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財專訪｜張丹院士：粵港澳大灣區“AI+醫療”可以走廣東改革開放“兩頭在外”這條路

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江珊 南沙報道

隨着生命科學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進步，全球生物醫藥產業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我國生物醫藥產業有望在哪些賽道實現彎道超車？具有連接內外優勢的粵港澳大灣區又該有何作爲？

5月16日， 2024醫療健康人工智能創新論壇在廣州南沙舉行，多位院士、科學家，以及來自基金、保險、醫藥科創企業等行業的近百人蔘加交流。論壇由廣州市科學技術局、南沙開發區科學技術局指導，廣州南沙科金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廣州丹麓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主辦。

活動期間，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興灣生物首席科學家、昆翎醫藥聯合創始人張丹接受了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專訪。今年初，張丹院士參與創辦了深圳市坪山區政府的生物醫藥產業綜合服務平臺公司——深圳興灣生物醫藥發展顧問有限公司。在採訪中，他以豐富的科研成果轉化經驗，爲區域發展生物醫藥產業提供了獨到見解。

醫療數據資產尚待監管盤活

南方財經：人工智能技術能夠爲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帶來哪些新的可能？

張丹：人工智能在生物醫藥中的應用是多方面的，可以歸納爲三個方面。一是提高研發的速度，能夠加速藥物研發的某個階段或整個鏈條，二是提高成功率，三是降低成本。只要在這三個方面中至少有一個方面取得突破，人工智能的應用才具有實際意義。

目前人工智能在生物醫藥領域，初步還是有些效果的。比如在新藥發現和疾病輔助診斷方面。有兩個領域，我是看到人工智能超越了人類的。一是它在破解分子的三維結構方面表現出色，這比人類的速度要快得多。此外，人工智能在圖像識別和病理切片診斷方面的應用也顯示出了優越性，它能夠看到的畫面精細度也遠遠超過了人類的視力。

我相信，如果有更多高質量的數據，人工智能可能對臨牀試驗設計產生加速作用。目前，我們在進行臨牀試驗設計時，很多都是基於過去的經驗，甚至是海量盲目的嘗試。如果能夠通過分析數百甚至上千個臨牀試驗的數據，人工智能可能能夠揭示一些有用的信息。

此外，還有一個人類已經意識到但尚未解決的問題，未來可以應用人工智能技術。2007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代理局長Janet Woodcock就提出，我們擁有大量的動物和人類數據，但尚未明確哪種動物模型對人類的預測最爲準確。這需要將動物數據和人類數據進行對比分析，但到目前爲止，這樣的對比工作還沒有完成。這意味着我們現有的動物模型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回到現實，我們在藥物研發中還有大量的不確定因素，人工智能還沒有發揮作用。最典型的一個現實就是，到目前，人工智能設計出來的藥，還沒有一個進入臨牀三期。不是人工智能不行，可能是我們教它的數據質量還不行，或者拿不到足夠的數據造成的。

南方財經：數據是人工智能應用的基礎。目前國內醫療數據和產業合作的進展如何？

張丹：這個中國還是比較落後的。比如美國在1996年就實行了《健康保險可攜性和責任法案》（HIPAA隱私規則），大概有30多條病人健康信息要求被隱藏起來，然後就可以進行使用。我國也可以參考HIPAA數據合規要求，在滿足個人信息保護的情況下，支持醫療數據的交換。

這方面政府要有所作爲，就應該組織算力、組織醫藥企業，和國家系統進行數據對接。這也正是中國可能在全世界最有競爭優勢的領域。因爲中國有體制優勢，醫療數據主要是在醫院，而醫院絕大部分是公立醫院。我們國家要考慮怎麼盤活這麼巨大的數據資產。

南方財經：有業內專家認爲，當人工智能技術能夠模擬一名優秀醫生的“直覺”時，才能算是一個聰明的人工智能，你認爲這會實現嗎？未來醫生和人工智能之間未來的合作會是怎樣的新模式？

張丹：我覺得是未來可期。比如在醫生診斷方面，要分類來看這個問題。一般診斷分爲三個部分，第一是“望聞問切”，第二是實驗室檢查，第三更進一步要做病理探查。“望聞問切”的一部分工作，機器能做。比如說，我參股的一家企業，能夠對134個生理指標進行無創檢測，生成一個“數字人”，這種情況下，有了真實、實時的數據，就能夠爲人工智能提供了高質量、連續不斷的數據，進行進一步的開發。

凡是不能找到固定的器質性病變，需要有心理上的交流的方面，我認爲現在人工智能還做不到。在目前階段，人工智能大概不會代替一個老專家、老院士，到未來的話，人工智能很可能把大部分醫生都替代掉了，但是科研型醫生依然需要存在。否則你怎麼定義出新病種？第一個診斷出艾滋病，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嗎？人工智能可能只能回答，這個病種和以往的都不一樣。

生物醫藥是人才密集型產業

南方財經：目前國內生物醫藥產業化發展較快的區域有哪些？

張丹：目前長三角地區的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是最強的，其次是環渤海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在某些專科領域有優勢，比如廣州在鼻咽癌研究方面全國領先。

