茜紗窗下
有一回，在江南鄉下，走過河邊埠頭，見一個年輕女子在刷洗幾幅木屏。走近一看，便看出這幾幅屏就是牀欄上的圍屏，鏤空的花格子做底，鑲有人物、器皿、山水、花卉的浮雕。漆色已舊，褪成淡紅色，想來原先當是油紅油亮的。不知傳了多少代，才傳到這女子手裡。她洗刷得仔細又潑辣，將幾扇屏橫躺進淺水裡浸着，用牙刷剔縫和鏤空裡的垢，然後，用板刷順木紋嘩嘩地刷洗。正面洗了再洗反面，這幾面屏被洗得近乎透亮。於是，那牀的晦昧氣息，也一掃而盡，變得明亮起來。
與自己無關的物件，我是不大留心細節的。但有些物件經過使用，沾了人氣，便有了魂靈，活了。中學時，曾去過一個同學家，這家中只一母一女，相依度日。沿了木扶梯上樓，忽就進去了，只一間房，極小，卻乾淨整齊地安置了一堂紅木傢俱。那堂紅木傢俱一點不顯得奢華，甚至也不是殷實，而是有了依靠。寡淨裡，有了些熱乎氣。
與自己關係密切的什物，其實常常不以爲是什物，而好像是貼身的一部分，有些水乳交融的意思。這樣的用物總共有三件，一件是一張小圓桌。桌面並不很小，但比較矮，配有四把小椅子，是一種偏黃的褐色。桌沿刻一道淺槽，包圓的邊。桌面底下，進去些，有一圈立邊，邊底一圈棱，容易藏灰，需時常揩拭。再底下，是四條桌腿，每條桌腿上方有一個扁圓形球。年幼時，還上不了桌，我就在這張桌上吃飯。後來大了些，家中來了客人，大人上桌，小孩子另開一桌，就在這桌上。夏日裡，晚飯開在小院裡，用的也是這張桌子。它，以及椅子的高度，正適合小孩子。而且，它相當結實，很經得住小孩子摧殘，雖然並不是什麼好木料。幾十年來，無甚大礙，只是漆色褪了，還有，桌腿上方的扁圓球，半瓣半瓣地碎下來。那四把小椅子，到底用得狠，先後散了架，沒了。那桌子，卻跟了我分門立戶後的十來年，才送給一個朋友，至今還在用。它是我童年的夥伴，許多遊戲是在上面做的：塗畫，剪貼，搭積木，過娃娃家。有一日下午，家中來了一個客人，和我媽媽說話，我就坐在這張桌子旁一邊玩，一邊大聲唱歌。後來玩累了，也唱累了，想離開，不知怎麼，卻站不起身，我就只得繼續玩和唱歌，幾乎唱啞了嗓子。等到客人告辭，才被媽媽從椅子上解放出來。原來椅背套進了我的大棉襖和毛衣之間，將我夾住了。因爲處境尷尬，所以記憶格外清楚。記得客人是一個親戚，上門大約是帶些求告的意思，媽媽則是拒辭的態度。但求與拒全是在暗中，就聽他們互嘆苦經。媽媽指着我說，她比大的會吃。那親戚則說，某某比她會吃。某某是他家的小孩子，比我小得多。那是在一九六○年的饑饉日子裡。
第二件是一個五斗櫥。大概記得是分爲兩半，左半是抽屜，右半是一扇櫥門。打開後，上方有一格小抽屜，上着鎖，裡面放錢、票證、戶口名簿。每當媽媽開這個抽屜的時候，我都求得允許，然後興沖沖地搬來前邊說過的小椅子，踩上去，觀賞抽屜裡的東西。這具五斗櫥於我而言最親密的接觸，是櫥上立着的一面鏡子。白日裡，父母上班，姐姐上學，保母在廚房洗衣燒飯，房間裡只剩我自己，我就拖過椅子，踩上去。只見前邊鏡子裡面，伸出一張額發很厚的臉。這張臉總使我感到陌生，不滿意，想到它竟是自己的臉，便感失望。在很長的一個時期裡，我都對自己的形象不滿意，這使我變得抑鬱。多年以後，在親戚家，又看見這具櫥櫃，我驚異極了，它那麼矮小，何至於要踩上椅子纔可夠到？我甚至需要彎下身子，才能夠從鏡子裡照見自己的臉。臉是模糊不清的，鏡面已布上一層雲翳。
