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簡化的歷史”：《守夜人》中的創傷與療愈
三年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發表了題爲“寫作”的獲獎演說，其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一種新的、簡化的歷史正在構建中，改變甚至抹除實際發生的事件，將其重組，以適應當下的真理。……如此，拒絕這樣一種歷史就很有必要了，這種歷史不尊重上一個時代的實物見證，不尊重……那些成就，還有那些使得生活成爲可能的溫情。”
2024年，拒絕這種“簡化的歷史”的寫作初衷有幸又一次被認可——圍繞戰後創傷的小說《守夜人》（又譯《夜巡》）（Night Watch），躋身美國最重要的兩個文學獎項評選，最終榮膺2024年普利策小說獎，併入圍202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小說類、《紐約客》年度最佳圖書。其作者傑恩·安妮·菲利普斯（Jayne Anne Phillips）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歷史總是告訴我們當權者所強調的事實，而文學告訴我們的是故事。我們在故事中理解其他生活和其他時代的真相與現實——甚至是那些我們必然會與之漸行漸遠的現實。”
傑恩·安妮·菲利普斯的《守夜人》（Night Watch）英文版書封。
小說聚焦於西弗吉尼亞州，這個贏得美國內戰勝利卻換來滿目瘡痍的北方戰場。作品以引人入勝的細膩描寫、多元融合的敘述方式，繪出了一幅史詩般宏大的家庭肖像，因而被讚譽爲“一部令人驚歎的戰爭倖存者及戰後餘波的編年史”。普利策的頒獎詞稱，這部作品是“一部精美呈現的小說，講述了一名身負重傷的聯邦士兵、長期遭受一名南方士兵虐待的12歲女孩及其母親”，“在西弗吉尼亞州內戰後的特蘭斯-阿勒格尼精神病院努力治癒創傷的故事”。
“槍響之後，沒有贏家”，即便是戰爭的勝利方，也都必然承受戰爭的悲愴。《守夜人》中創傷的根源就在於，紛亂戰爭面前個人與家庭身不由己的身份迷失。作者通過這個“治癒創傷的故事”，更想強調療愈需要多方的努力：女性的自救互救、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以及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善意。正如美國著名作家愛麗絲·蘭德爾所說：“《守夜人》是一部對身份、同情心、理智、女兒之愛、大自然和美國內戰進行了深沉思考的作品。”創傷的影響之所以深遠、治癒之所以困難、歷史之所以厚重，都在字裡行間不言而喻得到展現。與此同時，小說作者還懷抱着更爲特殊的人道關懷——關注身處精神病院的邊緣羣體，在其筆下，“那些失去的、混亂的與分離的情景變得真實、直接又難忘”。這一切，都是值得被濃墨重彩記錄的療愈歷程。我們不禁發問：我們普遍接受的“簡化的歷史”是否省去了太多寶貴的記憶？
撰文｜陸昕辰 金衡山
不可靠敘述中的“可靠”歷史
“我坐上馬車，爸爸讓我坐在媽媽身邊，我們都坐在後座上。”這是《守夜人》的開篇，從第一人稱視角記錄1874年12歲的女孩康納莉陪伴母親前往精神病院的所見所聞。這時，距離內戰結束已經過去九年，但這種戰後視角的展延其實正是體現了作者表現戰爭及其餘波的一種敘述努力。旅途一路山麓綿延，映照了西弗吉尼亞州“山脈之州”的美名。作者菲利普斯在西弗吉尼亞州土生土長，對這片土地感情深厚。在這片人人傳唱的“鄉村之路帶我回家”誕生的故鄉，圍繞歷史上真實存在的特蘭斯-阿勒格尼精神病院，作者開始了史詩般的戰時家園記憶書寫。