從整體上看，產業發達地區通常具備一些共同特點。首先，醫學院和生命學院人才多，比如院士、國家特聘專家、青年科學家的聚集規模很大。無論是國內培養還是海外引進，人才一定是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其次，資金充足，尤其是投向生物醫藥領域的政府和市場化基金。第三，與國際接軌程度高，許多成功案例都實現了海外上市。

以美國爲例，資金肯定是跟着人才走的。早年最成功的生物製藥公司多數位於西海岸。但是後來逐漸發展，東部的波士頓政府加大了對麻省理工科研團隊的支持，通過政府投資、吸引投資基金、降低創業成本等措施，逆轉了局面。最著名的是風投基金Flagship Pioneering就在波士頓創造了“攢局式”投資模式。他們從來不投資已經成立的公司，而是從零開始創建公司，“我有CEO、有錢，你來做首席科學家，我們一起來創建公司”。這個模式已經有許多的成功案例，比如全球知名疫苗公司莫德納。所以錢一定是跟着人才走的。

波士頓還解決了在高成本城市鼓勵創業的問題。一些房地產商以遠低於市場價的價格把辦公室租給創業者，差價以股份形式補償。這樣既降低了創業者的前期投資門檻，又爲房地產商帶來了長期收益。現在，全美國在波士頓投資生物醫藥、在舊金山投資醫療器械，這兩個地方的項目投資退出比在其他城市早一年。這一年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房地產商願意參與進來。

那麼這些模式我們國內、粵港澳大灣區、廣州南沙能不能學習起來？第一，地方提供優惠政策。美國波士頓、德國慕尼黑、英國倫敦的生物醫藥產業都發展得非常好，各有特點，我們地方政府應該認真研究學習。第二，我們的風投有沒有本事自己“攢”公司？而不是簡單搞項目賽馬制，最後跟風投。我們的風投要擁有自己的科學家、自己對市場發展的判斷，甚至是對未來監管政策的理解。

大灣區生物醫藥產業應發展“兩頭在外”模式

南方財經：你認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生物醫藥產業和人工智能醫療應用方面，有哪些發展潛力？

張丹：廣東最成功的改革開放叫“兩頭在外”的模式。無論傢俱、服裝、玩具，都是原創在海外、市場在海外。大灣區發展生物醫藥一定也是這條路。

因爲中國的原創在短期內還不可能跟歐美最前沿科技比肩，這是教育體系、財政撥款體系使然。我們國家最近一兩年開始允許科研人員擔任公司控股股東，執行新政的時間太短，這在歐美國家已經實行20年了。

但是中國要發揮中國的優勢，第一，病人資源是全世界最多；第二，政府是有爲政府，敢於支持，我國政府基金規模比其他國家多，而且地方政府投資也很活躍；第三，生產能力強，目前中國CXO（藥物研究、開發、生成等服務外包公司）非常強。我們在新藥領域，很可能中國不是特別強在“0到1”，但是“1到10”的能力非常強，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早期生產、早期設計、早期臨牀，這與我們病人資源多、病種多、臨牀成本低的優勢相關。“10到100”也可以放到全世界去做，因爲全世界的醫藥市場更大。

所以說粵港澳大灣區要想彎道超車，不用跟着長三角、環渤海走，好好研究大灣區“兩頭在外”的模式，你就成功了。

南方財經：香港在大灣區生物醫藥產業中具備了哪些優勢，應發揮哪些作用？

張丹：香港要加入ICH建立藥監繫統（又稱“港版FDA”）我覺得很有用。國家藥監部門加入ICH之後，爲什麼還需要香港加入？我認爲，香港藥監繫統的存在，就使得大灣區在“河套”等領域，終於有了對內有國家藥監局、對國際有香港藥監局的一個聯動體系。再加上剛纔我說的“兩頭在外”模式，大灣區生物醫藥產業就有可能爆發增長。

當然這個過程中，“數據過河”問題必須解決。因爲大灣區其實人工智能技術非常強，但是它只有算法不行，必須得有高質量的數據，得讓它有“食品”不斷地吃，才能長大。

南沙應努力在狹窄賽道當“世界第一”

南方財經：你也在幫助大灣區內的地方政府部門招商引資。廣州南沙的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起步較慢，對於南沙如何與兄弟嘗試區域密切合作，有哪些建議？

張丹：很簡單。第一條，人家做成功的，不要去學。要找全國、全世界可以彌補的地方着手。比如南沙提出聚焦細胞和基因賽道，這些領域確實是全世界都有巨大需求，提的方向是對的。那就要看，這裡有什麼優於其他地方的特殊政策能夠吸引別人。第二條，細胞和基因治療是個大領域，南沙要找這些領域的全球頂尖專家協助，再進一步制定細分賽道。不需要全贏，能夠在某一個狹窄賽道中做到全世界第一就贏了。

在具體招商引資選項目上，我也建議，一是要站在市場回報角度來評估項目，可以優先招一些投資回報期沒那麼長、成功率較高的領域，不要總想着做那些投資週期需要10年以上、最難的，二是聚焦病種，根據廣州優勢資源，以及南沙周圍能獲取到的資源，選出更適合南沙培育的細胞和基因治療項目。究竟是做哪個病、做人還是非人，還是做工具設備，我覺得都還需要再做進一步的細分，做到精準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