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樂觀主義者的“兩難困境”

參考消息網12月26日報道 英國《新政治家》週刊近日發表題爲《比爾·蓋茨:樂觀主義者的兩難困境》的文章,作者是賈森·考利。全文摘編如下:

比爾·蓋茨開完柏林世界衛生峰會後,返程途中在倫敦停留24小時。次日,他在唐寧街與首相基爾·斯塔默和財政大臣蕾切爾·裡夫斯會面。他希望推動工黨重申英國作出的一個承諾,即將國民收入的0.7%用於國際援助和發展。

兩次改變世界

蓋茨對工黨的預算感到失望。10月31日,他發表一份聲明,在聲明中,他將削減海外援助預算這一決定描述爲“對世界上最弱勢羣體而言的一個令人失望的結果”。英國正在退出其在海外援助方面的領導角色,而這“讓我們所有人都面臨更大的風險”。

這便是樂觀主義者深陷兩難的一個縮影:世界並不像比爾·蓋茨所期望的那樣,也不像他曾經認爲的或想象中的那般。歷史並非以線性的方式漸進式向前發展。在這個動盪的世界裡,進步成果可能會逆轉或喪失。身爲世界上最富有以及最偉大的慈善家之一,他所看重的那些優先事項正日漸失去那些奉行國家例外論並將更多國內生產總值(GDP)用於國防和安全的國家的認同。蓋茨認爲,技術創新的潛力是無窮的,但有些東西已經失去,那就是曾照亮本世紀初的跨國多邊合作精神。在這個零和世界裡,我們該如何鼓勵每個國家盡其所能去幫助最貧困的人羣呢?蓋茨在尋求光明,但黑暗卻無處不在。

作爲微軟公司創始人,蓋茨堅信進步的必然性,也堅信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具有改變世界、解決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的力量。他雖沒有明確這麼說,但他相信自己有改變世界的能力。他已經兩次做到了改變世界:通過微軟,他爲大衆創造便捷可用的計算機;通過蓋茨基金會,他對在世界上最貧困地區開展免疫接種、女性教育以及兒童健康進行變革性的投資。蓋茨說,我們已經研發出抵禦氣候變化的種子,而且即將徹底消滅小兒麻痹症。他的遠大目標是沒有一個孩子死於可預防的疾病。

他向我展示了一個小型、帶有人工智能功能的超聲“分娩預測儀”,可連接到手機上。“你用這個儀器掃描孕婦的腹部,然後一款人工智能軟件就會判斷這次懷孕是否有難產可能,如果有可能(你就可以採取相應行動)。獲取信息只需幾秒鐘。如果資金充足,我們還有一系列類似的項目——我們可以談談資金爲何不足,因爲富裕國家的預算都非常吃緊。”

擔憂政治變數

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創建於2000年,擁有752億美元資金,是世界上第三大慈善組織。

然而在基金會爲明年的25週年紀念活動做籌備時,蓋茨及其團隊卻認爲世界正處於“十字路口”——或者說已經到了“轉折點或拐點”。他們不太能確定用哪個比喻才能最好地概括他們的憂慮。在關鍵的公共衛生指標和發展目標上,世界正在走回頭路。

蓋茨告訴我:“最大的變數在於全球政治。戰爭能最有效地讓一切倒退。我們能否避免局部戰爭和大規模戰爭呢?美中關係是一大隱憂。雙方似乎都越來越擅長激怒對方。但我對此仍然保持樂觀。”

他說,他的樂觀主義有一些“腳註”,那就是生物恐怖主義、核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的顛覆性潛力。“我們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確實使用了核武器,令人驚訝的是隻用過兩次,而且自那以後就沒再用過,但沒法保證以後也不會用。像我這個年紀的人,我們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就在想:‘哦,我的天吶,核武器!’我感覺現在這一代人對核武器的擔憂不夠,不過我也承認,人們必須同時擔憂我們要如何應對人工智能、生物恐怖主義以及地緣政治問題——還有氣候變化,儘管在氣候變化方面,我認爲創新能夠讓我們避免發生重大災難。”