一路上，“爸爸”吩咐康納莉，她和媽媽務必要以女僕和“簡內特小姐”的身份瞞住外人。隨後，他揚長而去，精神病院內沉默可靠的“守夜人”好心接待了她們，母女二人安頓在了一間溫暖安寧的小隔間內。小說故事開端的敘述似乎非常老套：時間、地點、人物，這些傳統的講述要素一樣不缺。但是，從一開始其實就疑竇重生，這個被稱爲“爸爸”的男人爲什麼會送自己的骨肉到精神病院？這是一個“偶合家庭”嗎？作者並沒有朝着讀者或許會產生的疑問的方向做出回答，而是懸置這個疑惑，轉而選擇用精巧的蒙太奇敘事，在全書的四個主體部分中不斷轉換視角、操縱時空，來回穿梭於內戰後期與戰後的第十年間。頻繁的視角轉換，讓讀者初讀起來感到有些迷茫。不過，有心的讀者很快會發現，除了康納莉的視角是主觀性較強的第一人稱敘事，作者在其他角色的敘述中一致採用了第三人稱。通過這樣的敘述方式，保證了作品的虛實相生：第三人稱視角客觀地鋪陳歷史背景的真實圖卷，將戰場的慘烈境況、精神病院的治療環境如實還原；康納莉作爲12歲小女孩的記憶，是模糊的、不可靠的，但讀者在作者帶領下“親歷”了戰爭期間的慘烈以及戰後“新一代”的艱辛成長過程，在不知不覺中以強烈的代入感融入真實的歷史。很顯然，菲利普斯知道，將個體敘事與宏大敘事相結合，會獲得讓人更爲苦難所震撼的效果，也更會被其中容易忽略的生活細節中的溫情所打動。
精神病院。圖片來自傑恩·安妮·菲利普斯個人網站。
小說第二部分，鏡頭調回到1864年。康納莉的真正父親作爲一名北方聯盟的狙擊手奔赴內戰，參與了當年5月美國內戰中頗具規模的“荒野之戰”。作者經過嚴格的史實調研，將歷史再現於故事：戰爭傷亡慘重，一場叢林大火讓康納莉的父親頭部重傷，雖然萬幸留住了性命，但還是頭腦失憶，右眼失明。這部分的內戰戰場描述，讓人想起了美國文學史上的內戰小說名著《紅色英雄勳章》，戰爭的殘酷，環境的惡劣，人性的卑鄙，在第三人稱情感剋制的描寫中顯得很是客觀，但纖毫畢露的細節烘托，讓可怖的感覺迎面而來，讀者不得不爲之戰慄。戰爭一直以來就是作者菲利普斯關注的焦點。顯然，她希望以這樣一種既客觀又感性的敘述語調將故事與現實建立聯繫，讓歷史以超越時空的方式呈現。她說“文學構成了以聲音、氣味和存在而使人共情的歷史。”這些可聽可感的戰爭歷史餘韻仍然影響着當下的我們，從本質上而言，這是一個與人道生存息息相關的問題。菲利普斯讓我們看到歷史上的戰爭或許已經遠去，但深嵌在記憶中的可怕景象會繼續留存，時刻提醒着我們作爲人的脆弱與恐怖的同在。
《紅色英勇勳章》，作者: [美] 斯蒂芬·克萊恩，譯者: 黃健人，出版社: 灕江出版社2012年8月。
與戰爭場面相對的是，小說對於戰後創傷延續的描寫。一牆之隔的醫院門口，這位負傷的“狙擊手”的養母、康納莉的奶奶迪爾巴拉，懷抱希望千里尋子。與此同時，相依爲命的康納莉母女，遭到了一名南部邦聯士兵的侵擾，並由此開始遭受長達十年的虐待。而這個“不速之客”，正是康納莉被逼迫稱呼的“爸爸”。這個謎團的揭露在小說故事的後面才發生，但菲利普斯的講述在一開始就埋下了伏筆，“爸爸”到底是誰？在哪兒？這個謎團隨着小說敘述角色的轉換不斷加深，與此同時，已經在精神病院貌似過上了安寧生活的這對母女又遇到了新的困境，那個“爸爸”出現在了她們面前，而那個失去記憶的真正的父親和丈夫也在同一場所顯露其真的身份。撲朔迷離的線索，糾纏難解的情節，頻繁轉換的敘述角度，一方面讓故事的進展多面展開，另一方面作者也通過對精神病院的聚焦性描述，使得看起來毫不相干的人物與情節，終於能夠聚集在一起，高潮得以發生。小說的敘述在這個時刻充分展示了作者高超的拿捏技巧，同時，戰爭帶來的創傷也再次得到深度暴露，內容與形式在菲利普斯筆下得到非常完美的融合，其結果是加強了真實性的刻畫，讓讀者難以忘懷。
在兩個“爸爸”的搏鬥中，女孩康納莉早已經破碎的家有了迴歸的希望，精神病院似乎成了精神康復的福地。但作者並沒有讓故事落入這個俗套。北方士兵、狙擊手爸爸最終還是沒有逃脫死亡的陰影。儘管康納莉母女得到了醫院主治大夫的關懷，並最後組成了一個新的家庭，但戰爭及其餘震留下的刻痕在心理和身體上留下的創傷並不會隨着戰爭的結束而結束。破碎纔是戰爭給歷史帶來的真相。這也是“可靠歷史”中“不可靠敘述”的意義所在。
