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最牛村莊的抉擇：“集體經濟”的帽子到底還戴不戴？ | 豫記

周健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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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了近75年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後，曾經的“中原首富村”劉莊，在巨大的發展困局面前，無奈開始對村裡的生產經營主體進行改制：允許土地成包到戶，同時引進民營性質的醫藥集團對兩大藥業企業進行戰略重組。

事情的原委是：

10月10日上午，劉莊村委村黨委全票通過不願意享受集體紅利的村民可以獲得按比例分配的家庭承包責任田。當地村民形容該事件，“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範——劉莊村民可以獲得自己的承包地了！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給負責任有擔當的村兩委點贊”。

在此之前的9月25日，來自四川德陽的蜀中藥業集團與劉莊簽訂洽談投資協議，提出在承債化債的基礎上，以債轉股的方式受讓劉莊華星藥廠、綠園藥業約60%的股權，將集體性質的華星藥廠改制成有限責任公司，劉莊方約佔股40%。

這就是說，爲了生存，爲了破局，劉莊不再保留純粹的集體經濟。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無數村莊目前正在大力推進集體經濟的經營方式，目的是解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繁榮”等方面的問題。

同樣，這一做法與歷史上劉莊曾有的壯舉也不一樣：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一片“分田”“承包”聲中，劉莊當時的當家人史來賀認爲劉莊2/3的勞動力已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集體經濟力量雄厚，如果一分了之，必然會阻礙生產力發展。所以他通過廣泛徵求羣衆意見，決定成立農工商聯合社，將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繼續按集體制的方式組織起來，同時也把農、牧、副、商、工等統一起來，實行了“綜合經營、專業生產、分級管理、獎懲聯產”的聯產承包責任制。

這種在當時比較新穎的經營方式，“既充分發揮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又極大地調動了個人的積極性，爲商品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比單一家庭經營更爲充足和旺盛的活力，劉莊成爲聞名全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範”。

但30多年過去，這種經營方式還是受到挑戰，面臨變與不變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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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至此？

過去，我們曾多次發文描述過劉莊走到今天將帥無能、經營不善、債臺高築、舉步維艱這一困境的發展歷程和內在原因，也曾寄希望於他們內部能有人、當地能有機構在此危難之時能來託舉一下這個著名的村莊一把（當地政府希望劉莊自救）。

可是，願望只是願望，想法只是想法，其內生性自我拯救力量的缺乏，必然導致這個村莊在彷徨無助之中向外尋求幫助，尋求各種常規或非常規的援救性力量。

2022年5月，劉莊曾推出過一次改制方案。新的股改架構中，劉莊村集體（村上留存）佔股40%，剩下60%由全村農戶分配，其中成員股（村民戶口）20%，薪酬股（村上工分高低）20%，工齡股（在集體工作年限）20%。但這種方案最終沒有推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村集體和村民都負債累累，沒有錢再投入，不發展、不賺錢，要那有名無實的股權幹什麼?

現在，蜀中藥業集團來了。該集團董事長安好義系安陽內黃縣人，被稱爲“內黃首富”，行事上似乎也人如其名。資料顯示，該集團成立於1999年，擁有國藥準字品種200多個、六大劑型。其中阿莫西林膠囊、蓋克感冒膠囊、複方板藍根顆粒、氨咖黃敏膠囊等八個普藥拳頭品種，產銷量位居全國前列，年銷售收入20多億元，在業界有“普藥大王”之稱。

但來也不是要當活雷鋒，也要算好賬，界定好彼此之間的責權利。根據初步提出的協議，除了劉莊村委會要將華星藥廠改制成有限責任公司外，還要協調綠園藥業的自然人股東全部退出，將股權轉讓給劉莊村委會或劉莊聯合社，由村經濟村組織建立平臺公司統一經營村屬企業運營，對法人治理結構進行了改進。

其中也提到要“優先化解金融債務”。這部分債務總額涉及金融債務本金60984萬元，利息及罰息 37000 萬元（最終以金融機構確認數額爲準)，“在蜀中方化解第一筆金融債務完成後10個工作日內，蜀中方即有權全面託管標的企業，並視爲標的企業股權收購完成前的交割”。

目前，這份合作方案還處於徵詢意見階段，“以誰爲主”的股權框架自然引起村民的廣泛討論。

因爲這樣的選擇頗爲兩難：“華星經過多年的停產後重新進入正常運營期，尋求合作是爲了保住企業和員工的生計，目標是實現共贏。”“合作是爲了挽救華星藥廠，若藥廠不對外合作則面臨倒閉的危險，而這將直接影響到村民的生計。”“華星藥廠將在解決債務、股份集資和員工退休金等問題上儘快展開工作，時間是關鍵，信心是動力。要爲後代留住事業，回饋社會，絕不留遺憾。”

當然，還有一種追溯性意見更爲直接、更爲尖銳、更爲強烈：每位村民平均60多萬元的銀行貸款，是怎麼產生的？華星藥廠的沉重債務，是如何形成的？外部的欠賬，誰主導着欠的？企業經營不善，誰的責任？

