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富有天下，死後任人踐踏

兩漢之際，關中大劫，生者陷於戰火，地下世界也不得安寧。

赤眉軍入關中，大肆擄掠，西漢諸陵幾乎全被盜掘。西漢講究“事死如事生”，流行厚葬，要求死者所用如同生人。帝陵之中盡是奢靡景觀，死者穿金縷玉衣，陪葬之物不可勝數，從金錢玉帛，到車馬人偶，乃至珍禽異獸。

《晉書·索靖子綝傳》裡說：“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耗天下三分之一財力，只爲營建一個死後居所。武帝的茂陵，修築時間長達53年，光是這裡面的財物拿出來，不知可以讓多少人成爲鉅富。面對如此巨大的誘惑，不少人賭上身家性命，也要盜掘陵墓，博取富貴。因此，盜墓活動屢禁不絕。

關中淪陷之後，赤眉軍不僅發掘帝陵，洗劫寶物，還有人看見玉匣裡的死者栩栩如生，心生淫邪之念，污辱屍體，連呂后也不能倖免。當然，這可能是史書的誇大之詞，但足以讓人感受到現場之慘烈：玉匣被扒開，王侯將相的屍骨暴露於野外；珍寶散落一地，遭人哄搶。這一刻，漢室威嚴蕩然無存。

建武五年（29），劉秀下詔修復長安園陵。西漢帝陵的慘狀，在劉秀心中留下了極大的陰影。等到給自己修建壽陵時，劉秀不由得憂慮起來，他說：“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一切從簡，不起山陵。或許，這樣才能讓自己的陵墓永遠安寧，不被打擾。

▲劉秀畫像。圖源：網絡

建武二十六年（50），劉秀來到邙山給自己的陵墓選址，在臨平亭東南處，只見“河水洋洋，舟船泛泛”。此處地勢高敞，襟山帶水，實乃風水寶地。倘若死後能長眠於此，那麼子孫萬代都將因此而受益。將作大匠竇融說：“園陵廣袤，無慮所用。”也就是說，空間足夠寬裕，適合大興土木。

繼東周之後，北邙山再度迎來了長眠的王者。

東漢即位有14個皇帝，其中兩位少帝被廢，因此僅修建十二座帝陵，除獻帝禪陵位於今焦作市修武縣境內，其餘均在洛陽附近。

根據《帝王世紀》的記載，東漢帝陵可分爲南北兩個區域：洛陽城西北方向有5座帝陵，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順帝憲陵、衝帝懷陵、靈帝文陵，又被稱爲“邙山五陵”；東南方向有6座帝陵，明帝顯節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殤帝康陵、質帝靜陵、桓帝宣陵。

▲東漢帝陵分佈。圖源：錢國祥《東漢洛陽帝陵的佈局與歸屬辨析》

唐人王建詩云：“北邙山頭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古時的洛陽城是一個熱鬧而又巨大的名利場，世人在其中享受着榮華富貴，也追逐着功名利祿。而洛陽城附近的臺地則埋葬着無數帝王將相，不論他們生前多麼顯達，死後都歸於沉寂。

如今，我們站在邙山之上，看到的也不過是幾個小山丘。而且，由於盜掘嚴重，加上文獻散佚，人們對於哪座陵冢歸屬哪位皇帝，都無法下一個確定的結論。

關於劉秀的原陵就有一個疑問。在孟津老城西八里，黃河南岸的白鶴鄉鐵謝村，有一個叫“劉秀墳”的地方。傳統觀點認爲，劉秀墳就是原陵。此地有陵冢、光武祠，還有歷代的石碑，時代最早者爲北宋開寶六年（973）的《大宋新修後漢光武皇帝祠碑》，記載了宋初重修光武帝祠之事。

極有可能是宋人把原陵的位置搞錯了。劉秀墳距離東漢洛陽城址13公里，即漢代約30裡，遠遠超過了典籍記載的15裡。而且，鐵謝村海拔太低，不符合“風水”。在邙山上，人們發現了三座獨立大冢，自北向南依次爲大漢冢、二漢冢和三漢冢，其中，大漢冢封土直徑約 156米，規模最大，距離東漢洛陽城約6.2公里。因此，大多數學者認爲，大漢冢纔是原陵。

與西漢帝陵相比，東漢帝陵面積縮小，設施簡化，結構減省，大量隨葬瓦器。這些都要歸功於劉秀的提倡。劉秀死時，曾下遺詔：“朕無益百姓，皆如漢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他希望能像漢文帝一樣實行薄葬。