第三件是由一張白木桌子和一具樟木箱組合而成的。如我父母這樣，一九四九年以後南下進城的新市民，全是兩手空空，沒有一點家底。家中所用什物，多是向公家租借來的白木傢俱，上面釘着鐵牌，註明單位名稱，傢俱序號。這樣的桌子，我們家有兩張，一張留在廚房用，一張就放在進門的地方，上面放熱水瓶、冷水壺、茶杯、飯鍋等雜物。桌肚裡放一具樟木箱，這是來到上海後添置的東西，似乎也是一個標誌，標誌着我們開始安居上海。它放的不是地方，但可供我們小孩子自如地爬上桌子，舀水喝，擅自拿取籃裡的糉子什麼的。有一晚，我和姐姐去兒童劇院看話劇《白雪公主》，天熱口渴，回到家中，忙不迭地爬上樟木箱，從冷水缸裡舀水喝。冷水缸裡的水是用燒飯鍋燒的，所以水裡有一股米飯味兒，我到現在還記得。就是這個爬，使我們與這些器物有了痛癢相關的肌膚之親。這些器物的表面都那麼光滑、油亮，全是被我們的手、腳、膝頭磨出來的。
我們家有一具紅木裝飾櫃，兩頭沉，左右各一個空櫃，一格小抽屜，中間是一具玻璃櫥，底下兩格大抽屜。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母親從出售抄家物資的商場裡買來的。那時候，抄家物資堆積成山，囤放或收藏皆成困難，於是，削價出售。價格低到如上海人俗話所說：三鈿不值兩鈿。母親只花了四十塊錢，便買得了。這筆錢對於我們當時的家庭財政，還有，這具玻璃櫥對於我們極其逼仄的住房，都顯得奢侈了。後來，有過幾次，父親提出不要它，母親都不同意。記得有一次，她說了一句，意思是，這是我們家僅有的一點情趣。於是，在我們大小兩間擁擠着牀、櫥櫃、桌椅，還有老少三代人中間，便躋身而存着這麼一個「情趣」。在這具櫥櫃裡，陳列着母親從國外帶來的一些漂亮的小東西：北歐的鐵皮壺、木頭人，日本的細瓷油燈、絹制的藝伎，從美國芝加哥的高塔上買來的玻璃風鈴，一口包金座鐘，斯拉夫民族英雄像。櫥頂上是一具蘇俄寫實風格的普希金全身坐式銅像。這具裝飾櫥與我幼年時在那家資產者客廳裡見過的完全不同，它毫無奢靡之氣，而是簡樸和天真的無產階級風格，但包含着開放的生活。我的媽媽，就是那個在炮火連天的戰爭時期，也要給戰士的槍筒裡插上幾株野花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天天要爲衣食發愁的日子裡，她會用一包從抽屜角落裡搜出的硬幣，帶我們去吃冰淇淋。她總是有着一點奢心，在任何生存壓力之下，都保持不滅。到了晚年，我們孩子陸續離家，分門立戶，家裡的空間大了，經濟也寬裕了，而她卻多病，無心亦無力於情趣的消遣。這具櫥內，玻璃與什物都蒙上了灰塵，這真是令人痛楚。它原先那種，挾裹在熱蓬蓬的煙火氣中的活潑面貌，從此沉寂下來。
(田龍華／摘自新星出版社《空間在時間裡流淌》)
《讀者雜誌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