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夠國民嗎

檢辯雙方及被告在中間討論時間，專注看着投影螢幕上審判長與國民法官討論案情。（陳俊雄攝）

立法院持續審查「國民法官法」草案，民進黨將採取「不間斷不休息投票」趕夜車，目標是在22日完成三讀。根據司法院的草案內容，除少年、煙毒案外，只要10年有期徒刑以上或故意犯罪致人於死者，於第一審就強制進入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範圍。而此類案件，要由3位專職法官及6位國民法官來組成合議庭審理，至於這6位由平民所選出的國民法官，既與法官同席，也可直接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更須決定犯罪之有無與量刑。

因此若相比於陪審制，陪審員僅能在旁被動聆聽，且只決定有無犯罪，國民法官的權力更大，表面上似更能彰顯人民參與審判的目的，但是否如此，卻不能僅看形式。

首先，除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外，現行《刑法》法定刑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實不多見，卻集中於《貪污治罪條例》，如違背職務受賄、收取回扣、以公用運輸工具運送違禁或漏稅物品等罪。而此類案件，很容易與高層公務員產生連結，致帶有政治性，由國民法官審理，不免帶來是否受意識形態影響之疑慮。

而就6位國民法官的產生來說，乃是從23歲以上國民隨機抽選，在剔除具有法定排除事由者後，還得進入voire dire程序，即接受檢察官與被告律師的詢問，以來剔除有強烈意識形態的候選者。只是對於合議庭的3位專職法官，除有《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法定迴避事由外，若當事人認爲有偏頗之虞，僅能由當事人向法院聲請回避，並由院內3位其他法官組合議庭爲審理。

如此的程序，既有道德風險，當事人也無從藉由詢問以得知法官是否會因政治傾向影響公正性。尤其若再考量法官於審判中的優勢地位，受到嚴格檢驗獨立與中立性的國民法官，反易淪爲配角的地位。

因在陪審制度中，法官除須在審判前及評議前，對陪審團爲重要法律原則的教示外，不僅在法庭位置有所區隔，法官也不能進入陪審休息室，更不能於陪審團評議時在場，以免污染陪審員的心證形成。但採合審合判的國民法官制，無論在法庭內外，與3位法官無所區隔，還須進行中間討論，這在無形中，就增加法官影響國民法官意見的可能性。

而在評議時，與陪審制原則採一致決不同，國民法官制度若要判被告有罪，須至少有2/3的人數同意，且至少要有1位法官的意見在其內。至於量刑，雖採過半數決，卻也須至少1位法官的意見加入，始能達成評議，故國民法官的人數優勢就因此被解消，甚至成爲背書的角色。尤其是國民法官審理者幾乎集中於殺人或如酒駕致死的案件，既得面對法庭所呈現的兇殘證據，還得承受是否判死的輿論壓力，致可能帶來之後的心理後遺症，卻無法從國家得到任何賠償。這是否超越了憲法所課予人民的義務，實值得深思。

在民進黨的黨綱裡，針對刑事訴訟是主張陪審制度，至今未有任何變更。但爲何在執政後，對陪審制嗤之以鼻，併力推半套司法民主的國民法官制，實顯得極端諷刺，莫非是爲了執政者的利益，才進行這場「假改革」！

（作者爲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