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傳奇：全球首款紙幣背後的流動性危機

公元1024年，交子誕生在北宋王朝治下的巴蜀地區。作爲全球首款正式紙幣，這項創舉無疑具有許多跨時代意義。甚至可以說是有些過於超前，讓後來者感覺極不自然。

當然，任何巨大改革背後，都是發明創造者的深刻無奈。作爲交子原產地的巴蜀亦是如此，認可其作用的北宋更是如此！

流動性危機 幾乎折磨着中國每個朝代的經濟發展

由於地理、技術和文明習慣等因素，雄踞東亞的華夏自古就患有“貴金屬匱乏症”。儘管偶有經濟發達地區，受惠於上升週期和現實需求而推出金銀貨幣，但普及率與持久度都很成問題。倘若格局出現變動，則很容易退回到全銅錢流通狀態，乃至對紛繁複雜的實物稅都過度依賴。另有慘無人道的徭役索取，幾乎是將全部的剩餘價值都吃幹抹淨。

然而，社會制度層面的榨取是一回事情，經濟層面的發展又是另一回事情。當王朝治下的省份越來越多，生產、貿易總值飛速攀升，原有的銅錢+實物繳納+義務勞動結構就難以適應。例如盛極一時的李唐王朝，幾乎與上述現象鬥爭了百多年之久。

古老的五銖錢 從漢武帝時代被延續至李世民登基

公元621年，剛剛走上正規的唐朝就痛感賦稅制度落後，非常不利於集中資源進行對突厥戰爭。於是下令取締源遠流長的五銖錢，改鑄銅錢開元通寶來作爲新貨幣流通。先前，無論三國亂世或南北朝混戰，各政權都沿襲傳統漢制的五銖錢。通常就是以重量區分幣值，直到李世民當政的歲月才遭廢除。此後，銅錢的官方購買力水平與自身重量脫鉤，轉而與朝廷信用做深度綁定。

如此操作的副產品，便是各類通寶的流通不暢。首先源自民間的習慣使然，對於不與重量掛鉤的虛錢心存疑慮。其次還有朝廷本身的大肆濫伐，造成銅錢無時無刻不在貶值。最後，唐朝在推出新幣的同時，並沒有立刻更新稅收制度。結果自然是銅錢信仰不夠深入人心，經常被稅吏們看作遠不如徭役、布匹等實物稅有價值。

唐朝一直希望全面推廣銅錢而無法如願

公元780年，經歷安史之亂摧殘的唐朝終於忍無可忍，開始用大名鼎鼎的兩稅法取代傳統租庸調。簡單來說，就是要求農民不再直接將生產成果上交抵稅，而是要以貨幣形勢予以替代。這樣既可以減少徵稅成本，也能提高稅收的使用效率，卻讓社會面出現某種錢荒。畢竟，很多老農過去幾乎不與大量貨幣打交道，如今都需要有銅錢在手裡走個過場。爲防止體系崩塌，就不得不多鑄造錢來應付，卻總是發揮不出多少效果。尤其是在經濟總量快速上升的巴蜀和吳越地區，非常需要有新的信用憑證來予以替代。

正因如此，唐朝後期的南方率先改革，出現一種類似支票的“飛錢”。任何只要手持相關憑證，就可以將大量銅錢存入相關機構，再到目的地所在的分支機構提現。當時已步入快速發展通道的巴蜀，便在這輪自我改革中走在前排。哪怕是在後來的五代亂世，本地的前蜀和後蜀政權都堅持類似做法。即便發行、流通金幣，都爲日後的曲線救國埋下堅實伏筆。

晚唐的飛錢 就是北宋交子的前生

投降北宋前 後蜀至少連續積攢30多年財富

公元965年，國主孟昶向北宋大將王全斌投降，歷史上的後蜀王國被徹底終結。此前，由於基本遠離中原戰亂，巴蜀地區憑藉獨天得厚的優勢迅速發展。而且得益於外貿需要，發行過中國歷史上相當罕見的金幣，遠非北方的五代所能比擬。直至新朝王師兵臨成都，纔將幾代人積累的財富都拱手相讓。

於是，蜀地財富成爲北宋早期搞財政擴張的重要儲備。在長達10多年時間裡，朝廷幾乎每年都要派專人去搜羅後蜀國庫，把積累的貴金屬、錢幣和布帛等財貨搬往汴梁。等於是爲強化中央財力，將整個四川完全掏空。以至於爆發王小波、李順起義，險些對西南地區的建制造成嚴重破壞。後來經多番征剿才平息下去，卻又給不寬裕的國庫製造出更多虧空。

由於經濟發達 後蜀國甚至發行金幣並允許內部流通

作爲應對之策，北宋當局只能多鑄銅錢、搞財政擴張，進而引起社會面錢荒。相比於之前的唐朝，每年的鑄造規模都要增加5-50倍，甚至後來飆升至駭人聽聞的100-500萬貫。奈何貨幣增發速度，永遠追不上文臣、武將和稅吏的隊伍擴編。加之北宋時期的城市商業被解除很多限制，同樣需要有鉅額流動性予以支撐。這就迫使各行各業分頭想辦法，分別寄出自己的替代手段。譬如巴蜀本地商人，就搬出唐朝的飛錢老黃曆，私下發行最原始的民辦交子。

