙很多，多數基層員警也悲觀以待，這時就會期待有一位英明的長官突然出現，體恤基層員警，推動一系列的改革，這樣我們所有的不公、不義、不平就會消失。我們將會得到應有的工作尊嚴，不會淹沒於各種勤務、業務、績效中。

曾經，我也是這樣期待的。

然而，那真的是「我們要的改變」嗎？這些改革，終歸而言，並不是「我們的」，而是「署長的」。他改革的手段，也是「因爲他是署長」。

因人而來的恩惠，也會因爲人而消失。換了一個上位者，這些缺乏民意基礎與規範支撐的改革，很容易就會被當作前朝遺毒排除。

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他們換了一個又一個的高官，而這些突如其來又毫無道理的政策與規定，依然會留下，繼續束縛我們、控制社會。

一個進步的羣體，理想上會由衆人建立一個制度，並不斷追求更好的願景。

如果還是隻能期待某個人來改變，只是說明我們還是不夠進步。那樣的改變，仍舊只是一個開明專制的體系，建立在一個權威者的意念上。

警察體系長久以來嚴格的階級劃分、家父長式的權威崇拜，以及忠誠義務的投射、恩給式的人事行政，強化基層員警對於體制的依賴，相信權利來自於上級命令。所有的改變都是長官的恩給，基層只能等待長官的憐憫。

許多人懷念陳國恩署長帶來的改變，甚至形成一種個人崇拜，「只有國恩能拯救我們。」我們不滿意現在的狀況，但大家並不想採取行動，只是等待再有一位英明的長官施捨恩惠。

對一個被期許爲民主社會維護者的組織來說，這何嘗不是一件悲哀的事？

我開始意識到這些情境是無法改變的，除非「我們」去改變。

終究還是要有來自基層員警的集體意識，並建立一個能實質影響決策的機關內民主制度，才能真正保障權益，也符合時代的潮流。

「警察尊嚴」是什麼？從何而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的德國建立威瑪共和，但德國人仍然懷念德意志帝國的美好時代，期望一個領袖帶領德國走出敗戰的陰影。

臺灣警察不也一樣，依然懷念已不切實際的舊時代，渴望被賦予權力與地位，盼望一個超人爲我們改變一切？

如今多數警察執法，並不是因爲理解法律本身的意涵，而是因爲上級命令我們要做、長官覺得重要，所以我們照辦。

換言之，就算長官的命令有問題，員警還是不會有疑問。

員警服從的是「命令」，而非「法律」；信仰的並非共和民主法治精神，而是體制的權威；整個系統追求的是數字而非價值，強調的是忠誠義務而非法律權利──正如當時威瑪共和缺乏核心價值，導致系統失靈一樣。

最終德國盼來了希特勒，帶來了毀滅。德國人將永遠揹負這個共業，直到歷史的盡頭。

那麼臺灣警察會等到什麼呢？我們所盼望的「警察尊嚴」究竟是什麼？我們應當追尋的價值是什麼？如果能從養成教育開始，確立警察任務的核心價值，使警察從強調服從與階級的團體，變成民主憲政的守護者。從信仰權力變成信仰權利，遵守紀律變成遵守法律……是否能找到諸位長官企望的「執法尊嚴」，以及我們所盼望的「警察尊嚴」？

不再期待超人拯救世界，而是創造一個不需要超人拯救的世界。

警察不是超人，無法解決社會問題；同樣地，長官也不是，他們無法帶來變革。

臺灣警察要真正變革，或許不僅是器物或制度層面，而是得再思考警察應信仰、守護之物。從舊有的框架獲得解放，進而讓警察得以追尋自己的價值。

※※※

真正的尊嚴來自於別人的尊重，而不是一個被賜予的模板（注）。而我們所希望的種種權利，將會從中而來。

能夠拯救自己的，還是隻有自己。

注：

警專的學生在高中剛畢業還像一張白紙時，就進入警專接受教育訓練，並在大約二十歲進入社會，面對高壓力工作。相較於還在讀大學的同儕們，難有時間摸索與思考自己要做什麼，他們因此容易套上一個模板，照着前輩們走過的路前進，不會思考自己爲什麼要這麼做。

(本文摘自《活得像個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寶瓶文化)

【內容簡介】

我對抗的，從來不是警察，而是逼人爲惡的體制巨獸。

想喚醒的，是警政高層、基層員警以及一般民衆。

「英勇殉職」不該是警政高層拿來宣揚的徽章，因爲它代表的是──

我們沒能守護那些被他們稱爲「最重要的弟兄」。

當我結束最後一班勤務，回到派出所時，我都會鬆一口氣。

每卸下一件裝備，就像放下一道重擔。

把槍放回槍櫃時，我會覺得這是今天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我沒需要用到它，真是太好了。

我可以在出入登記薄，寫下「退勤」這兩個字……但，有些人已經沒有機會退勤了。

【作者簡介】

王惀宇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二十八期、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現爲派出所警員，同時爲警察勞權運動者。長年研究第一線警察實務與新興公共行政理論，投書《蘋果日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三十餘篇，並受邀至各高中、大學講座，個人Facebook文章亦常被各界引用。碩士論文《制服掩蓋的血汗：基層警察的勞動困境與工作權保障》分析美、日、德各國警察勤務與法制，獲得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2021年度最佳學位論文獎碩士專班佳作。

從事第一線警察工作超過十年，經歷了各種人情冷暖，與其他警察同樣活在絕望中：社會對於警察的敵視、漠視、無視，以及警察系統自身的黑暗，讓一切的犧牲成爲必然，而後被大衆所遺忘。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爲什麼我們只能這樣？」「在成爲警察之前，我們不也是人民嗎？」他開始想要去改變這一切：寫文章議論警政時事、公開露面接受媒體採訪……不知不覺，自己被其他人抱着期待、被其他人抱着憎惡。但無論別人怎麼看待，他始終沒有變過，還是那個活在夢魘中的小小警員，與自己的絕望不斷掙扎着。

爲了讓悲劇不再發生，爲了讓遺憾成爲過去，爲了讓苦痛得到救贖，爲了讓記憶留下紀錄，他拿起筆，記下自己的聲音、寫下他們的故事，想要改變五十年來未曾動搖的歷史共業，希望讓社會更瞭解警察、讓警察與社會重新連結。

錯誤應被改正、努力應得報償，想留給未來這樣的世界──這是一個一線三小警員由衷的期望。

《活得像個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寶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