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張學良供詞 認罪不認錯
周恩來。（新華社資料照片）
我始終是信佩委員長的，而看見他的日記和文電，更加欽佩；但對親日者，更加認識。現在的要求，是極端的抗日貫徹。至於我個人的生死譭譽，早已置之度外。──我對於我們之違反紀律之行動，損害領袖之尊嚴，我是承認的，也願領罪的。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是錯誤的。
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關於釋蔣的條件及紅軍組織人數問題；在宋子文、宋美齡擔保下，蔣如下令停戰撤兵，允許回南京後實行我們提出的六項條件，是否可放蔣回京，我（周）認爲是可以的。張、楊都急望此事速成。
共黨忽提七條件
蔣問紅軍人數，我擬答西北二十萬，按國軍待遇，每月需一百八十萬元，並擴充人，其他各處另計。紅軍組織系統及領導獨立不變，但番號可改。真是「滿天要價，就地還錢」。
24日，上午，共黨忽提七條件，並言中央軍未撤退潼關以東，仍留蔣先生在西安。蔣曰：「是何與昨夜所談者相反也，此必張學良故使共黨作黑麪，彼乃賣情討好，以爲將來諒解之地也。」乃囑宋子文退回條件。宋出告知張學良，張出而調解。未幾，宋入見，謂：「已痛斥之矣，共黨不再言條件。惟要求見蔣夫人時，順見蔣先生一面。」蔣乃允之。晚十時許，周恩來見蔣夫人，夫人導入，蔣與之握手相見曰：「如有事，可與漢卿詳談。周乃辭出」。
惟據周恩來記：晚，見蔣介石。蔣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等條件，並表示，在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以去南京談判。
據周恩來是日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說「蔣答覆張」：
（一）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決定離開西北。
（二）委託孔、宋爲行政院正副院長。
（三）回南京後，釋放愛國七領袖。
（四）聯紅容共，現在紅軍蘇區不變，經過張學良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五）開國民大會。
以上各事，據周恩來致中共中央之電，說是「蔣答覆張的」，但非蔣答覆周或宋答覆周的。然據蔣記；宋子文「已痛斥之矣，共黨不再言條件。」兩者之說不同，尚有待於商榷也。
張學良陪蔣回南京
24日，下午，張學良告訴東北軍將領陪蔣介石回南京的原因：「這次事變，對他（蔣）是個很大的打擊，今後還要擁護他作領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給他撐面子，恢復威信，好說話，好做事。──。此外也可以壓一壓南京親日派的氣焰。」
25日，宋子文要蔣介石、宋美齡今日即走，張學良同意，並願親自伴送。周恩來與博古（秦邦憲）認爲，蔣在走前，須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張今天和蔣隨去。但張未告知周、博，即親送蔣、宋、宋飛回洛陽。
顯然，此時張學良不顧周恩來及博古的不同意，逕自決定伴蔣回京矣。蔣回到南京後，向中央一再呈請辭職，中央一致決議慰留。形式而已。而張學良隨蔣到南京後，26日，向蔣函呈「認罪」。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鈞鑒：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記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布，區區愚忱，俯乞鑑察，專肅敬叩均安。
31日，軍事委員會任李烈鈞爲審判長，朱培德、鹿鍾麟爲審判官，組織高等軍法會審，判處張學良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
張學良的供詞，頗有「好漢一人做事一人當」氣概，認罪而不認錯。節錄一段供詞如下：
此事餘一人負責，應當得應得之罪，我並無一點個人的希求，一切的懲罰，我甘願領受。我寫給委員長的信，不知道他要發表的，否則我不寫。原先我們也想不是這樣作（指西安事變），因爲事情急迫，無法作出來的。前次我們本想以全體人員，去向委員長要求。不料一二九學生運動，由警察開槍，以致如此。我始終是信佩委員長的，而看見他的日記和文電，更加欽佩；但對親日者，更加認識。現在的要求，是極端的抗日貫徹。至於我個人的生死譭譽，早已置之度外。──我對於我們之違反紀律之行動，損害領袖之尊嚴，我是承認的，也願領罪的。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是錯誤的。
張之供詞，顯爲片面之詞，衡諸史實，殊有差異也。然其判刑後，雖被特赦，仍「嚴加管束」。據王世傑記：
張學良因西安叛變事，於12月30日在京受軍法會審，政府原擬判決後仍令其返陜處理軍務，但張於判決後向審判官公然宣言仍將「革南京政府之命」，惟對蔣委員長表示信仰。
因之國府1月4日（1937）雖決定特赦，仍附「嚴加管束」之文。張以是暫被羈留南京。蓋張素以爲政府中某一部份爲親日也。
張學良爲要求抗日而發動西安事變，蔣則認爲：「該軍（東北軍）昔日迴避抗日，表示願意剿匪，今番號召抗日而不願剿匪，均只是迴避作戰，保全自己地位。」其對剿共之影響，蔣曰：「在十二月十二日陜變前，中央對於紅軍已大致洽定收編辦法，陜變起，轉使原定辦法失敗。」
西安事變，結束了國共六年內戰，是安內工作更進一步的成功。國共和解，一致對外，中蘇關係，亦漸改善，此爲日本最大之畏忌。半年之後，抗戰爆發，蔣委員長受到全國軍民的擁護，領導抗戰，取得最後勝利。創下不朽之功，真正做到「多難興邦」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