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不能否定社區團購，應在合理監管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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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本站研究局專欄作家）
中央新近表述的需求側改革，強調的是爲實現需求潛力的釋放消除堵點，其針對性在於優化以總量調節爲基本特徵的需求管理所相關的制度安排。這也是意在於管理調控運行機制上，形成有效制度供給的創新改進。因此，打通堵點是需求側改革的的關鍵，需求側改革也必將是與供給側改革相互呼應、結合於配套改革的系統工程之內的。
消費的堵點突出地表現在老百姓的“後顧之憂”上。需以養老、醫療、教育等社保和公共服務制度安排的改進和健全，降低百姓的“預防性儲蓄”傾向。以基本養老全國統籌遲遲不能落實爲例，分散的蓄水池過多，其“互濟”功能就會受到很大侷限。如果將其變爲全國性蓄水池，資金調節功能便能更好發揮。不同人口結構區域間的調劑功能提升上來後，遼寧和東北等地的養老金髮放難題，就可以依靠蓄水池的“互濟”功能加以解決。過去其中的行政阻力較大，相關部門形成了龐大管理隊伍，手握實權來管理收繳費用，這樣就爲自身帶來了部門的既得利益。2018年個人所得稅改革將該系統所有的收費管理功能，交給稅收工作系統，意味着消除了一個很大的既得利益阻礙因素，應乘勢加快落實已提出了十餘年的全國統籌改革目標。如果基本養老保險實現全社會統籌後，全國便可形成一個統一的繳費比例，十分有利於勞動力無壁壘地在統一市場流動，而且同時可以通過精算分析，得知全國蓄水池功能提升後，繳費率可以下調的量值，這樣一來就有條件來降低企業相關的繳費負擔。
投資的堵點突出地表現於具有投資發言權的部門缺少協調。各部門都有規劃權，如何“多規合一”，形成高水平的“規劃先行”，帶出建設項目投資安排高水平的通盤安排，便是消除投資堵點的一大關鍵所在。在一個地方政府轄區之內，過去的職能分工是發改委負責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工信部門負責企業生產力佈局和產業結構規劃，城鄉建設部門負責城鄉建設開發規劃，另外交通有規劃，環保有規劃，教育有規劃，如此這般。但這些規劃間怎樣有機地、合理地聯結在一個全景圖裡，怎樣在整個國土開發過程中高水平地形成整個一盤棋似的合理結構？落到結構上便是供給管理問題，但是前面的這個制度安排是應該規劃先行、多規合一，那就是消除需求側堵點、使投資需求能夠有條件合理而充分地表現、暢通地對接供給。
消除出口的堵點，在於進一步在創新中支持擴大外貿，使外貿更好適應形勢變化，能更好地面對不確定性的挑戰，在外循環這方面打開新局面。從總體上看，我國外貿已經較大程度放開，因此，其堵點在於政府能否更好地推進放管服改革，轉變職能，利用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提供及時的服務、引導；在有關的行業協會等方面，能否更好起到穿針引線作用，這也十分重要。
要系統看待供給側和需求側，分配和流通領域均存在堵點
內循環爲主體，是強調倚托本土已經循環起來的統一市場，更多地依靠中國自己的市場潛力來形成經濟發展中供需互動的主心骨。
從擴大內需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從雙循環到需求側改革，體現出中央的系統論思維。新形勢下、新時期中，需要更加強調統籌協調，在突出重點、抓主線的同時，還要有更高水平的整體思維和對全局統籌協調的更高水平。這是追求高質量發展方面進一步提升的戰略思維框架。
在過去粗放而高速發展的階段上，擴大內需更多代表的是總量調節框架。但在反週期調控下，結構優化問題已變得愈發突出，所以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針對我國面對的矛盾主要方面，克服我們結構失衡矛盾的戰略方針。中央已反覆強調，供給側改革是我國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
我們致力於構建和發展的新供給經濟學，內涵便是對主流經濟學以往偏重於需求管理侷限性加以突破，達到在基礎理論層面的創新。
過去的主流經濟學認爲需求管理概念下的宏觀調控可解決基本的問題。供給側方面複雜的結構問題，靠市場自發的力量就可以解決。但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反覆證明，政府優化供給管理解決結構問題的重要性不可忽視。最發達的頭號強國美國也不例外。
