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文革悲劇 爲抗戰音樂家俞安斌悲嘆（徐全）

文化大革命掀起大批鬥，是許多中國人的痛。（本報系資料照片）

多年來，在國防部大大小小的音樂會中，《出發》幾乎都是保留曲目。《出發》這首歌的詞曲作者華文憲、勞景賢，以及男主唱俞文斌後來的命運，我在〈軍歌《出發》激昂澎湃 相關人物卻難敵道德批判之巨浪〉文章中有詳盡敘述。

華文憲於1940年因傷寒過世；曲作者勞景賢后任職上海音樂學院，在文革中因遭受迫害而逝世。他的兒子也因爲迫害而死。《出發》所要讚美的國軍將領王銘章，在徐州會戰中的滕縣保衛戰壯烈殉國。王銘章在四川的墓和雕像曾遭破壞，1980年代重建。他的兩個夫人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二夫人一路乞討至澳門，被接到臺灣。但關於《出發》誕生時的主唱歌手俞安斌的命運，我還是要忍不住多談幾句。畢竟，一個當年意氣風發、抗戰救亡的藝術家，就這麼被莫須有、耳語、誹謗和人格毀滅的罪名批判所消滅，這其中值得反思的問題太多了，也真的非常可怕。

七七抗戰爆發前夕，俞安斌是廣東著名的歌唱家、音樂教育家。《出發》誕生之後，俞安斌成爲男主唱。當時的他組織和帶領了廣東的救亡歌詠隊，用音樂投身八年抗戰。廣州淪陷後，流亡澳門，繼續從事藝術救國。流傳至今的很多黑膠唱片，記錄了俞安斌爲抗日救亡而獻出的歌聲。

1949年，中國大陸山河變色、江山易主。在查閱俞安斌生平時，我看到了香港《大公報》對俞安斌消息的報導。1951年3月，俞安斌在經過羣衆運動大會的批判後，被廣州法院關押審訊，同年4月初，以「姦污無知少女」的罪名，判處俞安斌10年監禁。據當時的香港《大公報》載，革命羣衆對俞安斌羅列的罪名有：

俞安斌私下教鋼琴，普通工農子弟無法支付其昂貴學費，此其罪一；

俞安斌利用教鋼琴的時機，利用少女無知，將彼等誘姦，此其罪二；

俞安斌提起褲子不認人，不對與他發生過關係、並懷孕的少女負責，此其罪三；

俞安斌誘姦無知少女，導致已婚少女家庭失和，此其罪四。

俞安斌被髮動和組織起來的羣衆大會，認定爲「教育界的敗類、婦女界的公敵」，廣大革命羣衆要求政府嚴懲。隨即，俞安斌就遭到監禁。當時的《大公報》介紹了俞安斌的履歷，但對他曾積極參與抗日救亡，則是一字未提。由於俞安斌抗戰時期名聲很大，蜚聲東南亞，馬來西亞最大的華文報紙《南陽商報》在他被判刑10年後，也發佈了相關消息。

我看完當時報章的新聞報導，產生了諸多疑惑。首先，依據《大公報》所載，「姦污」和「誘姦」同時出現在報道中，這兩個詞在法律上有極大區別，甚至存在一種邏輯上的矛盾。當時的俞安斌已經47歲，已婚且有子女，又是中學以上的音樂教師；涉事女性有的也已有家庭、有的或是在學習鋼琴中與俞安斌相識，因此能學的鋼琴的，身心大多無礙；已有家庭，則必定成年。若是俞安斌自己風流、處處留情，那也是兩情相悅，絕不是什麼「姦污」，或可入罪之「誘姦」。俞安斌如果有罪，那許廣平還是學生時，魯迅就跟她相愛，有罪否？徐志摩更是有罪。謝天謝地，這些人沒活到那個時候。

