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習近平不是急統派

旺報社評

中共近期公佈的兩份黨內重要文件都提到了兩岸關係臺灣,值得深究。新修訂的《中共統一戰線工作條例》第35條提及「不斷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法治中國建設規畫(2020-2025)》第24條出現「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和「推動兩岸就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等表述。

對臺灣民意有更深刻理解

新華社訊息,《統戰條例》是經過去年11月30日中共政治會議修訂,而《法治規畫》雖未公佈審議通過時間,但基本相信是去年11月16日舉行的中共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的產物。所以,這兩份文件皆經由北京最高層討論審定,且時間點都在去年11月初的中共19屆五中全會之後,可以視爲北京最新對臺方針的體現。

換言之,五中全會後兩岸輿論圍繞大陸對臺政策的各種猜測,隨着這兩份文件公之於衆,得到了一錘定音的迴應。當初,由於五中全會公報與「十四五規畫建議」罕見未出現「和平統一」4個字,而是以「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祖國統一」表述代替,一時間引起不少非議。例如,儘管有分析指這句話跟「和平統一」並無本質差別,但還是有人言之鑿鑿稱,和統表述不復存在,說明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臺灣問題的急迫感驟升,「武統大幕即將掀開。

現在回頭看,大陸臺研會會長汪毅夫不久前批評那些「妄議對臺工作」之言,難怪講得理直氣壯。《統戰條例》重申和平統一,就是五中全會精神的延續。《法治規畫》雖罕見提到在臺灣社會爭議巨大、甚至是避之不得的「一國兩制」,但還是強調和平統一、和平發展。尤其是在「臺灣方案」前冠以「探索」二字,要知道在中共話語體系中,「探索」一般會用在短期內不易實現,或遠未成型的政治目標或政策規畫之前。不得不說,在兩岸尤其在臺灣,有太多人、包括一些決策層菁英,都以爲習近平是「急統派」。

何以至此?主要邏輯有兩條:其一,有些人把中共修憲廢除主席任期,視爲習要在卸任前一舉統一臺灣的標誌,或認爲習有很強的歷史抱負,急切希望臺灣問題在任內解決。其二,有些人始終認爲中共體制正當性難以永續,一旦受到外部壓力或內部問題、權鬥,最終會端出「武統」以維持統治,而近些年美中關係惡化、香港政治劇變,更強化了這種想像。

毫無疑問,這是很明顯誤判。作爲「三大任務」的兩岸統一,始終是歷屆中共領導人堅守的核心目標,習近平當然不例外,更因其紅色基因而格外明顯,但他絕非「急統派」。習當然說過「兩岸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代傳下去」,也首次提出「兩制臺灣方案」,但這並不能說明他會不顧客觀發展規律,或超脫目前歷史階段,去刻意追求「形式上的統一」。恰恰相反,近20年福建工作的經驗,讓他深知兩岸關係的歷史與現實,也對臺灣社會和民意心態有更直觀、深刻的理解。

爲兩岸關係提出長遠規畫

最新也是最具說服力的案例,是習近平近日在中央黨校「五中全會研討班」上的講話。這是他站在中共執政理論的高度,首度闡釋了「新發展階段」的內涵:第一,「新發展階段」可視爲大陸從1987年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入到「社會主義更高階段」的承上啓下過渡期。第二,「新發展階段」爲期約30年,在這期間大陸還是會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以現代化建設爲中心,不受外部因素干擾迷惑,但強調要因應和化解各種風險挑戰。

由此看來,習近平提出「新發展階段」,充滿了帶領大陸邁進「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的雄心壯志,提出的具體目標、方法也相當務實,歸根究柢還是要深化改革開放、做好自身的經濟發展。正如習近平所言「決定兩岸關係走向關鍵是大陸發展進步」,未來30年,只要臺海未出現北京眼中需要化解的「重大風險」事變,那麼大陸還是會盡力以和平、融合的方式,水到渠成地處理兩岸政治分歧,最終實現心靈契合式的統一。

英文總統曾倡議兩岸「相互尊重、善意理解」,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臺灣本來就不該、也不會從「一中架構」中分離出去,過去4年美國川普政府用「臺灣牌」遏制中國,卻未跨越建交與駐軍兩條紅線。習近平並非「急統派」,臺灣方案是爲兩岸關係提出的長遠規畫,臺灣即使一時難以接受,也不必因而曲解、惡言相向,回到和平競爭,兩岸當能找到相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