目前中央在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風向並未變。中央是強調在“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主線時，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這體現的是強調高質量發展需要有系統性思維，需要有各方統籌的全局觀。
在分配領域，一般認爲有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具體的分配製度安排，是制度供給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需求側也有相關的制度安排，比如各類基礎性的制度。從需求到供給是連通而循環起來的。因此強調需求側改革，可以理解爲主要就是和需求直接相關的、怎樣消除需求堵點的制度安排。
一般而言的流通領域首先是物流。物流不順暢的地方，都可以認爲是堵點。以電商信息技術支持的社區團購近日頗受抨擊，但我認爲還不能一概否定之。社區團購最突出的價值是疫情突發、武漢封城、各地也有社區隔離以後，沒有別的手段，只能依靠社區團購，這樣才疏通了蔬菜和食品的供需對接渠道。解封之後，有人擔心其形成壟斷局面之後會擡價，這就需要有合理的監管與引導，但不應對其簡單加以一概否定。
在過去，部分民營企業“燒錢”終於形成了市場份額，有了功能強大的線上電商頭部企業，其發展出的線上線下結合新機制之一就是社區團購，關鍵時刻解決了武漢封城時，老百姓基本的過日子的需要和社會基本功能運行的需要如何能得到滿足的問題。解封后，如擔心平臺將別的小販都排除掉了，那麼跟蹤觀察和必要的引導、監管和規範是必要的，但還是應從“發展是第一要務，創新是第一動力”這個視角出發，讓線上線下結合的供需對接機制更健康、可持續。防範它可能出現的問題，應該在合理監管上下功夫，而不應該簡單地否認平臺創新。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要“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這主要是爲了防止贏者通吃市場，所以要通過監管的力量，將一定的規則建立起來，更好地推進共贏。
消費、就業、收入的現狀及展望
雖然我國居民的平均收入在增加，但是不同的實際收入和消費能力是高低懸殊的。平均數會掩蓋很多矛盾。一個億萬富翁的收入，就能把許多一般人的收入水平平均到百萬富翁級別。現在中國仍有6億人左右的每月可支配收入僅在1000元出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6億人的消費能力有限，但他們是社會成員裡面不可忽視的相當大的組成部分。現在大多數的中國人，還是中低收入階層。
雖然近年中國中產階層有所發展，但一般認爲也僅僅是14億人的零頭，即有了4億中產階層。除此之外，還有財富在“金字塔尖”的人羣——他們是先富起來的人羣，這類人數量約幾百萬人，在14億人中比重還相當低，但掌握的收入和財富比重卻相當高。因此，總體而言，14億人中約有近10億低中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他們的消費能力是有限的。
消費不足具體分析還可指出兩個方面。第一是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低，無法消費，即消費能力不足。第二種是邊際消費傾向不足，即有一定收入、但是有顧慮、不敢消費。
前面對於降低後顧之憂以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已經有涉及。如何讓老百姓有消費能力，提高低收入勞動者收入，更應重視和解決。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有兩個切入點。第一是正面鼓勵就業、提供更好就業機會。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政府在提高低收入者技能水平以提高其就業能力方面，已做了不少努力，另外也在積極鼓勵民營企業繼續發展，在就業方面多做貢獻（新增就業的民企貢獻率，已達90%以上）。今後還要這樣雙管齊下，一是做好從農民工的培訓到職業教育、在職培訓、技術工人的多種形式的培養，二是以保護產權、競爭中性和服務型政府建設，繼續給民企“吃定心丸”，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同時，形成充分就業機會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第二個切入點是轉移支付。其對象通常爲各類弱勢羣體。最極端的就是病患者、殘疾人、獨居老人和孤兒等，這類低收入者需要依靠撫卹、低保和各類對於弱勢羣體的特定津貼與救濟的轉移支付，合在一起，讓他們有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消費能力。