傑恩·安妮·菲利普斯/攝。圖片來自傑恩·安妮·菲利普斯個人網站。
特定時空中的身份迷失
小說整體敘述視角不斷切換，敘事線索不斷交錯，很難說其中有絕對的主角。但爲何小說的標題是無名且模糊的“守夜人”？回想那些關於戰爭、關於創傷的小說，無論是誰的兒子，誰的父親，那些犧牲的士兵很難不失去個體身份，淪爲歷史洪流中失去姓名的一個數字；而那些負傷的士兵寧願在迷茫與混沌中沉淪，也不願在清醒的自我認知中痛苦。菲利普斯正是想將目光聚集在這些受困於身份的“受傷的靈魂”，圍繞“守夜人”這個輾轉多個身份的角色，講述一個關於“身份”的故事。
“守夜人”作爲真正的核心人物，似乎從出生起就註定了身份成謎的命運：迪爾巴拉從鄰居的手裡接過的這個來歷不明的孩子，至死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的兒子”。在小說的尾聲中，菲利普斯通過康納莉的思緒，帶領讀者回味這個以“他”指代的變幻莫測的角色：他是康納莉的父親、伊莉莎的丈夫，也是迪爾巴拉的養子；他在戰時隊伍中是“狙擊手”，在戰後是精神病院的“守夜人”，直至書末纔出現了唯一一次本名。這些身份都需要讀者從時空輪轉的碎片化敘述中主動拼湊出來。但是，正是在這個理解“身份”瓦解與重建的過程中，讀者才能真實體悟戰爭帶來的風雲變幻。
從某種意義上說，身份的變換有時也是戰爭時移世易下不得已的生存需要，不變的是其中展現的家人之間寶貴的情感：當伊莉莎遭受“爸爸”的心理、生理虐待後，她接連生子、身心俱疲，康納莉作爲長姐，不得不轉變爲一個母親的角色，將這些伊莉莎不願意接受也不願意記得的孩子視若己出，讀者在康納莉身上看到的是光輝的母性；當母女二人不得不以主僕關係潛藏在精神病院時，伊莉莎仍然在暗中對康納莉關愛有加，讀者看到的是伊莉莎作爲一個母親深沉偉大的愛。
身份在這時，早已不再關乎稱謂抑或倫理。“爸爸”在亂世中乘人之危欺壓康納莉母女，給這個家庭不斷施壓，因此在這時“爸爸”這個稱謂不過是一個“能指”。即使“守夜人”從未聽到康納莉叫自己一聲“爸爸”，但他作爲一個“所指”的父親形象，也將永遠存活在康納莉的記憶中。戰時他在銀行賬戶中爲康納莉留下的存款，是一個父親留下的愛，也是一個真正的父親在家庭中承擔的責任。
與此同時，身份也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反映了戰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守夜人”是黑人奴隸的混血孩子，又因爲迪爾巴拉的愛爾蘭身份，在伊莉莎的莊園主家中被蔑稱爲“那個愛爾蘭人”，甚至被伊莉莎的父親打上了象徵奴隸的羞辱的烙印。戰後失憶時，他給自己重新取名“約翰·奧謝”。主治醫生提醒他，大多數人不會想與“奧謝”這個愛爾蘭貴格會常見的姓氏有所關聯。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數百萬的愛爾蘭人因爲饑荒和貧窮，背井離鄉來到美國謀生，將歐洲天主教與新教的新仇舊恨一同帶到了美國。美國社會中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WASP“黃蜂”），從小就聽着“血腥瑪麗”的故事，慶祝着“蓋伊·福克斯日”，因此反天主教情緒高漲。愛爾蘭人被認爲容易尋釁滋事，“黃蜂”們更是將其視爲教育程度低下且品行低劣的“定時炸彈”。因此，相比於內戰時期黑人奴隸制的問題，民間以“劣等民族佔領美國”爲論調的移民羣體紛爭實際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卻在當今被主流的歷史掩蓋，鮮少提及。但這些問題的影響之深遠，延續至今，當今美國反猶浪潮中正是反映了這如鬼魅般難以消散、此消彼長的族裔爭端。小說顯然從歷史中看到了當下的種種問題。