2000年至2020年,全球在健康方面取得可衡量的進展——尤其是在全球南方,當時全球防治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會拯救了5900萬條生命,兒童死亡率和傳染病發病率減半,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爲超過11億兒童接種疫苗,幫助低收入家庭避免超過1880萬例可能發生的死亡。但如今,這些進展正在停滯甚至出現倒退。

蓋茨說:“疫情是一次巨大的挫折。富裕國家負債更多,衛生服務系統飽和。許多國家的疫苗接種覆蓋率仍未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他又談到富裕國家爲何迫切需要採取更多行動來支持較貧困的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預計到本世紀末,非洲和中東地區的人口將從17億增至44億,屆時全球四成人口將是非洲人。

蓋茨說:“道義上很清楚,我們都是人。我們有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低收入國家擺脫困境。每當有糟糕的事情發生——烏克蘭、中東、政治極化、美中關係——對非洲的關注就會減少。現在,提供給非洲的援助佔比從40%降到25%,我們確實很懷念2008年,當時在八國集團會議上,所有領導人都到場簽署文件,並說:‘好的,我們將堅守這一道德承諾。’”

在2015年的一場TED演講中,比爾·蓋茨就一種經空氣傳播的類非典病毒可能引發全球大流行病的威脅發出警告。他懊惱地說:“不幸的是,我那場TED演講90%的觀看量是在疫情暴發之後產生的,而不是在疫情暴發之前。”不過,他的先見之明還是受到了人們的關注。“就那件事來說,確實是這樣,但有些人竟然說,我肯定是事先知道會發生疫情,所以才能宣稱自己預測到了!”

蓋茨遭到反疫苗人士的詆譭,儘管由於疫苗接種計劃的成功推行,小兒麻痹症在全球僅剩爲數不多的幾起報告病例(在尼日利亞、南蘇丹、阿富汗),麥地那龍線蟲病(幾內亞蠕蟲病)也從20世紀80年代的300多萬例減少到如今僅有幾十例。這些都是有可能像天花那樣被徹底根除的疾病。

迴歸博學多聞

早在20多歲從哈佛輟學後,蓋茨就“專注於一件事,那就是成爲軟件領域的領軍人物,幾近瘋狂。我那時不認爲休假有什麼好處,甚至都不去閱讀各類科學方面的書籍。不過等我到了30多歲後,我又迴歸到博學多聞的狀態。現在我做的大部分工作就是挑選團隊並對團隊進行評估。我不再寫代碼,也從沒進過實驗室去研製疫苗。我仍然會筆耕不輟,當然,我也很喜歡大量閱讀,樂於學習所有跟健康相關的知識”。

與他的前妻梅琳達不同,梅琳達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而蓋茨並不信教。他不像硅谷的一些人那樣癡迷於長生不老、百歲人生、人體冷凍等等。他通過打網球來保持健康,在網飛最近的一部紀錄片中,拍攝到他在西雅圖家中的書桌前做俯臥撐的畫面。他說:“是人工智能建議我這麼做。我希望自己能在認知領域繼續做出20多年的貢獻,因爲那樣我就有機會看到瘧疾被根除以及取得巨大進步。”

他並不認同如今的科技巨頭們是能夠定義時代精神的世界級歷史人物,當代拿破崙就更談不上了。“我算是個創新者。在電被髮明出來之前,我不在乎有多少偉人誕生:他們又做了什麼呢?然後人類發明了電,於是開啓了工業革命——人類的平均壽命是什麼時候開始從30歲左右提升到70多歲?這實際上得益於能源的強化,還有學術傳統、科學傳統以及對健康的瞭解。人類過去200年的發展歷程是令人驚歎的。以前確實誕生過了不起的人物,但那又怎樣?”

