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週刊／算命桌旁長大 專訪《血觀音》金馬導演楊雅喆
文／劉致昕
從小，他看着只有一隻手一隻腳的爸爸爲人算命， 算命桌就是他的書桌，世間上的愛恨情仇、生老病死， 他從小聽在耳裡，化成對角色情感的細膩琢磨。 他，是拿下本屆金馬獎三項大獎的《血觀音》導演楊雅喆， 也是一個專注於反抗的人。 「在這個社會裡，沒有人是局外人。」
跟46歲的楊雅喆聊金馬獎，他從「爲什麼要穿西裝」說起。
「我（金馬）穿的那件外套要8萬多（元）欸！」楊雅喆說，好多品牌要他穿戴自己的產品，但除了要小心翼翼保管，還要花至少1天試裝、取衣、歸還。他嚷嚷，爲什麼要爲「形式」，花這麼多心力。採訪那天，他拍拍身旁那件5年前買的3萬塊西裝，他宣示，「我只穿了10次。」
他太忙，我們一起搭高鐵南下。前一天上了8個通告的他，放着商務艙的舒服椅子不坐，因爲他不想社交，不想再跟廠商講場面話，跟我們一起窩在自由座，他舒服許多。
他對僞善憤怒「臺灣最極致的虛僞，就是以愛爲名的控制」
「講髒話的時候，記得小聲一點！」他的助理特地跑來叮嚀。他聲量依舊，用臺北到臺中的時間，批評財團以創造地方發展爲名投資炒地，政府說要讓民衆多賺薪水，上修工時規定，實則爲了政權。
「臺灣最極致的虛僞，就是以愛爲名的控制。」他的憤慨，像剛進社會的青年，但談起細節，又像整天看新聞臺的大叔。
從當天奪走九條命的中和大火，談到立法院內的勞工工時修法，明明約訪是談電影，他罵了4次房價，在電影上映前的10小時，他發3則臉書貼文，2則關於公共議題，1則纔是電影。
對僞善的憤怒，讓他花4年熬出《血觀音》劇本，一舉奪下金馬獎最佳劇情片。
他嘴裡的「我是爲你好」，正是裡頭臺詞，一句話支起戲中棠家母女三人「以愛爲名」的控制。從女人心機出發，他帶觀衆看一場30年前的炒地大案，官商勾結之中，有30億洗錢、一樁滅門血案，還有黨主席選舉的明爭暗鬥。
《血觀音》一上映就引發熱議，國際媒體將它與近年成功的韓片《非常母親》和《下女的誘惑》相比，國際版權已賣出。他對角色刻畫細膩，更造就本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女配角。至今，他3部長片創造包括主配角共6位影后影帝。
他拍不出討喜題材「揭發某些黑暗，是讓社會更進步的動力」
憤怒也形塑了他金馬獎典禮上的身影。
紅地毯上他雖穿上8萬元的西裝，但手臂綁了更搶眼的反亞泥布條。年度最佳電影揭曉，偶像吳念真念出他的名字，讓他緊張又興奮，一度忘詞，卻沒忘了打開手中「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布巾，把山海開發、原住民傳統領域、勞工工時等議題，全都報上。
「《血觀音》是一個不正向的電影，但在這個需要正能量的時代，揭發某一些黑暗，是讓社會更進步的動力。」他的得獎感言掀起典禮最高潮，而前一天，這部不正向的電影，還拿下金馬觀衆票選獎。
憤怒的他，賣的是裹糖衣的藥。
《血觀音》中，「糖衣」是人物刻畫與情感描寫，用來吸引觀衆，「藥」則是看清控制，進而掙脫的自由。
9年前的《冏男孩》，他用童年故事講隔代教養，五年前的《女朋友。男朋友》，用愛情故事帶出公民運動、民主轉型的苦澀，《血觀音》則用女人心機、家庭內的糾葛，講官商之間的不法勾結，如何控制社會。
「我要說的是，在這個社會裡面，沒有人是局外人。」他說。
糖衣並不好做，《血觀音》光是劇本就改了10版。爲了精準描寫母女間的控制，他與貴婦們請益秘密，讀母女關係的心理學叢書、女明星自傳、張愛玲所有小說和瓊瑤作品。
爲了解官商結構中白手套的心境，他先是翻出臺灣過去的滅門血案，而後找到土地代書、律師、法官、警察，甚至炒作普洱茶的商人深談。他還穿上襯衫、皮鞋生活了一陣子，只爲了解用穿着武裝自己的心境。
他說自己不會拍討喜的題材，而且社會事件不斷來找他，打開新聞、滑開手機都是，沒有其他人拍，那該怎麼辦？
那口氣，說得好像他還坐在40年前、那張父親替人算命的桌子上一樣。
世間上的愛恨情仇、生老病死，就這麼走進楊家，而他算命師的爸爸，必須全都給個說法，除非是算到死卦，不能說、不收錢。
跛腳爸爸，讓他看見壓迫遭追稅，顧不得尊嚴：「這隻（假腳）拿去抵帳！」
住着4個孩子的臺北永和家裡並不大，爸爸的算命桌，就是楊雅喆的書桌，一邊寫回家作業，一邊聽着各種人生。遇上孩子瘋了的爸媽，他的父親會以魂被抓走了，或是這樣很好、不會有事等，給對方一個說法，讓對方好受。