正是對真實的歷史有着深刻的洞察，菲利普斯將這些複雜的時代議題囊括進細節之中，讓細心的讀者發現蛛絲馬跡並尋跡思索。在作品的宏觀視角下，她更注重的是向世人呈現個體身份在洪流中不斷迷失、重建的無奈。在《守夜人》的標題下，她告訴讀者：身份迷失是戰爭的必然結果，也是創傷的主要根源，但在身份的不斷轉變中，未變的是寶貴的人性情感——這些善意與溫情如同不平靜的黑夜中一個令人安心的存在，給那些不安的、受傷的靈魂帶來療愈的可能。
傑恩·安妮·菲利普斯（Jayne Anne Phillips），圖片來自傑恩·安妮·菲利普斯個人網站。
戰後新圖景中埋下希望的種子？
儘管在作品中常常出現的是那些在戰爭中受傷的、不堪的甚至是苟活的人物，菲利普斯小說的基調卻從來不是歷史的蔭翳。恰恰相反，即便苟活也要堅守的精神纔是作者想要傳遞的積極力量。這些堅守的力量有時不僅來自個人的堅持，更是有賴於長久苦於戰爭的普羅大衆互相給予的支持。
作者在書中記述了歷史上真實的“道德療法”，這一療法的創舉就在於對患者保留最大的善意，鼓勵患者在精神病院固定的每日計劃中通過參與活動（例如散步、坐馬車兜風、繪畫、唱歌、體育活動）、增進交流以改善病情。作者將歷史上真實的貴格會醫生科克布萊德若虛若實地融入故事，並選取了其專著《論精神病院的建造、組織與總體安排》的相關段落作爲章節的引子暗示情節的發展，不僅證明了書中對精神病院構想的合理性與科學性；更是由此表明自己對採用“道德療法”治癒創傷性精神問題的肯定態度。相較於古典時期精神病院醫生對患者的絕對權威以及利用“恐懼”壓制患者的殘酷手段，書中理想的精神病院給患者提供的恰恰是戰爭中人們所缺失的：對外部種族矛盾與宗教矛盾的絕對隔離。這種“道德療法”中蘊含的人道主義，在本質上，是醫生與病人之間在平等基礎上的心靈對話。小說這種融歷史於虛構中的寫法，頗有點創意，是對歷史與文學間關係的新的思考，值得關注。
女性，往往被刻畫爲戰爭中的弱勢羣體。但菲利普斯在不疾不徐的敘述中，勾勒出的是以迪爾巴拉、伊莉莎和康納莉這個女性家庭爲代表的英雄羣像。她們直面困難、直面創傷、直面未來，在自救與互救的過程中展現出了鮮明的生態女性主義色彩。雖然身爲愛爾蘭移民，飽受歧視與貧困，但迪爾巴拉成爲一名令人敬畏的“祛根醫生”（root doctor），在戰時爲女性的生育、疾病排難解憂。所謂“祛根”，是一種起源於非洲的運用草藥與神秘學的巫術。迪爾巴拉運用草藥，諸如曼陀羅、歐洲蕨等等，將自然之力賦予女性，並通過篝火灰燼中火光的明滅，推斷自己的養子遇難。她風餐露宿千里尋子、周全安排康納莉母女一路前往精神病院——母性的偉大與女性的強大都深藏在這個年老、寡言卻又慈祥的形象之中。
當歷史的塵煙在戰後十年逐漸散去，康納莉母女接替起女性的時代重任。即使經過戰爭的精神重創，伊莉莎已然能夠勇敢追隨新生活，與主治醫生精神契合，共同向戰時創傷的患者傳播愛與光明。康納莉，帶着視若己出的來自精神病院的“弟弟”，即將在新的家園譜寫戰後的新篇章。在堅忍不拔的人性光輝的指引下，這一家子人努力擺脫戰爭創傷的影響，開拓進取，這或許是小說作者要傳遞給讀者的一個重要信號：美國夢陰魂不散，依然值得追求。但回想小說描述過的殘酷無情的戰爭場面，戰後風雨飄搖的人間生活，精神病院裡發生的恐怖的惡鬥，這樣的美國夢是不是代價太大？歷史的重負是不是可以用脈脈溫情加以消融？這些問題留給了讀者自己思考，也是小說的結尾開放式的表現。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 撰文：陸昕辰 金衡山；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校對：盧茜。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寫童書的人》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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