看到那些圍在特朗普身邊的億萬富翁和寡頭們——馬斯克已被任命領導政府效率部——讓人感覺就好像我們正在迴歸一種貴族統治體系,在這種體系下,超級富豪們渴望擁有履行國家傳統職能的權力。或許這種情況已經發生。蓋茨從事的慈善事業關乎國際發展;馬斯克向美國近期受颶風影響的人們免費提供“星鏈”服務;谷歌正在購買屬於自己的小型核電站。在這個新時代,科技巨頭們並不懼怕壟斷,反而在尋求壟斷。蓋茨曾是堅定的壟斷者,微軟也曾捲入一起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美國反壟斷案件當中。

他談到過人工智能機器人如何能夠擔當教師、護理員以及心理健康專家。但這些機器人應該屬於誰?是私人公司還是國家?同樣,他能坦然接受人們的基本需求要依賴私人公司的情況嗎?畢竟,正如另一位科技巨頭彼得·蒂爾所說:“競爭是失敗者才玩的遊戲。”

蓋茨評價蒂爾說:“他算是個憤世嫉俗的人,說了很多奇怪的話。確實,如果人生唯一的目標就是盈利,那你肯定希望不要有太多競爭,但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歡迎嚴肅批評

在我們道別前,我問蓋茨,人性中最讓他感到驚訝的是什麼。他說:“我對人性持非常積極的看法。如今人類的境況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好,可人們卻沒有停下來去認識到這一點!”

但他停頓了一下,彷彿有一片黑影籠罩了整個房間。《核時代的地緣政治》一書作者科林·格雷是這樣界定樂觀主義者的兩難困境的:“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可能是支撐政策的兩種危險態度。但在這兩者之中,樂觀主義更容易帶來致命後果。”

蓋茨又重複了一遍:“我是個樂觀主義者。但我擔心政治極化現象,我一直擔心生物恐怖主義,擔心核武器,擔心氣候變化,現在我還要加上人工智能;儘管它是最具積極意義的創新,但它發展得如此之快,將會極具顛覆性。”

那他要擔心的事可真不少啊。

比爾·蓋茨知道,他所懷念的所謂全球衛生事業蓬勃發展的那個世界——也就是21世紀初全球政治和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的那段時期——已經分崩離析了。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文明之間相互競爭的世界裡。陰謀論者和反疫苗人士將在第二屆特朗普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當選副總統詹姆斯·戴維·萬斯以享有稅收優惠和試圖永遠把持權力和財富爲由,將包括蓋茨基金會在內的非營利組織描述爲“美國社會的毒瘤”“財大氣粗的左派”的擁躉。

《億萬富翁、書呆子、救世主、國王:比爾·蓋茨及其影響世界的探索》一書作者阿努普麗塔·達斯寫道,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創立“徹底重塑了蓋茨的形象,慈善家的光環讓這位壟斷主義者的棱角變得柔和了”。但人們現在不禁會想,隨着新的國家民粹主義愈發對他以及他的慈善和自由派全球主義理念持強硬反對態度,蓋茨是否感覺到自己的影響力正在減弱。他抱怨西方國家能力的崩塌,但卻沒有將其與億萬富翁階層的崛起、國家的空心化以及民衆普遍的不滿情緒聯繫起來。

蓋茨反駁那種認爲其基金會遊離於民主問責之外的觀點。他歡迎批評——只要他認爲這些批評是建設性的,而非人身攻擊。他說:“就拿瘧疾來說吧。我們在瘧疾防治方面投入巨大,要是我們把瘧疾防治策略搞砸了,會有人來告訴我們他們有不同的想法嗎?我倒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提出嚴肅的批評,比如這樣說:‘哦,你說你們是爲了拯救生命,那爲什麼不在這方面投資?爲什麼會遺漏那個方面呢?’但如果你只是說‘誰都不應該擁有那麼多錢!’好吧,也許你對,可既然我擁有這些錢,難道這不就是讓這些錢回饋社會的最佳方式嗎?”(編譯/塗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