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棄臺的前車之鑑

1960年美國大選，2位候選人甘迺迪（左）與尼克森曾以「是否要放棄防衛金馬」作爲辯論主題。（本報資料照片）

近來美國學界放棄臺灣之說有甚囂塵上之勢，本月十日《紐約時報》刊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研究員凱恩（Paul Kane）的投書，此君竟異想天開的建議美國放棄臺灣，換取中共一筆勾銷美國所欠的一兆四千億美元債務，誠如國務院前亞太事務副助卿薛瑞福早一天評論放棄臺灣說所言，「這不僅天真，也很危險。」

其實美國放棄臺灣並非什麼新鮮事，早在六十年前就已經有過。一九五○年初臺灣危急存亡時，美國不但見死不救，杜魯門總統還在一月五日昭告世界，臺灣已根據開羅會議及波茨坦宣言交還中國，美國對臺灣領土沒有覬覦之心，也不會軍事介入中國的內戰，擺明了撒手不管（hands-off）的立場。五月下旬國務院訓令駐臺北總領事師樞安（Robert C. Strong）準備撤退美僑，要不是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美國一夕之間改變了對臺政策，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臺灣恐怕早已被中共「解放」了。

關於這段歷史，美國學者馮德威（David Finkelstein）寫了一本專書，書名《一九四九─一九五○年美國的臺灣困境》（America’s Taiwan dilemma,1949-1950），副題是「從被棄到得救」（From Abandonment to Salvation），對放棄臺灣政策的形成和制定的關鍵人物，有鉅細靡遺的紀錄，值得介紹，前事不忘，可爲後事之師。

一月五日杜魯門總統宣佈他的福爾摩莎政策之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已完成第四十八號政策建議文件（NSC-48），國務院、國防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等部門已達成共識，美國不再對臺灣提供軍援，任其自生自滅。一月五日的政策聲明就是根據NSC-48號文件而來，不過這個等於對在臺國民政府的最後通牒，公諸於世的過程相當曲折。

一月四日下午國務卿艾奇遜去白宮見總統，帶了一份國務院草擬的聲明，供杜魯門在次日的記者會上宣讀之用，兩人略事討論之後，老杜決定照用，可是老杜的行政助理艾爾西（George M. Elsey）在一月六日寫的備忘錄記載，艾奇遜離去後，杜魯門和白宮的少數近臣商量，並徵詢國防部長約翰遜（Louis A. Johnson）的意見，決定不發表這一聲明，但五日晚上老杜和艾奇遜通電話，被艾說服，還是決定發表，結果使約翰遜極爲不快，爲此憤怒的則是親國府的國會議員如衆議員周以德（Rep. Walter Judd）、參議員諾蘭（Sen. WilliamF. Knowland）、史密斯（Sen. Howard Alexander Smith）、麥卡錫（Sen. Joseph McCarthy）等。連艾奇遜也不高興，因爲最後的聲明文字稍有改動，不符他的原意。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國務院在杜魯門總統的指示下，公佈了一卷對華關係白皮書，已爲臺灣和逃到島上的國府的命運留下伏筆，杜魯門和艾奇遜對蔣介石素無好感，衆所周知，但國務院的遠東司長巴特沃斯（William Walton Butterworth，二戰後任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公使銜參事，馬歇爾使華調停國共紛爭時的政治顧問）和中國科長石博思（Philip D. Sprouse，馬歇爾使華團成員）更是認爲國民政府的腐敗已無可救藥，不論是白皮書還是對福爾摩莎棄置不顧，都是他們的精心傑作，另有所謂親中集團（China Bloc）與他們對抗，就是前面提到的幾位參、衆議員，尤其是諾蘭，此公有「福爾摩沙蔘議員」之稱。

杜魯門政府準備放棄臺灣之際，正是美國國會興起「丟掉中國」的大辯論時候，麥卡錫參議員雷厲風行的調查國務院內的親共分子，前《時代雜誌》編輯千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公開指控國務院高官希斯（Alger Hiss）爲潛伏的蘇聯間諜，整個情勢對國務院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極爲不利，艾奇遜審度形勢，把巴特沃斯從遠東司長的位置上換了下來，魯斯克（Dean Rusk）自動請纓，於三月底繼任，不利臺灣的情勢才逐漸改觀。更重要的是魯斯克向艾奇遜建議聘杜勒斯爲顧問，事後證明杜勒斯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是最支持國府的美國國務卿。此外，駐在東京的聯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堅主臺灣不可落入中共之手，因爲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攸關日本和菲律賓的安全。在整個情勢扭轉中，魯斯克開始與五角大廈商討恢復對臺灣軍援，等到韓戰爆發，美國的對臺政策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臺灣從此轉危爲安。

美國會不會放棄臺灣端視臺灣究竟是asset（資產）或是liability（負債）而定，本月十日希拉蕊國務卿在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發表政策演說，稱臺灣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經濟與安全夥伴」，就此而言，美國顯然把臺灣當成asset，既是資產，怎能放棄？（摘自2011／11／18中國時報記者傅建中《華府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