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觀主義者更賺錢：爲什麼我們應該更樂觀一些

悲觀主義者看似明智，但賺錢的是樂觀主義者。

編者按：看看當今世界，似乎沒有什麼值得讓人樂觀的事情：疫情還看不到頭，通脹越來越高，股市跌跌不休，東歐那邊天天打仗。所以悲觀大行其道，媒體也總是渲染這些東西。儘管悲觀主義者看起來很聰明，樂觀主義者看起來很天真，但事實支持樂觀主義者。樂觀是相信事情不可避免會出錯，但每一次新的挑戰都是取得新的進步的機會。悲觀於事無補，樂觀改變現實。文章來自編譯，篇幅關係，我們分兩部分刊出，此爲第一部分。

劃重點：

樂觀和悲觀不一樣，樂觀比悲觀更有用，但悲觀主義卻更加普遍

樂觀主義的原則是，所有的惡，都是知識不足造成的

悲觀主義者看似明智，但賺錢的是樂觀主義者

我們悲觀過頭了，這不應該

我們的使命是讓這個世界更樂觀一點。

我之前從來沒有把它寫下來過，甚至直到最近才考慮得比較清楚，但在我寫的很多文章裡面，這個想法始終都是那股涌動的暗流。

相對於分析各種事情不順利的原因，其實我對回答這個問題更有興趣：“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我天生就這樣。

但是說天生如此這樣的表達是不對的。這說明有些人天生樂觀，有些人天生悲觀，兩種看法都一樣合理，事實就是如此——不對。樂觀和悲觀不盡相同。樂觀比悲觀更有用。但悲觀主義卻更加普遍，不應該這樣。

這個週末，Julian Weisser 在推特上發佈了 Nick Cave 對一位讀者的迴應。這名叫做 Valerio 的讀者表示：“過去幾年的時間裡，我感到非常空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憤世嫉俗。我對其他人失去了信心，我害怕這些感受會傳染給我的小兒子。你還相信我們人類嗎？”

Cave 回答得非常好，同時考慮了憤世嫉俗的邪惡以及懷抱希望的美德。

Nick Cave 的迴應

憤世嫉俗：“憤世嫉俗不是中立——儘管它對我們幾乎沒有提出任何要求，但卻具有很強的傳染性以及難以置信的破壞性。在我看來，這是最常見和最容易的惡。

懷抱希望：“懷抱希望也不是中立。它具有對抗性……它說這個世界和它的居民是有價值的，是值得捍衛的。它說這個世界值得相信。而時間會證明，確實如此。

Valerio 並不孤單。本週日，在《紐約時報》的一篇題爲《你的孩子不是命中註定》的觀點文章裡，以斯拉·克萊因（Ezra Klein）聚焦了一個類似 Valerio 那種風格的問題。他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次數比其他任何問題都多：鑑於孩子們將要面臨的氣候危機，我還應該要小孩嗎？

除了點出問題以外，克萊因在通篇文章中都直接解釋了爲什麼孩子們（會）沒事，並間接提出了樂觀的理由。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先得定義我所謂的樂觀是什麼，這一點很重要。當大多數人一想到樂觀時，我想他們想象的是盲目樂觀：“彷彿知道壞結果不會發生一樣勇往直前。”但盲目樂觀不在我們的討論範疇；它和悲觀主義一樣無用。

我們要談的是樂觀主義。在《無窮的開始》裡，物理學家戴維·多伊奇（David Deutsch）定義了樂觀主義的原則：“所有的惡，都是知識不足造成的。”

多伊奇寫道，從這一原則出發，可以解讀出一些有助於理解樂觀主義的內涵：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稱之爲“現實的樂觀主義”，或者“實用的樂觀主義”，或者“務實的懷疑論樂觀主義”，或者任何你腦子裡冒出的，讓它感覺沒那麼天真的叫法都行，但上述就是樂觀主義的實際定義捕捉到的東西，所以我姑且稱之樂觀主義好了。