“沒有真相，就沒有合作”。在他們看來，劉莊村當前最迫切的需求，“是徹底揭示這些財務疑問，以便在明確責任之後，再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可行的發展策略，確保村子的長遠利益不受損害”，“只有全村人心中有數，他們才能進一步考慮是否與外部展開合作”。爲此，可以“多開幾次會議，把思想統一了，羣衆思想明白了，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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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關鍵節點，劉莊村民表達自身意見，應該說屬於正常情況。

因爲劉莊的一個現實狀況是，歷史上爲發展工業，村裡將1500畝土地用來蓋成了廠房，剩下的耕地僅有1000畝左右，但全村卻有350戶1700人，人均耕地不到0.6畝。他們的擔心是，華星藥廠、綠園藥業“畢竟是咱劉莊村幾代人的用生命和血換來的，也是咱村吃飯的鍋啊！咱每家每戶再窮把鍋賣了咋生活？別人控股後，1500畝的使用權短期甚至永久已經不屬於我們村1700多口人了， 因爲子子孫孫很難有機會拿回屬於咱自己的土地”。

另外一種聲音也很多，有的也頗有見地。如，“話說這藥廠如果真是個下金雞蛋的母雞，你們劉莊捨得賣嗎？能搞成今天這就不是沒有經營好，村民多年來沒有積極參與管理建設，管理層沒有得到有效的監督與人才（也沒有得到）的聘用。企業就是企業，不是頂着‘集體’兩個字就可以自己發光的。我建議劉莊的村民尊重市場規律，瞭解法規政策，積極維護權利和義務”。

劉莊原來搞工業，具有先天的政策扶持和資源要素集中等優勢，也與能人引領有關。但工業製造參與的是社會大分工和產業競爭，競爭力的打造和延續特別重要。劉莊自新的接班人主政後，經營效益每況日下，再加上環保趨緊、負債增多等因素，企業運營到一定程度，市場轉圜的餘地越來越小，終至於積重難返，不得不依靠外力的強勁拉動才能迎來轉機。

這和從事純粹的小農經營或集體性農業生產有着天壤之別，難度自然不小，因而，出現週期性興衰和調整，最爲正常不過。但劉莊的集體性工業生產，關係此地1700多名百姓的生活和最基本生計，在此大轉變之際，卻是不得不認真對待的一件事。

而且，因是中國鄉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一個標杆、一面旗幟，劉莊的發展狀況和在關鍵時刻對經營機制的選擇，也具有典範效用：我們發展村集體經濟，到底要走什麼樣的路，跨越什麼樣的坎，避過什麼樣的坑，藉助什麼樣的力，到達什麼樣的目標，實現什麼樣的富裕？這都會給我們帶來豐富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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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一個村莊的經濟實行什麼樣的所有制形式，要根據自身情況而定，不同階段、不同資源要素約束、不同產業基礎條件，都決定了企業要採用相應的經營範式和法人治理結構。最關鍵的要看目的是什麼，要看老百姓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劉莊所在的新鄉市是中國鄉村集體經濟的淵藪，過去這裡有許多村莊實行集體經濟，其中有些村的企業經過改制後，也發展得不錯。比如位於小冀鎮的心連心化工，原由國有新鄉化肥廠改制而來，幾十年來帶動周圍數村百姓就業奔小康，打造了一個國內數得着的“化肥王國”；又如位於長垣市魏莊街道的河南礦山起重集團，近些年以對員工的高福利、對周圍鄉村貧困生的資助揚名海內外……

這些村莊都是傳統的工業村，產業上以工補農，走出了屬於自身獨具特色的發展之路。那種建立在多舉債、低收益基礎上的高福利、假輝煌，卻終不能長久。

現在的劉莊，該怎麼辦？它會爲這60%：40%的股權設置而拒絕外來的“拯救者”嗎？在“發展是硬道理”面前，集體經濟的“帽子”真的那麼重要嗎（無論佔股多少，最終分配其實還是按照集體經濟的形式）？面對機遇，劉莊要不要撇下爭論、乘勢而上？我們一般看到了南街村這樣的工業鄉村的成功，卻很少有人去問它們爲維護這樣的成功，曾經付出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代價？

就此而言，華星藥廠、綠園藥業沒有走向徹底的破產倒閉，就說明它們具有極大的產業價值和發展空間；假如實現重組，這些企業說不定會在新的經營管理機制下走向新生、迎來大的發展。創新有風險，改革有代價，劉莊從上到下，都要給自己一個嘗試的機會。

還是，向前看吧。但前提，別讓村民們吃虧，別讓他們對未來的發展失去預期——這個地方的光榮，一直在於以人爲本的“共同富裕”，所以，無論誰來，這既是一塊金字招牌，也是一個套在頭上的緊箍咒，更重要的，它可能還是推動發展的內驅力的源泉。

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達則兼濟天下。

（圖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