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手機”能化解過度刺激與壓力？

薩拉·庫布里奇，一位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師和作家，在社交媒體上被稱作“千禧一代治療師”，去年秋天，她向 170 萬 Instagram 粉絲透露，自己買了一部“老式”翻蓋手機，在週末和工作時間之外使用，而不是她的標準智能手機。這種基本型號——如今被稱爲“傻瓜手機”——只能用於通話和發短信。沒有應用程序，沒有互聯網，沒有（或者至少更少）干擾。

“我感到不堪重負和過度刺激，覺得一直有義務保持在線狀態，”庫布里奇，《責任在我：接受殘酷真相，發現自我，改變人生》的作者，在接受雅虎生活採訪時，談到了致使她在空閒時間尋求低技術選擇的數字依賴生活方式。“即使我不需要這樣，拿起手機不斷滾動或回覆電子郵件也成了一種習慣。在網上工作、努力與朋友保持聯繫，偶爾在凌晨 2 點谷歌搜索諸如‘最大披薩的世界紀錄’之類的隨機事物之間，我意識到是時候想辦法限制我用手機的時間了。”

她很快列舉了自己降級使用傻瓜手機的原因：“我的工作和生活界限變得模糊；管理我的壓力變得更難；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夠專注；我在浪費時間（還失眠）；我感覺與自己和他人脫節。”

庫布里奇所描述的正是心理學家蒂吉斯·勞恩斯帕赫所說的“技術壓力”。勞恩斯帕赫，《瘋狂忙碌：在壓力世界中保持理智》一書的作者，向雅虎生活表示，除了生活中的其他需求（工作、人際關係等），“我們使用的設備——無論是平板電腦、智能手機還是筆記本電腦——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壓力。”

他解釋說，部分原因在於，當我們收到一條短信、在 Instagram 上獲贊，或者看到喜歡的名人發佈新帖子時，我們會受到多巴胺的刺激。“（這）就是智能手機的設計初衷，”勞恩斯帕赫說道。“這些應用程序、遊戲以及社交媒體應用程序旨在影響我們的多巴胺系統。它極易讓人上癮……（而且）後果之一是我們總是處於‘在線’狀態。即使我們有點睏倦、疲憊或在做其他事情，這些設備，特別是我們的智能手機，也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所以，除了其他給我們帶來壓力的事情之外，這是一個額外的壓力源。”

於是，出現了傻瓜手機（也就是在智能手機帶來所有讓用戶一直沉迷其中的花哨功能之前，手機原本的樣子）。近年來，對於那些< a href="#">希望孩子能擁有手機所帶來的優勢（比如一個安全的聯繫點） ，同時又不想讓孩子沉迷於社交媒體或網絡遊戲的父母而言，這些簡單、樸實無華的設備已成爲一個可行的選擇。在極端正統的猶太社區，< a href="#">不具備網頁瀏覽功能的“猶太潔食手機” 已被證明很受歡迎。一家名爲< a href="#">KosherCell 的零售商告訴購物者：“要充分利用先進技術，同時避免智能手機帶來的分心和誘惑。”

但翻蓋手機也在< a href="#">Z 世代人羣中收穫了新粉絲 ——這一代人以對千禧年的懷舊而聞名——他們看到了減少上網的價值。勞恩斯帕赫說，他注意到有一小部分年輕人，像庫布里奇一樣，“正在爲手機給我們帶來的所有壓力尋找解決方案。”

庫布里奇宣佈購買翻蓋手機時，獲得了大量的支持。作爲一名心理健康專家，她自己也感覺過度沉迷於網絡世界，所以她理解其中的原因。她說：“大多數人都在苦苦掙扎。我們用手機導航、保持聯繫、約會、娛樂、自我安撫等等。很多人覺得自己的生活更多是在手機裡而不是手機外。社交媒體往往讓分手更難，加劇自我形象問題，讓我們失去判斷力。手機耗費了我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幾乎沒有留下活在當下的空間。”

雖然庫布里奇仍然擁有她的翻蓋手機，但這並不是解決她所有科技壓力問題的答案。首先，缺乏便利性是個煩惱。她說：“使用翻蓋手機理論上聽起來簡單，但在我旅行並依賴谷歌地圖、餐廳推薦和谷歌翻譯時，這是個挺麻煩的事。”她補充說，在最近的一次旅行中，她乾脆把手機留在了家裡。

而且因爲在她的翻蓋手機上發短信“非常慢且麻煩”，她大多都懶得去發——不過好處是，她已經轉向提前與親人制定計劃，所以不需要發短信，而且感覺這樣更好。她說：“當我和別人在一起或獨處時，我變得更加專心了。事實上，我認爲這加深了我的人際關係，因爲人們得到了我全部的注意力。”

在她的 Instagram 帖子發佈後，庫布里奇收到了其他也改用非智能手機的人的消息。她分享道，有些人告訴她，一開始沒有這種讓人分心的設備“讓人感到牴觸和不安”。“由於無法通過滾動屏幕來轉移注意力或斷開連接，他們發現自己一個人待着很有挑戰性。”但她補充說：“大多數克服了不安情緒的人都說這是他們做過的最好的事情。”

庫布里奇說，在她的經歷中，使用翻蓋手機最困難之處在於學會摒棄控制的錯覺。“當我聯網時，我可以接電話、快速回覆電子郵件並監控我的社交媒體。當我不聯網時，感覺就像我放棄了控制權——立即行動、解決問題和參與的能力。”

但這也有好處。“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並非一切都是緊急情況’，而且‘即使你不在線，世界也會繼續運轉。’”同樣，她說決定只把新號碼給少數幾個親密的朋友和家人，這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教訓”。庫布里奇說：“我沒必要隨時爲每個人服務。”

即便我們懷着最美好的期許，在 21 世紀，依賴翻蓋手機也並非易事。你可能會患上錯失恐懼症（也就是害怕錯過）。但對於那些在使用設備時難以自我控制的人來說，這種極端的應對技術壓力的方法可能是一個更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朗斯帕克表示，這完全正常。他將試圖堅守科技界限的行爲比作明知食品櫃裡有一袋薯片還節食；遲早，我們會有吃零食或滾動屏幕的衝動。“當你的廚房裡沒有一袋薯片——或者在此種情況下，沒有智能手機——時，健康飲食就會容易得多，對吧？”

他補充說：“考慮到這些設備和應用程序故意讓人上癮的性質，過度依賴自我控制和自律來改變我們的數字行爲是一場艱苦的戰鬥。因此，一部非智能手機在阻止盲目滾動方面可能更有效——僅僅是因爲這並非一個選項。

然而，對於那些傾向於採取中間立場的人來說，有辦法更明智地使用咱們的智能手機。 朗斯帕奇建議把特別容易讓人上癮的應用從手機主屏幕上拿掉，這樣就不容易訪問它們了。有些人在需要休息的時候，還會把手機設置成“請勿打擾”，把提醒和羣聊靜音，或者使用能讓他們退出社交媒體和其他讓人分心的網站的應用，一旦到了時間限制。朗斯帕奇還主張跟他人合作，互相監督，無論是制定臥室禁止使用手機的政策，還是同意在與朋友共進午餐時把設備收起來。

庫布里奇說，她自己的科技方面的限制可不只限於擁有一部非智能手機：“我的規則很簡單：牀上不準有電子產品，早上頭一件事不許查看電子郵件或者工作短信——我給自己時間整理牀鋪、做好準備、寫日記，或者至少喝一杯檸檬水——而且吃午飯或者晚飯的時候不許滾動屏幕或者在電腦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