這就是克萊因文章當中的那種樂觀主義。他甚至用了類似的用語，比方說，他寫道：“我們面臨的是政治問題，而不是物理問題。”物理問題可以解決。政治問題在短期內比較棘手，但縱觀歷史，人類總是朝着進步的方向發展的。克萊因也承認，形勢不盡然是一片大好，如果人類不能取得進步，情況就會變得沒那麼美好。

這不是盲目樂觀，但也不是悲觀。這是一種非常樂觀的信念，即相信事情不可避免會出錯，但每一次新的挑戰都是取得新的進步的機會。

這就是我所主張的那種樂觀主義，我還會更進一步：我認爲，在可以嘗試的事情裡面，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讓世界更加樂觀。樂觀是元（meta），定義了進步的速度，而進步會轉化爲更多人更長壽、更健康、更富裕、更幸福的生活。我引用這條推文的頻率比任何其他推文都要高：

悲觀主義者看似明智，但賺錢的是樂觀主義者

不過，這不僅僅是錢而已。樂觀主義者還推動世界前進。創業者精神骨子裡有一些非常樂觀的東西，也就是相信有可能創造出此前未有過的東西，並且爲這些東西找到市場。科學也是樂觀的：爲了更好地理解宇宙而進行實驗，其假設是這樣一種信念，那就是我們可以發現比已知更多的東西，並用它們來改善世界。同樣，這並不是說相信一切，然後希望一切都會變得更好。科學不是這樣的。正如多伊奇所寫那樣，“取得進步的辦法只有一種：那就是猜想和批評。”

批評至關重要，但悲觀——“看到的往往是事情最糟糕的一面，或者相信最糟糕的事情會發生；對未來缺乏希望或信心”——無論對個人還是社會來說都是有害的。如果悲觀導致人們因爲害怕而不想要孩子，那就不好了。如果悲觀導致人們放棄改善自身環境的嘗試，那就不好了。如果悲觀阻止創業者創辦公司，或者慫恿他們創業時求穩，不敢追求雄心壯志，那就不好了。

悲觀也許看似明智，但事實並非如此。

與此同時，樂觀儘管看似不明智，但其實並非如此。我們接下來就來講講爲什麼。

我會分三個部分闡述樂觀的理由：

1.我們悲觀過頭了，這是不應該的。

2.樂觀塑造現實。

3.樂觀的負面影響有限，但正面影響無限。

然後，我會討論若干想法，這些想法可以促進令我感到興奮的樂觀主義，並將其付諸實踐，也希望能感染到你。

我們悲觀過頭了，這不應該

皮尤在 2021 年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68% 的美國人認爲將來自己的孩子活得不會比現在好，“讓美國在受訪國當中排在了最悲觀國家的第六位”。這種悲觀主義很不幸，因爲正如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當下的啓蒙》（Enlightenment Now）中所指出那樣，不管是在全球還是在美國，這種悲觀主義很可能都是沒有根據的。

《當下的啓蒙》，數據來自Our World in Data

左圖顯示的是 2011 年的全球生產總值（單位爲國際美元，按照平克的保守說法，基本上在全球範圍內做了標準化，而且根據平克的說法，越往後越保守），從公元前 1 世紀到大約 18 世紀，這個數字一直都是近乎爲 0，然後突然一柱擎天， 發展到 2015 年的接近 110 萬億美元。右圖則顯示了自 1600 年以來每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人均 GDP 增長情況，再次呈現出近乎垂直的走勢。

這樣的歷史趨勢如果出現下一代比現在更糟糕的逆轉，將是前所未有的情況；出現在上面那張圖最近一次下降代表的是全球金融危機，美國的人均 GDP 在 2007 年之後出現下降，但在短短六年之內，到了 2013 年就又恢復到了新高。

人們往往會認爲情況是多麼的糟糕，但實際情況相對於最近的歷史其實好得不得了，彌補這種認知與現實的鴻溝是《當下的啓蒙》的主題。除了財富以外，平克還談到了人類在生命、健康、不平等、環境、和平、安全、知識、生活質量、幸福等方面取得的進步。數據（至少是他在書中引用的數據）表明，對於越來越多的人來說，人類在那些方面的情況都比過去好得多，也比我們想象的要好得多。