公元11世紀初，四川當地的16戶富商聯合，開始發行具有廣泛流通性的第二代交子。此前，各商戶通常只認可自己的獨立交子，以至於使用範圍很受限制。如今走強強聯合模式，還規定了統一形制，這才得以大量運用。地方官府也樂見其成，僅要求經營者每年爲自己提供清理糧倉和修水壩。甚至沒有固定的面額，可以由發行者隨意填寫，並能隨時兌換。每一貫錢僅需交30文手續費，可見對於流通性不足的憂慮已到相當嚴重程度。需知在那個特殊階段，市面上已出現價值遠低於銅錢的鐵錢，各行各業都承受着嚴重滯漲風險。

交子的出現 就是爲緩解社會面的流通性危機

不過，這十六家富戶的好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由於因“廣置邸店屋宇田寶貨”，釀成資金呆滯而不能兌現的虧損悲劇。同時，交子的成功引起不懷好意者私自印刷仿冒品充數，也從側造成信用崩塌。最後只得讓官府出來救場，直接將交子的發行權收歸到自己手裡。爲此，強令私人交子鋪停止發行，並把已經發行出去的交子全部強制兌換。

公元1024年，由官方主持的第三代交子粉墨登場。其基本規則與先前的第二代民辦交子相同，只不過有固定的5貫和10貫面額。另有發行限額、流通期限與發行準備金設計。換言之，不再像支票那樣可以隨意填寫數字，而更像後世的紙幣那樣印刷成型。加之民間對官府的信任，很快就在四川本地全面鋪開。後來爲進一步加強流通，又增加了500紋、1貫、2貫和3貫面值，且兩到三年就更換一次。北宋當局還必須每年準備36萬貫鐵錢作爲儲備金，保證交子的兌換功能。至此，這類官辦交子已基本經具備紙幣的基本職能。

發行之初 交子的確起到過活躍經濟作用

交子的出現 也降低了朝廷的徵稅成本

平心而論，交子這種原始紙幣的出現，確實是北宋解決流通性不足的最佳手段。儘管白銀的貨幣屬性在唐朝之交有進一步增強，但古代中國長期拒絕用這類貴金屬充當流通主力。究其原因無非是產量有限，容易對銅錢形成碩大利差，進而引誘富裕階層囤積釀成錢荒。至於收入微薄的尋常小農，則非常容易在交易過程中破產。

相比之下，交子的好處就顯而易見。不僅重量輕、易攜方便，而且製作成本低廉，還可以根據朝廷需要增發或擴大使用範圍。然後將“節省”出來的真金白銀，用於對內賞賜和對外支付歲幣，形成某種程度的內外市場隔離保障。譬如巴蜀北面的陝西，因西夏崛起而長期身處戰爭前沿，便獲准同步發行交子，以此緩解軍費不足困境。若考慮到古代的交通水平相當有限，用紙鈔替換銅鐵的做法無疑非常“經濟”。

宋夏戰爭的鉅額花銷 讓交子由巴蜀傳播至陝西

當然，區區交易手段更新，並不足以從根本上緩解北宋財政的結構性困局。由於王朝得勢的正統性存疑，汴梁朝堂上的君臣始終自覺隱隱不安。故而對內強調相互制衡，對外講究以鄰爲壑。結果便是花銷愈發巨大，既要將大量破產農民吸納進軍隊體系，又不得不爲這些人的戰爭開支買單。隨之而來的天量債務，唯有靠超發貨幣來予以平衡。在此過程中，交子實際上扮演着某種“危險”而“不怎麼光彩”的特殊角色，將貨幣超發的成本將至最低。

公元1094年，原先幣值穩定的交子，開始在宋哲宗時代出現崩盤跡象。由於西北戰事不斷、內部又有王安石變法的後遺症影響，不得不將每界發行量增加到1406340貫。四年後，這個數字已攀升至1886340貫。同時，能夠發行、流通的區域也日漸增多。不僅是在巴蜀故地和陝西前線，也包括經濟較爲發達的福建、浙江與湖廣。只不過在很多新增州縣，交子不再沿用舊名，而是被更加直白的稱呼爲錢引。但核心本質沒有變化，始終在爲助力流通性而不斷放水。惡果自然是經濟結構愈發畸形，無法在女真人大舉南侵的危亡之際做有效反抗。

交子大行其道 終究只是對少數幾個大城市起到促進作用

諷刺的是，丟掉半壁江山的南宋同樣依賴這套邏輯，先後推出關交子、會子或錢引等紙幣。雖可以在短期內振奮經濟，卻終究不是能保證長治久安的萬全之策。

至於佔據北方的金國，以及後來取而代之的蒙元，一樣會爲攫取財富而依葫蘆畫瓢。前者有與銅錢並行的金交鈔，後者也有被定性成唯一法定貨幣的中統鈔。乃至明朝建立，仍舊進行過數次類似循環。反倒是在西面的波斯，紙幣推廣因貴金屬供應充足而不得要領。可見兩地在經濟領域的差距，亦如後世的張居正改革，更像是在模仿公元前6世紀的大流士建制。

宋朝的交子 直接啓發金元等異族政權效仿

時至今日，全世界的經濟發展都已無法擺脫債務驅動。那些曾坑害古代帝國的短期行爲，搖身一變爲存續市場繁榮的技術型關鍵。作爲里程標識符的交子，必然會被賦予更加完美的歷史記憶。

但其誕生、發展、崩盤背後的結構性無奈，或許更值得聰明人去理解和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