所謂「利用少女無知」，更是無從談起。中國大陸有句俗話：都是千年的狐狸，就別裝作看不懂《聊齋》。1951年的廣州，絕不是延安的黃土坡坡，更不是青紗帳中扭秧歌的華北農村，就算比不上大上海的十里洋場，那沙面租借和廣州十三行的洋氣，也是花花世界。能在1951年找俞安斌單獨教學授課來學習鋼琴這種高雅藝術的，若說她們是「無知少女」，常人都難以相信。我絕非不尊重女性，而是要闡明：廣州這些在1951年就見過大世面來學鋼琴的女生，難道不懂什麼是情感？以這樣荒誕的理由和罪名，透過羣衆運動大批判的方式，來指控一個在抗戰救亡中付出所有的藝術家，如何經得起歷史、時代、人心和道德的檢驗？這更牽涉到真假女權的討論。真女權，是挑戰和控訴不公的權力和社會結構對女性的壓迫；而假女權，是利用和騎劫性別議題，遂行一些野心分子、無品非道德文人之個人不當目的。

我並非認爲，俞安斌抗戰救亡有功，就可以爲所欲爲。但1951年時的社會氛圍下，以羣衆運動方式去指控他的這些理由，真的很站不住腳，侮辱一般人的智商、更有違大衆常識。但在當時那個階級鬥爭至上、政治掛帥的歲月中，這一切居然就這樣堂而皇之的發生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是：當時的人們，難道真的不知道俞安斌遭受的指控有問題嗎？我相信，其實大家都知道。但是傲慢、偏見、私心，讓當時羣衆運動的呼喊者們寧願相信這一切是真的，他們認爲自己多喊叫幾句口號，俞安斌就會從無罪變成真的有罪。他們嫉妒俞安斌的才華，他們痛恨俞安斌作爲知識分子的風度翩翩，他們被煽動的階級仇恨認爲是俞安斌奪走了他們的幸福生活。這就是當年羣衆運動一浪高過一浪的密碼。

這與農民運動中極端的搶奪地主妻妾，是一個道理。從高崗開始，到普通民衆，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年代，以兩性道德指控將一個人政治上打倒、名譽上摧毀、肉體上消滅，成爲羣衆政治運動和大批判的一種迫害工具。性，在華人的文化中，永遠和道德掛鉤。一方面是食色性也的開放與豁達，但另一方面把性作爲一種人格否定工具，宣稱萬惡淫爲首。這種精神分裂的價值文化，數千年來延續至今。

1951年，共產革命已經取得成功，其實完全不需要對俞安斌這樣的文人去窮追猛打，當時的俞安斌只是要過自己的日子。但另一外一種邏輯是：如果不打倒俞安斌，如何確立一種新道德的正當性？所以就有了後續一連串的荒誕指控。但歷史也好，人生也罷，不可能船過水無痕。前不久，文革中涉嫌武鬥導致校長死亡的著名紅衛兵宋彬彬過世。她移居美國後爲人詬病的一點就是宣稱自己也是那個時代的受害者。這應了臺語中的一句諺語：做人不能贏錢又贏嘴。具體來說，做人不能一方面想利用虛假事實在道德上誣陷別人、污名化別人、潑髒水；而當別人開始反擊自衛、捍衛清白時，就開始裝可憐、扮無辜，將自己包裝爲受害者。這是真正的「俗辣」。

真相總會被髮掘，就如同當代人發掘出俞安斌蒙冤的故事一樣。我當年在中國大陸參加關懷國軍老兵的志工活動時所經歷的，每逢老兵們訴說自己曾受到的不公時，只是靜靜聽着，而絕不阻止他們的講述，更不會對他們說：釋懷吧，都過去了。因爲我知道：未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更知道和明白：文明社會，必須向虛僞的道德批判說「不」。這是歷史的、血的教訓。因爲從納粹德國、到蘇維埃天堂莫斯科，再到俞安斌，有時越是高尚情操和冠冕堂皇包裝的辭藻背後，越是不可言說的自私與僞善。這是在反思那段歷史時應當具有的基本認知前提。

階級鬥爭的年代，很多這樣的例子，最終沒有獲得平反，消逝在星辰中。沒有錯，俞安斌的故事以及那個時代的激盪，會令人產生這樣一種感受：未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未有回覆名譽、不曾爲受害者平反、沒向受誣者致歉，則一切濁流和髒水，絕不可能就這樣默默過去，也絕不可能當作什麼都沒發生過，更絕不可能船過水無痕；該來的，一定會來的。

（作者爲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