或者正如美國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在 2017 年蓋茨基金會活動（Gates Foundation Event）中所說那樣：

如果你必須選擇出生在歷史上的什麼時刻，但你事先並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來自哪個國家，身份是什麼……你會選擇當下。

儘管奧巴馬用短形式，平克用長形式，以及 Our World in Data 用圖表形式，但是它們都呈現了同樣的事實。

圖表用數據的方式介紹了過去兩個世紀人類取得的成就，來自 Our World in Data

……但樂觀當然不會讓人有這是現代默認立場的感覺。很多時候，感覺恰恰相反。隨便什麼時候上推特或看新聞，你會覺得一切都在崩潰：犯罪率上升，到處找打仗，經濟將走向地獄，人類將摧毀地球，然後地球馬上又會反殺人類。爲什麼會這樣？

平克把原因部分歸咎到新聞週期的結構上，新聞週期關注的是每天發生的壞消息，而不是慢慢出現的好消息。他援引和平研究人員約翰·加爾通（John Galtung）的話說，“如果一份報紙每 50 年纔出版一次的話，它就不會報道半個世紀以來的名人八卦和政治醜聞了。它會報道重大的全球變化，比方說預期壽命的增加。”但新聞確實每天都會出現，並且描繪了一幅慘淡的畫面。

就拿《連線》來說吧，爲了尋找樂觀傾向的頭條新聞，這個網站是我的目的地之一。但我發現事與願違。雖說《連線》是凱文·凱利（Kevin Kelly）創立的，而且他確實寫了《爲什麼應該對 2021 年表示樂觀》，但這個週末當我瀏覽《連線》網站時，上面的熱門文章是這樣的：

wired.com主頁

四篇熱門文章裡面的三篇分別談的是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星球大戰》粉絲，“新冠大復發”（Great Reinfection）以及“斷裂點”。

彷彿這些偏悲觀的文章還不夠似的，第四篇文章講的是可以跟蹤特定小行星軌跡的第一個小行星觀測器，其目的是判斷那些小行星的路線會不會撞上地球，好讓我們有足夠的預警時間來阻止事件發生，從而降低人類持續生存的主要風險之一。（話題基調仍舊悲觀）

儘管如此，我敢打賭，快速瀏覽一下這個網站給人留下的印象必定是這個：人類很糟，COVID 沒完沒了，我們都快要崩潰了。正如《連線》雜誌所寫那樣，“悲劇扎堆，天啓爲空氣着色。”

《連線》不是唯一這樣的。實際上，我去他們的網站，我是想找點積極的頭條新聞，但一無所獲。再看看《紐約時報》、BBC、《華盛頓郵報》或者半島電視臺的主頁，或者你所在社區的 Twitter 消息，只會看多更多的悲觀情緒。

這是一個週六的《紐約時報》的主頁：

NYTimes.com - 2022 年 6 月 4 日

值得一提的是，《紐約時報》上週在自己的 newsletter 裡面裡面刊登的頭條是這篇：

紐約時報

政客，以及政治機構，當然要爲散佈恐懼、紛爭和悲觀而負責。整個西方體系促使一波又一波的挑戰者站出來，去放大當局的糟糕情況，而且，似乎每一方都滿足爲了反對而反對。不管是什麼進步議案，只要是對方提出的就反對，然後又渲染其缺乏進展，但自身提出的議案又沒有取得任何真正的進展。

特朗普讓美國人相互對立，虛僞地承諾讓美國重返往日榮光，在這些方面，他難辭其咎。當然，在這裡我沒爲任何黨派說話。在讓美國圍繞着共同使命重新團結在一起方面，我對民主黨人也深感失望。拜登總統最近抨擊埃隆·馬斯克，挖苦式地祝他的月球之旅好運（SpaceX 的這次行動得到了 NASA 的資助），這是進步人士反對進步的最近例子。

政客比記者更令人失望，因爲這些人是我們選出來讓美國變得更好的那些人。相反，他們告訴我們因爲另一個人，美國變得有多糟。我支持的競選口號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繼續讓美國變得更偉大。