在西漢諸帝中，漢文帝是一個異類。他修陵墓，用瓦器，也不起封土，開創了皇帝薄葬的先河。西漢末年的劉向曾說過一個故事。一日，漢文帝來到霸陵，大概是感到生命無常，於是交代起後事：“以北山石做外棺，用苧麻絲絮堵住縫隙，再用漆粘起來，這樣還能破開嗎？”有人回答：“假如棺裡有誘惑，即使用南山做石槨，也會有縫隙。如果裡面沒有誘惑，即使沒有石槨，也不用擔心。”言下之意，只要沒有金銀財寶，就不會有盜墓賊惦記。劉秀推行薄葬，應該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嚴格意義上說，兩漢的薄葬其實並不薄。漢武帝時，就有人從霸陵盜取錢幣，將大量貨幣埋入地下，顯然是厚葬的行爲。劉秀之子、中山王劉焉死後，調來河北各郡的名貴柏木和黃腸石，徵發六州十八郡的勞役，大修陵墓，極盡奢侈。

到了曹魏時期，帝陵規模繼續縮小，不封不樹，帝陵無地表標識，陵寢建築也少，也沒有珍貴的陪葬品。正如曹丕在《終制》裡說的那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

從長安，到洛陽，不知上演了多少厚葬致禍的慘劇。無論多麼顯赫的權勢，總有消散的一天。

▲曹丕。圖源：影視劇照

劉秀自然無法想象兩百年後的場景。在他的時代，新王朝正冉冉升起。若要奠定萬代之基業，必須解決一個名分問題：再建漢朝，究竟是中興，還是創業？到底是尊崇漢統，還是別於漢統呢？

當時，長安被攻破，宮室遭焚燬，帝都成廢墟，典章圖籍不知所蹤。漢家制度，無從傳續。舊典不存，也無舊臣。劉秀的身邊，基本上都是豪族強宗。他起家時，得到了南陽豪族的支持。平定河北，又拉攏了鉅鹿、真定、漁陽等地的豪族。同時，他又與扶風竇氏、安定梁氏、扶風馬氏等關隴人士聯合。可以說，豪族就是東漢王朝的支柱。

或許，東漢陵墓規模的縮小，也與此有關。在西漢，國家掌握了一個龐大的人口羣體——刑徒，他們是修建宮室陵墓的主要勞動力。到了東漢，很大一部分人口要給豪族吃掉，國家能夠役使的勞動力減少，如何能完成西漢那般規模宏大的工程？

地下世界還有許多變化。西漢時期，皇帝和皇后雖埋葬於同一陵園，但位於陵園內的不同位置，但在東漢，帝后葬於一室。這很可能是受南陽豪族墓葬傳統的影響。劉秀的舅舅、南陽豪族樊宏死時，遺言要求與夫人同墳，光武帝十分贊同，還推廣這種墓葬方式。

再比如，西漢承秦制，陵寢坐西朝東。王莽由儒生而皇帝，附會周禮，託古改制，陵區逐漸有轉爲南向的趨勢。到了東漢，劉秀以及諸功臣，多半習儒術，因此，東漢帝陵採用死者頭向北、陵墓朝向南的周禮。

這些變化都說明了一個事實：漢制，已然走上了另一條路。所謂劉氏天下，是劉秀的劉。

當然，劉秀不可能公然宣揚此事，爲了收攏人心，他必須堅稱自己是“中興之主”。而洛陽的確還存在着一個羣體：他們忘不了舊日的輝煌，同情前漢，思念長安。

建武十八年（42），杜陵人杜篤上書建議遷都長安：“以關中表裡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 《論都賦》。”一時間，身居洛陽的長安耆老都動了懷鄉之情，紛紛悵然佇立，向西邊望去。在《論都賦》中，杜篤先誇耀秦朝武功，之後“天命有聖，託之大漢”，高祖斬白蛇，文、景二帝守成，武帝討伐四方。這綿延不絕的天命，只有在長安才能延續。而定都洛陽，只是天下未平時的權宜之計，爲了更好地控制地方罷了。

這羣“遺臣”因鄉情舊誼聯合在一起，試圖通過親近太子劉彊來達成迴歸長安的願望。劉彊是郭皇后之子，生於建武元年，建武二年被立爲太子。後來，郭皇后在政治鬥爭中落敗，被廢爲中山王后，劉彊被廢爲東海王。因此事敏感，史書於劉彊着墨不多，多寫他被廢之後的恭順。但我們依然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建武七年（31），扶風平陵人張湛爲太子太傅，輔佐太子長達十年之久。等到郭後被廢，他稱病不上朝。

建武十一年（35），劉秀召見扶風茂陵人郭伋，與太子諸王設宴款待，郭伋趁機進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郭皇后被廢之後，劉彊自知地位不保，以退爲進，主動辭讓。廢爲東海王之後，挑選扶風茂陵人杜林作爲王傅。杜林是前漢名儒杜鄴之子，聲望極高，還曾舉薦過不少京兆人士，比如範逡、趙秉、申屠剛。

建武初年，劉秀對於這些“遺臣”十分重用，大概是因爲他們出身大族，在地方極具勢力，又熟悉前朝典制，可以讓新王朝走上正軌。然而，劉秀是一個開創基業的君主，不可能活在西漢正統的陰影下。況且，他要依賴南陽、河北的豪族，必須堅持關東本位，那麼洛陽就是最好的選擇。

