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人生三部曲：進城打工、辭工、犯罪
（文接C2版）
2000年，趙民顯和楊成康逐漸控制深圳寶安區鬆崗鎮的「廣西長途汽車站」。這是塊不到2千平方公尺的空地，平時零落地停着3、5輛開往廣西南寧、崇左、玉林等地的長途客運，但每年接近春運時，在正規車站買不到車票的廣西打工者，都會到這裡搭車回家，熱鬧非凡。
趙、楊說服天等縣籍的司機，以暴力把其他的長途車趕出車站，正式形成一股黑勢力。
搶地盤 逞兇鬥狠
趙、楊掌控車站後，把客運票價調漲1倍，春運時更漲到每張300元到500元，趙、楊再從票款中收取超過30％的保護費，平均每天收入近10萬元。管理車站需要人手，因此，趙民顯利用投奔他的溫江村年輕人，付給每人每天100元小費。
車站「利潤」暴增，湖南幫也想分杯羹。趙、楊決定買槍支自保；有回湖南幫幾百人砸場，趙、楊帶20名手下反擊，人手1支雷鳴登槍（Remington）轟得湖南幫衆鳥獸散。
看到堂叔的「成就」，阿星的表哥言明顯先投靠。2002年，17歲的阿星也加入，和表哥一起混，曾爲幾名同村的搶匪當把風人，看着他們拿刀逼走計程車司機，再把車賣掉。阿星說：「你們搶你們的，不關我的事。被搶的只要是不認識的就行，不認識的比較好下手。」溫江村還流傳一首黑色民謠：「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個黑社會；又有錢，又有勢，晚上還有美女抱着睡。」
趕走湖南幫，車站卻被實力更強的黑道老大相中，設陷阱讓員警逮捕趙、楊；沒了老大，趙民顯的表弟許國定開始與同村人結夥搶劫。許國定是阿星的小學同學，2人同住在合水口村一間破瓦房，村人持槍搶劫時，阿星會在旁觀戰，他說：「砍人、死人的事，那時都看多了。」
2003年5月某天，許國定回家向阿星說「被員警跟上了，被打了一槍，子彈打在方向盤上。」隨後拿了2支槍開車出門，卻死在公明廣場，車上滿是和員警發生槍戰時留下的彈孔。
這些「挫折」並沒阻止溫江人。2004年，溫江村19名年輕人在馬田村天橋上行搶，居然把受害人的右手砍下來；許國定的弟弟許國亮被抓到時，大聲嗆員警：「我們整個村的年輕人都是來廣東搶劫的。」這席話激怒輿論與員警，大舉圍捕溫江村的搶匪，4、50人在半年內被捕，包括阿星敬重的老村支書馮成金的兒子與侄子。
村有惡名 找工作被排斥
貧窮，迫使溫江村人外出打工，卻因重重挫折，意外成爲黑社會一員，最後淪爲階下囚。他們匯回村裡的黑錢，雖一度改善老家的生活，但在他們入獄後，只有老弱婦孺的村子，貧窮再次逆襲，不少留守兒童只能輟學，走上打工與漂泊的老路；以1994年出生的馬文清爲例，小學沒畢業就到深圳一家五金廠打工。
12歲就找到工作的馬文清是幸運的，因爲「砍手黨山村」惡名讓深圳人在招聘工人時，規定「不招天等人」、「天等人免談」，因此，更多溫江人只好加入黑社會，成爲新一代「砍手黨」。
警方也不是省油的燈，連續幾年追擊，溫江村的年輕人大半已被抓進牢裡。但受到「砍手黨山村」名號影響，上映鄉其他村莊有樣學樣，犯罪人數遽增，粗估有3、4百名年輕人在長三角與珠三角等地因搶劫被逮；其中，又以連加村搶風最盛，2005年到2010年間，有百餘名年輕人因在廣東搶劫而受刑事處理，還有2人被員警擊斃。
血親網 等於犯罪網
從溫江村45名搶犯抽樣，即可看到一張非常穩定與嚴密的血親人際網路，而這個網路是依託同鄉聚居區的人際關係。
這些同鄉打工者的聚居區域，往往被本地人歧視與排斥；外地打工者總覺得本地人看不起他們，而本地人則認爲外地人的文化素質太差。身爲深圳本地人的新興橡根廠長麥沛明即說，當地逾8成的居民不願和外地人發生直接關係；阿星的父親閉偉寶也說，他從來沒有一個本地人朋友。
因此，同鄉之間非得抱團自保，而且常不論是非，只論是否有利於同族，因此，同鄉間的犯罪網路，和日常社區網路並沒有嚴格界線。
「砍手黨」因成員有地域與血緣關係，被北京市公安局研究人員任九光稱爲「地域性犯罪」。中國社科院《法治藍皮書》認爲，城市對農民入城的心理歧視和排斥、就業與受教育的困境、經濟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會保障和救濟制度的欠缺、文化衝突等原因才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犯罪高發。
長期研究農民工問題的劉開明博士也認爲，要化解這類犯罪，需要從城市解除對農民工的戶籍限制、就業指導、失業養老社保、子女教育等一整套「社會排斥系統」，讓農民工融入城市，否則這類外來打工者與本地人可能會發生劇烈衝突，刑事犯罪，常常只是最初級的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