但這樣的口號爭取不到選票。記者、政治家，以及更廣泛的憤世嫉俗一族，謝謝你們，因爲有你們，悲觀主義似乎佔了上風。

儘管所有證據都支持“我們在取得進步”這一事實，但人們還是無法抗拒對新事物的厭惡。或者正如 Huge If True 的 Cleo Abram 優雅地總結的那樣：

歷史上，人類非常擅長做兩件事：一是解決面臨的最大問題，二是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衡量的維度也許不能用天計，而是用十年計。但我們似乎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就是一開始對促成這兩件事情的新事物態度很刻薄。

這也不是現代現象。在 2016 年的一篇文章中，摩根·豪澤爾（Morgan Housel）提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麼悲觀主義聽起來是那麼的睿智？他自問自答道，悲觀主義者總是比樂觀主義者更受尊重，並指出 150 年前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曾經寫道：“我觀察到，被一大羣人奉爲聖人的，不是在別人絕望時懷抱希望的人，而是在別人充滿希望的時候感到絕望的人。”

爲什麼悲觀會受到如此多關注？豪澤爾給出了五個原因：

他的說法只有第 3 點我不認同：悲觀需要行動，而樂觀意味着堅持到底。我的觀點恰恰相反：悲觀意味着讓自己聽天由命，而樂觀則需要行動。

其實我挺猶豫要不要寫一篇關於樂觀的文章，因爲這一點似乎顯而易見——誰會反對樂觀？ ——但這一節表明，儘管有證據支持樂觀主義者，但他們正在爲贏得人心而進行艱苦戰鬥。

但我認爲不必如此。事實上，我認爲現狀非常有害，而且爲更樂觀而奮鬥是有價值的事業，因爲樂觀會影響結果。

劃重點：

樂觀塑造現實

樂觀的下行空間有限，上行空間無限

樂觀塑造現實

如果悲觀或樂觀只會影響到我們的情緒的話，那就已經夠糟糕了。但悲觀主義者推波助瀾的危害還不止於此，因爲樂觀塑造現實。

在《樂觀塑造現實》這篇同名文章裡，Scale 首席執行官 Alex Wang 討論了工程師爲項目設定範圍是如何決定項目完成的速度的。

樂觀塑造現實

沒有範圍的緊急項目遵循典型的高斯分佈（正態分佈或鐘形曲線）。即便設定範圍是中位數，其實也會延長項目的平均週期，因爲大多數可能的快速結果都將集中在中點附近。悲觀的範圍會推遲項目的完成時間，因爲悲觀會估計項目花費的時間比實際時間更長，並會圍繞着這個估計設定目標。

不過，設定樂觀的範圍會讓項目進展更快。正如 Wang 所總結的那樣：

缺乏樂觀會逐漸扼殺掉任何一個產品、團隊或使命。執行會慢慢停頓，哪怕是最次要的任務也需要數週時間才能完成。樂觀和決心對我們能做到什麼有着巨大影響，無論是從微觀層面的一項項任務而言，還是從宏觀層面這一件件事情積累起來能幹成什麼而言，都是如此。

如果樂觀塑造着現實，幫助人們更快地進步，如果進步帶來了健康、壽命、幸福、平等以及許多其他重要指標的改善的話，那麼更樂觀當然是好的。事實上，伊曼紐爾·康德在 1795 年在《論永久和平》中寫道：“樂觀是一種道德責任”。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則在康德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勸告大家：

樂觀是一種責任。未來是開放的。未來不是預先確定的。沒有人可以預測未來，除非偶然蒙中。未來取決於我們做了什麼。我們都對它的成功負有同等責任。

即使沒有哲學家的知智分量，樂觀會帶來進步也很容易理解。人類所取得的任何偉大成就都是從樂觀的地方開始的，樂觀就是相信通過增加知識，哪怕有絆腳石，我們也可以改善人類狀況。