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而非發達經濟體。因此現階段套用發達經濟體經驗數據中消費佔GDP 70%以上，是有盲目性的。但從近年數據看，消費率有所提高，符合中國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後進入中高等收入階段過程的特徵。中國到“十四五”的末期，有望坐上高收入經濟體門檻，進入高收入俱樂部是未來努力的方向，配之以適當的調動消費潛力的制度和政策，我國消費率的提高應該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不應將其釋放潛力，理解爲當下就要向發達國家的具體數據看齊。
大疫之年的衝擊下，中國的消費率階段性明顯下降，但是明年在防疫經驗、疫苗推廣、提高救治率方面的繼續進步，會形成積極信號和推動消費上升的因素。在有效藥和護理經驗增加情況下，新冠病例治癒率提高、死亡率降低，不出大的意外，後年中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升幅等消費指標，預期會基本接近疫前的正常情況。
◎未來就業謹慎樂觀，服務業發展尚有很大空間
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的就業形勢，總體還是可以謹慎樂觀的。中國在促進就業方面已積累了一些經驗，在地方政府層面也十分注重要有針對性的措施。“放管服”改革使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的註冊前所未有地便捷。這些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從創業開始，進入市場主體這個環節上的成本明顯降低，對於吸納就業創造了較好的制度條件。許多地方政府也注意到就業最主要的貢獻者是民營經濟，那麼就需注意民營經濟的發展要得到更好的政策配套。許多民營經濟成分是屬於輕資產型的服務業領域（在幾千萬個小微企業和幾千萬個個體工商戶中佔較大比重），而關於服務業在我國產業結構優化中的取向，普遍認同的觀點是提高其比重。與國際數據相比，中國的服務業比重偏低，其發展還有很大空間，服務業的輕資產形式，有增加就業的相對優勢。
綜上所述，“放管服”的改革、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支持服務業的發展，以及政府的一些臨時救助政策，比如2020年幫助小微企業渡過難關的財政貼息優惠貸款，要綜合在一起來支持就業。
在精準扶貧實施中，縣鄉村民收入狀況有了改進的較好基礎。特別是在今年全面脫貧背景下，原來的貧困戶的收入得到了提高。今後還需加上一些政策引導，乘勢鞏固扶貧成果，發掘使農村居民進一步致富的措施。
縣鄉是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裡最底層的行政區域，我們要特別關注鄉村的居民、邊遠地方的居民。除了鞏固已經形成的脫貧成果外，還可以再探索更積極的舉措，引導村民從事適應市場可做的、農副產品概念之下的、提高附加值的工作。在不同鄉村需有定製化考慮，利用各個具體場景下的比較優勢。
各個地域的比較優勢不同。比如，有的縣鄉有條件發展林下經濟，在山林可以發展這類林間種植、養殖業。也“有山無林”比較禿的地方，但可能有可供開採的其它資源。在不同情形下，打開生產門路尋求致富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樣的。
◎新基建在未來經濟中應發揮龍頭作用
中央所講的“兩新一重”，新基建擺在第一位。新基建所支撐的數字經濟發展，是自硅谷開始引領全球創新潮流的龍頭因素。中國在這方面應緊緊跟上。我們應以新基建來支持新經濟，通過一些年努力，形成中國在全球而言若干有制高點意義的相對優勢。
從目前情形看，中國電商平臺公司的頭部企業，在國際上已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從總體來說，還是跟着硅谷、跟隨原創技術的。雖然已有一些能夠和中國特色融合在一起的創新，但是原創的東西總體來說還是國外的。
新基建是在硬件這方面，使新經濟發展得到更好的支撐，也由此需要積極培育戰略性科技能力向原創層面的升級。新基建作爲硬件，會對已有配套的人力資本聚集和培養，還有與硬件匹配的軟件開發形成有力支撐。新基建和傳統的老基建在城鄉一體化和新型城鎮化上的展開，也是相得益彰的。