「我很早就能用穿着看出一個人的生活背景了，」他也從爸爸身上學會察言觀色、領略人性。就像他每次新戲開拍，試鏡演員，總是先從細節、穿着、聊天，去了解眼前的靈魂，跟着演員發覺內心的不同層面，甚至因此重新調整角色，讓角色跟演員的詮釋都更加分。
因爲年幼工作時不慎從火車上墜車，剩下一手一腳的楊雅喆父親，也讓他看見社會對人的壓迫。
「他們上一輩是礦工階級，窮到分家的時候不是分家產，是分債務的那種，」小時候，他住在市場的彎曲窄巷中，一間平房住了阿嬤和爸爸輩的4個家庭，二十幾口。直到跛腳的爸爸靠着算命，買了間新房，一家子才搬出來。
此時，卻遇上國稅局的人上門，要算命的爸爸開發票。富貴人家能逃稅、避稅，但，市井小民卻只能束手無策，爸爸在孩子面前無計可施，氣得不顧尊嚴，擡起假腳放在桌上，要國稅局官員「這隻拿去抵帳！」
爸爸留給他的，還有不服氣。好不容易考上高中，卻因爲哥哥在學校裡打混，又花家裡錢，爸爸直接叫楊雅喆念高職、當水電工，別讀大學了。「我怎麼可能讓他控制我，學費都一樣，爲什麼我不能念（高中）？」可惜，還沒能證明自己，高三時，父親去世，他的叛逆期必須結束。考上淡江大學之後，他靠着端盤子、救生員、酒店的工作，在社會裡的各種現實夾層，完成夢。
開始用錢爲刻度的人生之後，還沒學會世故，他卻先遇上啓蒙。
政治謊言，讓他尋找真相「心的自由沒有的時候，就要去反抗，纔會活得像個人樣」
1980、1990年代的臺灣風起雲涌，每天上學經過臺北車站的他，看見公民運動一波波展開，農夫、工人都上街了，他大一時，正是野百合學運。
他至今懷念當時追求自由、不滿現況的社會氣氛，「20年過去了，臺灣（僞善的）行事風格還是沒變，官商勾結還是一樣，但大家卻都不憤怒了？」
他記得更清楚的是，大一必修哲學，第一堂課，老師問大家爲什麼要學哲學。「因爲要讓人自由，自由是心的自由，心的自由你沒有的時候，就要去反抗，反抗了，纔會活得像個人一樣。」他倒背如流的這段話，原來是血觀音臺詞「活得像個人樣」的起源。
還是學生的他，試着找出與老師口中不同的228真相，戳破謊言、初嘗自由的感覺，讓他着迷。滿腔熱血的他，卻在出社會沒多久，在中國上了一課。
蹲點中國，讓他嚐遍假道學書記漫天開價，「問我知不知千島湖，臺灣人在這裡死了不少」
1997年，他被任職的動畫公司轉調至中國，主管媒體採購的他，必須常常跟書記們吃飯，一次，在浙江省遇到書記開出天價，「他開價實在太貴了，當我是白癡，我聽到價格之後說那我再考慮，但他們那邊做生意好像不是這樣，都是他講多少、我付多少，怎麼會有『價錢太貴』的問題。」楊雅喆回憶。
「然後他就起賭爛（臺語：不爽之意），問我知不知道這裡有個千島湖，臺灣人在這裡死了不少。」
他在中國待了1年，嚐遍各種假道學、真控制，以長官、長輩之名，宰制下屬、晚輩以獲得利益。在臺灣，《血觀音》中的「我是爲你好」，同樣處處可見。
在儒家思想爲主流的社會中，他的世故不如憤怒長得快，「一般人二、三十歲學會的禮數，我現在才學會。」他說，10年前，拍《冏男孩》，宣傳時他連陪笑都不會，在片場不想講話，遇到演員時只揮手。10年後，他在臉書直播與知名主持人於美人把酒言歡，陪演員們上遍大小通告，在映後座談逗得全場歡笑。
不只人懂得世故了，作品也是。
推出第3部長片，他與9年前的《冏男孩》相比，「以前那個好清純，自在的拍，東西拿出來就是電擊。」《血觀音》則是他精心策畫，每一次電擊都是計算的結果，「人就是會老，以前那個不用算，頻率對的人就被電得很慘，現在這種算好的，就是90%的人都會被電到。」
學世故，原來還是爲了反抗。
《血觀音》是他第3部劇情片，裡面住着3個來到中年的他。在中國受夠假道學的他，繼續叛逆的選題；在算命桌上長大的他，百無禁忌的描繪各種人心；還有個世故的他，讓電影更直白、通俗。
採訪最後，我們問他下一部還拍社會議題嗎？他直說太累了，浸泡在社會的黑暗面實在太辛苦。隔天，金馬頒獎典禮尾聲，最大獎「最佳劇情片」揭曉，是《血觀音》。
楊雅喆上臺時先踉蹌了下，然後腦中一片空白，忘了所有謝詞，卻獨獨像呼吸一樣的，把過去10年山海留給財團開發、勞工工時更長的不滿，說出來。他舉起「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布巾，不想投資人、不想票房的那刻，最自在的冏男孩，他，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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