當肯尼迪說：“我們選擇登月，不是因爲它簡單，而是因爲它很難”時，他是在發表樂觀聲明：知道會有挑戰，我們還不知道怎麼實現這一目標，但我們相信這是可能的。那次演講很重要，因爲它不僅表達了樂觀，而且這種樂觀還塑造了現實。如果不是因爲 1962 年 9 月 12 日的那股樂觀情緒，我們也許就不會在 1969 年 7 月 20 日登上月球——尤其是在這項任務看起來如此艱難的時候。

正如 Wang 的高斯分佈一樣，肯尼迪樂觀的截止日期也推動了進步。

雖然反事實很難思考也無法證明，但缺乏更多像肯尼迪那樣的演講，以及被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取而代之，這可能對人類造成了巨大傷害。這是悲觀主義者看起來比實際聰明的另一個原因——所有因爲悲觀而沒有發生的事情完全就不存在了，而樂觀主義者推動的許多事情都失敗了。

如果你聽到某人對某個實驗或公司表達出悲觀情緒時，不妨思考一下這張表：

左圖儘管實際時間遠超樂觀估計，但與右圖的遙遙無期相比仍短很多

就像平克在書中所展示的那樣，從長遠來看，宏觀趨勢最終必會勝出。悲觀不能阻止進步——儘管過去也有悲觀主義，但我們仍取得了進步——不過悲觀確實可以減緩進步。而且由於進步是有複合作用的——實驗創造了新的知識，而下一個實驗又以新獲得的知識爲基礎——所以悲觀主義的危害影響可能是成倍的。

幸運的是，相反的情況也是如此。正如多伊奇所寫那樣，“創新只要不破壞知識的增長，其所帶來的傷害總是有限的；而它所帶來的好處卻可以是無限的。

樂觀的下行空間有限，上行空間無限

想象事情會怎麼出錯比想象事情會怎麼做對容易。但是，鑑於事情順利進行的好處無限，與這種自然偏見作鬥爭就很重要了。

不妨以核能，或 Lux Capital 的喬什·烏爾夫（Josh Wolfe）所謂的元素能源爲例來說明這一點。

我們從一個問題開始：死於核電站事故輻射的人數有多少？

你猜到了嗎？（先別看下面的答案）

好吧，我來公佈答案。

歷史上只有兩起事故導致有人因核電站輻射而喪生：分別是切爾諾貝利事故（46 起）以及福島核事故（1 起）。總共爲 47 人，儘管在福島的疏散行動中還有數百人喪生。

儘管任何數字的死亡都算多，但對核能的悲觀態度與事實之間的鴻溝比任何其他能源的認知鴻溝都要大得多。事實上，根據 Our World in Data 的數據，因爲核能事故和空氣污染造成的死亡率爲每太瓦時（187000 名歐洲人的年能源消耗量）0.07 人。

各種能源生產每太瓦時的死亡率，來自Our World in Data

風能、水能和太陽能比這個數字略低一些，但很少有人擔心它們的安全性。而煤炭能源的危險性是核能的 351 倍，石油能源的危險性是核能的 263 倍。

平克把這個歸咎於可得性啓發法：人們進行判斷時，常依賴最先想到的經驗和信息，並以此作爲判斷的依據。大家會用想到的實例的難易程度來估計事件的概率。聯想到核彈爆炸升騰的蘑菇雲，或者輻射中毒引起皮膚氣泡的電影很容易。就像 Construction Physics 所指出的那樣，成本上升也是核能下降的原因。而成本上升大部分是因爲監管加大導致的。

福島最致命的影響是嚇得其他地方關閉了核電站。事故發生兩個月後，德國決定跟核電一刀兩斷。根據《華盛頓郵報》引用的一篇研究論文，“在德國逐步淘汰核能後，估計每年有 1100 人因吸入有毒氣體和顆粒污染而死亡，而這些是德國用來臨時替代核能的燃煤電廠產生的。”美國的核電容量在 2012 年達到了頂峰，那是在福島事故發生的一年之後。

即使是那些多少比較直接的數字也不能爲這些明顯差異伸張正義。比方說，歐洲最近就經歷了依賴外國能源的地緣政治困境會導致的一切。但即便如此，與世界因爲（對一種有可能十分豐富、可靠、清潔的能源的）非理性厭惡而錯過的東西相比，這種困境也相形見絀。