後來，扶風安陵人班固寫下《兩都賦》，高度讚美洛陽，文中還說，漢祚中缺，光武帝的出現拯救了天下，堪比“天地革命”。

長安已然遠去，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

▲班固畫像。圖源：網絡

劉秀去世之後，漢明帝繼續爲東漢“正名”。

按照薄葬的要求，劉秀的原陵要和漢文帝霸陵一樣不起封土，但《帝王世紀》卻記載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相當於今天的149. 98米，在東漢帝陵中規模最大。正如劉秀所害怕的那樣，如此豪華的原陵在東漢末年就被盜掘一空了。曹丕對此評論道：“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原來，明帝爲了盡孝，不聽父親遺願，在原陵大興土木。

《後漢書》記載：永平元年，“（明）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兩漢時期，每年元旦都要舉辦一個大型慶典——“元會儀”。公卿百官、皇親國戚、四方來朝者、各郡國計吏都要參加。明帝即位之後，將典禮搬到了原陵，史稱“上陵禮”。

上陵之禮開始於早上六點半左右。參禮的賓客基本上從夜間就要出發，趕赴原陵。等到衆人到齊，儀式開始。先是百官恭立。接着天子乘輿出場，到東廂下，向西而拜，羣臣立於南北兩側。這是因爲劉秀的靈位在西邊。皇帝拜完，百官再拜。祭拜之後，上貢食、奏樂、起舞。這時，恐怕已經到了中午。最後，各郡國的計吏向劉秀的神坐彙報工作，主要是各地的糧食價格、百姓疾苦。

可以看出，明帝有意把這個典禮還原成朝政場景。或許，他的腦海中總是浮現父親勤政的畫面，如此折騰就是爲了光武帝的神魂看看這大漢天下。這種情緒折磨了漢明帝很多年。永平十七年（74）正月，明帝在上陵的前一天晚上，夢見了父親和母親陰氏，一家三口其樂融融。夢醒之後，悲從中來，再也無法睡下。第二天，明帝看見了母親陰氏生前曾用過的鏡匣，頓時淚流滿面。

東漢末年，蔡邕參加上陵禮，體會到一種至切的孝心，不禁發出感慨：“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

如此盛大一個場合，原陵要是太過寒酸，怎麼讓光武帝的神魂感受到天下盛景，怎麼能喚起參與者心中的尊崇感？

▲漢明帝畫像。圖源：網絡

當然，明帝選擇違背劉秀的遺願，大起封土，也有別的考量。明帝即位後，爲光武帝另起一廟，與安置西漢諸帝的高廟分立，後來又下遺詔，不爲自己立廟，而把牌位置於光武廟中。再加上極度莊嚴的上陵之禮。

總而言之，通過對光武帝頂禮膜拜，構建東漢王朝的法統。

明帝爲自己修陵墓時，同樣也遵循這一原則。他有意把自己的陵墓建在洛陽城的東南處，不與劉秀一起葬在邙山。之後，章帝敬陵、和帝慎陵與殤帝康陵都安葬在這裡。正常情況下，此後東漢所有皇帝應當都葬於洛南。獨留劉秀一人在邙山上，如太陽般照耀着洛陽。

然而，漢殤帝早卒，當時掌權的鄧太后決定迎立劉祜爲帝，是爲漢安帝。漢安帝是東漢第一位“外立”的皇帝，在鄧太后死後努力地擴張着自己的權勢。他要爲自己“正名”，便顧不上什麼祖宗之法了。他追尊自己的父母、祖母，自比西漢宣帝，標榜自己是“中興之主”。安帝比殤帝年長，不願意葬在洛南，而是選擇葬在原陵旁邊，打破了多年來的禮制。

正如混亂的法統一樣，東漢王朝也陷入了困境之中。豪族依然是結構性的問題，但是再沒有像漢光武帝、漢明帝這樣的君主能夠抑制他們了。

很不湊巧的是，東漢屢屢出現皇帝早卒，幼帝即位的現象。除了漢獻帝之外，漢章帝以後的所有東漢皇帝都活不過40歲。

皇帝幼小，不得不依賴母后，外戚勢力坐大，史稱“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外戚操縱廢立，扶持年幼者上位；而“外立”的皇帝缺乏根基，又不得不依賴外戚。等到皇帝親政，不甘心大權旁落，利用宦官打壓外戚，宦官也步入權力中心。等到下一個新君即位，又再次開啓一輪外戚、宦官專權，如此惡性循環。

爲了扭轉這一局面，士大夫奮起反抗，最終釀成“黨錮之禍”。等到袁紹消滅宦官，纔算終結這一循環。不過，士大夫的崛起並沒有破壞豪族政治，只是取代了外戚宦官的位置。東漢已是名存實亡。

景初二年（238），魏明帝曹睿得知原陵被損毀，牧童踐踏其上，大帝之冢殘破不堪，於是下詔封禁山陵。這時，洛陽已經從董卓之亂中走了出來，重現當年繁華。而北邙山上，高墓大陵蕭條依舊，只有參天古柏無言地訴說着歷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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