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俄、容共、扶助農工

婚後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在日本東京合影。(新華社資料照片

國民黨內部發生非常強烈的反俄、反共、反農工運動趨向。迨一九二七年三月,國民革命軍克上海南京後,集中在上海的國民黨人乃籌議清黨。四月初,汪回國經上海,國民黨人要汪參與清黨,汪拒之。此時共黨則以武漢政權中心高喊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結合左派,以對抗「右派」。當汪氏到達武漢,在「三大政策」口號的歡迎下,向羣衆做了擁護「三大政策」的演說。

根據上述兩個中共文件,可以確定「三大政策」或「三個政策」,是來自中共中央的決議,並通知其所屬機構。中共中央決定這個名詞原因,是中共方面發現當時「國民黨內部反對蘇俄、反對共產黨及反對勞農運動之趨向,非常強盛。」分析其原因,乃是:「階級問題資產階級固與吾人(共黨)立於反對地位;即國民黨左派對於吾人亦不表示好感。」爲了阻止這一趨向的發展,乃以汪精衛的「左派」爲結合的對象,來攻擊國民黨的「右派」。所以中共中央決定:「我們(中共)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左派)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三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需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

奉之爲「金科玉律

原來汪氏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艦事件」後,辭去他在廣州中央的黨、政、軍領導的職位,出國「養病」。共產黨的擴張行動,也因此事件受到限制。迨一九二六年底,國民革命軍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到達武漢後,俄顧問鮑羅廷(Michael M. Borodin)即協同一批左派國民黨人和中共人員,建立武漢政權,以國民黨的名義,執行「最高職權」。並在兩湖地區進行農工鬥爭運動。在此情勢下,國民黨內部發生非常強烈的反俄、反共、反農工運動的趨向。迨一九二七年三月,國民革命軍克上海、南京後,集中在上海的國民黨人乃籌議清黨。四月初,汪回國經上海,國民黨人要汪參與清黨,汪拒之。此時共黨則以武漢政權爲中心,高喊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結合左派,以對抗「右派」。當汪氏到達武漢,在「三大政策」口號的歡迎下,向羣衆做了擁護「三大政策」的演說。其中說道:

我們總理孫先生指示我們,指示給一般民衆的,共有三條革命的路:第一,是聯合世界上革命的民族,共同來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聯俄政策;第二,是聯合國內的一切革命分子,來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聯共政策;第三,要把全國最大多數是最窮苦最受壓迫分子喚起來做革命的領導者,這就是農工政策。因爲如此,國民黨才能與民衆聯合起來,使得革命成功,民衆得到利益。所以要使革命勝利,一定要按這三條大路走;(否則)就一定是失敗,一定被打倒。這三大政策雖名爲三個,而實則一貫,決不能取其一而舍其餘。

但在四個月以後,汪對「三大政策」便不承認了。同年十一月,汪在廣州中山大學報告〈武漢分共之經過〉時便說:「兄弟(汪自稱)到了武漢,便感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次、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

在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武漢分共之前,「三大政策」口號,響徹雲霄。一般民衆固然盲目的跟着在喊,即國民黨人如汪精衛者亦不例外。其時在武漢的宋慶齡、何香凝等,也都是跟着「羣衆」在高喊擁護「三大政策」。到了這年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中央討論「分共」問題時,同時也討論到「三大政策」問題。例如孫科在會中發言道:「我們可將他們(共黨)天天所喊的口號『擁護三大政策』的口號研究一下,看看是否與總理的政策相符?」孫科認爲如果按照第三國訓令對國民黨的做法,則「國民黨變成了CP的工具,將幾十年來總理的遺訓一概拋棄,將國民黨的性質、組織、歷史根本推翻。這也不是聯,也不是容,乃是降……那末,三大政策變成了兩大政策:降俄!降共!」潘雲超更在會議中指出:「還有『拋棄三大政策,即拋棄三民主義』的標語,姑無論他如何荒唐,但已足以麻醉一般民衆。貼這種標語的人,如果不是別有作用,就是沒有知識。」儘管如此,當武漢分共後,還有國民黨二屆一批左派委員,聯合中央委員中一批共產黨人,以宋慶齡爲首發表了一篇《中央委員會宣言》,斥責蔣介石、汪精衛等「曲解三民主義,譭棄三大政策,爲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不過,參與宣言的人,雖然仍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但絕大多數爲中共人員。可見「三大政策」名詞,雖然來自共黨的製造,仍有一些人奉之爲「金科玉律」。

政策可變 主義不變

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時,除有農工方面的政策外,也有聯俄和容共的措施。至聯俄與容共是否爲孫中山的政策?或政策與主義有關關係或區別?在共產黨及國民黨人方面均有不同方看法。比較起來,約有四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把政策與主義混而爲一,認爲聯俄、聯(容)共、扶助農工三者,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主要內容,也就是孫中山新的或革命的三民主義。這種解釋,出自共黨之宣傳。第二種解釋認爲政策是實行主義的方針方案,扶助農工固是實現三民主義的許多方案之一,但聯俄與容共兩事,則與主義無關,只不過是政策下的一件事。這種解釋,可以胡漢民爲代表。第三種解釋認爲主義與政策不同,主義與政策不能相混不分,政策可變,而主義則是不變的。聯俄與容共是爲應付時代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改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化的。即如孫中山有過聯段(祺瑞)政策,聯張(作霖)政策,在當時看來是重要的,必要的。時過境遷,則是過去的事。此種解釋,可以汪精衛爲代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