擁有豐富清潔能源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在去年我看過的視頻當中，Huge If True 談對清潔能源的巨大誤解是我最喜歡的視頻之一。

Huge If True 對自己的定位是“樂觀的科技節目”，而那段視頻則展示了這種態度的力量。在視頻當中，Abrams 和 Matt Yglesias 並沒有把氣候危機看成是需要避免的災難，而是看作要抓住的機會。他們傳遞的信息是，只要我們利用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地熱、風能和太陽能）製造出清潔能源，其實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能源，而不是削減能源，這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更現實一些，對大家來說也更有希望。

我說好處沒有上限時，我的意思是這個。在視頻的最後一段，Abrams 說道：“那麼在接下來的這一分鐘時間裡，我們姑且聽我說說我們能做些什麼，去想象一下，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對的。” Yglesias 列出了一些我們知道該怎麼做但沒法大規模去做的事情。爲什麼？因爲能源強度太大。但是，利用豐富的清潔能源，這些事情都能相對輕鬆地做到：

這只是其中的三個例子，每一個例子都會爲提高人類的預期壽命做出巨大的貢獻，尤其是考慮到避免氣候危機會對數十億人產生的影響。而且這些還只是抓到了一點皮毛。想象一下，從電動汽車到超音速飛行，幾乎免費且十分豐富的清潔能源對各種事物的影響又會如何。

想象再可以大膽一點。平克寫道：“知識引導的能量是我們用來阻止熵的靈丹妙藥，而能量捕獲的進步就是人類命運的進步。”更多的能量等於更多的靈丹妙藥，是對抗熵的有力武器。

在悲觀的情況下，假設我們重複了過去的災難（並且在忽略了更安全、更便宜的現代核解決方案，比如小型模塊化反應堆的存在下），我們要冒的風險是失去 47 條生命。在樂觀的情況下，我們將拯救數百萬人的生命，讓數千萬人擺脫貧困和飢餓，並提高全人類的生活水平。

雖然豐富的清潔能源可能產生的技術影響是最大的，因爲能源爲所有其他一切提供動力，但還有很多其他類型的東西一樣可以受益於用樂觀的思維看問題：

像上面提到的領域以及其中衆多領域，不管意圖和目的是什麼，樂觀的好處都是無限的。這並不意味着每個行業一夜之間就能發生轉變；而是意味着我們需要給予企業家、政策制定者、商人和研究人員更多的鼓勵，因爲他們希望嘗試用自己的方式來取得漸進式的進步，積少成多，集腋成裘。

同樣的原則解釋了爲什麼我對 web3 依舊如此樂觀：除了一些更直接的潛在好處以外（如跨境支付），它還是是治理與經濟模式的培養皿，有可能支撐衆多的其他創新。

這並不意味着我認爲 web3 做的所有事情都會成功。 Twitter 上有人估計其中 95% 或更多都會失敗，我認同。我也同意市場上有很多騙局和惡人；這些相當於給悲觀主義者和憤世嫉俗者提供素材，說明他們是對的，這甚至比直接付出的代價危害更大。但我堅信，正在進行的實驗會增加知識，並帶來意想不到的積極成果。

我們甚至都還沒有講到人工智能。上述任何一項與 DALL-E 2 和 GPT-3 的後續版本結合，結果都將令人難以置信。在那篇爲樂觀吶喊的文章中，凱文·凱利稱無處不在的人工智能是“我們能想象得到的，最樂觀的力量”。

當然，對於上述任何一種情況，現在和將來都有可能出現悲觀的論調。像埃隆·馬斯克這樣未來導向的人都警告過人工智能的危險了。很多擔憂是有道理的，需要解決，但那些擔憂還是低估了人類進化的能力，以及用新的解決方案應對新挑戰的能力。進步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