前面已強調的消費潛力的釋放，最根本的是需要以有效投融資來形成發展的後勁。有了這種後勁，就能源源不斷地有就業、有附加值、有可持續的收入增長，自然就能支撐起消費能力的提升和潛力的釋放。
目前，有些觀點比較偏激，比如“抓好消費，全局皆活”。消費的重要性，是在於所有的生產經營活動，包括投資，包括改革，所有的制度建設，最終目的都是落在滿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的消費上。但是光講消費，沒有前面的有效投融資和有效的制度供給提供發展的後勁，刺激消費就將成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中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還嚴重不足
北上廣深如果與紐約、東京的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相比，水平差異明顯。從表面看，北京、上海、深圳與紐約、東京類似，都是高樓林立。但是在紐約和東京，卻決不會有機動車限購政策。紐約和東京的機動車擁有率比北京還高，但卻不限購，其主要原因是由於這兩個城市的基礎設施以軌道交通體系爲主，特別是東京已經立體化。老百姓買了車是爲了應急和週末、假日向外開去享受生活，大量的通勤、工作日出行是靠軌道交通網。
拿北京、上海和紐約、東京一比較，就高下立見。我們這方面的公交基礎設施建設目前還差得太多了。對老百姓美好生活嚮往來說，現在的機動車限購是有荒唐意味的。由於北京有這麼多年依靠行政手段的搖號限購，還催生出來一個用反覆的離婚、結婚的手段來解決用車問題的車牌黑市。這說明我們的有效供給嚴重不足。如說北京這種中心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和現代化的國際水準還差得太遠，那麼國內其他大中城市大同小異，都得注意解決此類問題，更不用說建設海綿城市、智慧城市、綜合管廊建設的客觀需要。所以，未來北京等一線城市和許多中心城市，還是別無選擇地需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和提高其水平。
◎市場對政府的倒逼：要解決好PPP模式基礎設施建設的政府信用與法治化問題
PPP模式要求有較高的法治水平，是企業自願簽字與政府合作的夥伴關係。但實際上許多失敗的案例表明，PPP項目失敗的一大原因是政府缺乏契約精神，法治化保障又不到位。這實際上也是倒逼着我們的政府認清這種問題以後，必須真正地放低身段，下決心啃硬骨頭來推進政府自身改革。我國在實際生活中有客觀的PPP創新強烈需要，這可以形成對於政府深化改革的倒逼。PPP模式實際上在融資模式、管理模式創新基礎上，必然連帶着治理模式創新。政府真的要轉變職能，走向治理現代化境界，才能把PPP這件事做好。
未來的出口政策仍應注重推動外貿發展；貨幣政策不應急轉彎
今年中國出口表現良好，主要原因是本土迅速控制疫情和復工復產，而與此同時歐美疫情防控表現較差，中國迅速供應了國際市場的需求品。
但是到了明年，如果全球範圍內疫苗被普遍運用、疫情得到控制後，國際市場需求狀況勢必會變化。基於此，我們要未雨綢繆。
此外，人民幣目前對美元又顯出強勢特徵，這會給出口帶來一定抵消作用。對此，我們也應有所考慮，應該有對未來可能變化的預案。
當前，不能認爲“國內循環爲主體”，就可削弱外貿的努力。構建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實際上是從全局考量來更好把握國內市場的確定性，削減外貿不確定性帶來的可能的不利影響，應將二者置於一個完整認識框架裡，相互促進。內循環爲主體，決不代表忽視外循環，還是要千方百計地去推動其發展。
目前貨幣政策靈活適度，還是需注意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下一階段貨幣政策的擴張力度會有所調整，但絕對不應一下子急轉彎式大幅調整，中央已明確了這個指導精神。明年的貨幣政策會更穩一些，但總體來說，還是要強調靈活、相機抉擇、保持一定的流動性。“穩槓桿”再轉爲“去槓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總體來說“不會急轉彎”。貨幣政策相對穩定，財政政策的積極特徵則要延續。赤字率未來還會相對較高，但2021年不一定有3.6%以上了。赤字率所伴隨着的公債發行，也應該有一定的規模。財政更多地是要考慮在有這種擴張性的同時，如何掌握好突出重點、優化結構功能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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