但如果沒有樂觀主義，不相信人類可以通過試錯、猜想和批評讓事情變得更好的話，我前面列舉的一切，以及衆多我想象不出來的東西，都沒有可能實現。

那麼我們怎麼才能變得更加樂觀呢？

行動計劃：富足議程與恢復活力

擴散樂觀注意的第一步是軟性的行動：加強教育，讓大家認清對歷史事實和趨勢，更好地理解樂觀的真正含義，把關注重點轉向進步的好處而不是恐懼。這篇文章就是一次小小的嘗試。

在這方面，有兩個具體的行動計劃可以將樂觀精神注入到我密切關注的機構之中。一個適合富足議程（Abundance Agenda），這是替美國政府制訂的一個更樂觀的計劃，以及美國活力（American Dynamism），該計劃建議初創企業來填補既有者以及政府的不足的之處。

富足議程

今年1 月，德里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在《大西洋月刊》撰寫了一篇題爲《一項解決所有美國問題的簡單計劃》的文章。按照湯普森的說法，Twitter 等數字溝通平臺的興起，加上原子世界的進展放緩，製造了這樣一個美國故事，那就是“牢騷太多，發明太少。”

我們抱怨氣候變化，又反對核能。我們抱怨房價上漲，又阻礙新房開發。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說到的問題：嘴上悲觀和缺乏樂觀。

爲了應對這一挑戰，湯普森提出了一個富足議程，號召通過讓製造更多必需品變得更容易來解決美國的稀缺問題。這個體發與以斯拉·克萊因提出的供給側進步主義想法類似。關注點不是放在需求側——食品券、社會保障、全民醫療，而是讓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製造更多的東西上，從加速平克在那本書中強調的各種曲線。更多的醫生、更多的清潔能源、更多的教育機會、更多的高技能移民。它說我們應該通過問題去創新，而不是花錢去填補一直存在的鴻溝。

重要的是，湯普森承認，富足議程要想發揮作用，需要將威脅重新定義爲利益。他總結道：

這是一個不加掩飾的烏托邦願景。但是，從牢騷到發明，從爭奪地位的零和衝突，到讓美國偉大的正和方案，不僅需要一長串零敲碎打的改進，還需要捍衛進步與增長。富足議程的目標是增長，不是因爲增長是目的，而是因爲對於實現我們所關心的目標來說，它是最佳手段：更舒適的生活，有更多的力量去做我們想做的事，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我們所愛的事情上。

我們不僅需要技術進步，還需要變得樂觀向上。

恢復活力

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來爲富足創造條件：通過法律，增加醫生的數量、資助研發、簡化繁文縟節，降低核電站的建造成本、變革分區法，鼓勵發展等等。

但光靠政府沒法創新；它最擅長的不是這個。a16z 負責 American Dynamism 計劃的凱瑟琳·博伊爾（Katherine Boyle）認爲，政府與初創公司應該更緊密地合作，以應對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

博伊爾最近頻頻在媒體圈走動，她的信息很明確：要想扭轉美國近期停滯不前，並且啓動後 COVID 時代的創新，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通過“技術專家建立起支持國家利益的公司”。

她也承認，技術進步是這個難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最重要的是，活力需要樂觀，需要相信增長和機會。”

雖然她的解決方案不同於湯普森的，或者至少與他的是互補的，但兩人都同意，對於任何創造富足的計劃來說，重新點燃樂觀情緒，重新領會進步和增長是關鍵要素。

不管具體解決方案是什麼，現在是讓悲觀情緒低頭、樂觀情緒擡頭的時候了。悲觀主義者看起來很聰明，而樂觀主義者看起來很天真。但事實支持樂觀主義者，文化也需要轉變，去支持他們，這不是爲了避免一個可怕的未來（儘管更憤世嫉俗的未來聽起來確實很糟糕），而是爲了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樂觀主義者未必總能把事情辦好，就算能辦好也絕非易事。這會很困難。Abrams 在我之前分享的那個視頻的結尾說道：“這是一個關於抱負的故事。要想去到我們需要去的地方，我們需要有絕對的勇氣。”這與“不是因爲它簡單，而是因爲它很難”有着強烈的共鳴。我們在各個層面都需要更多這樣的東西。

譯者：boxi

來源：神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