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閔：不只領導改變，臺大更要定義未來
管中閔參加臺大校長競選的2018年，正逢臺大國際排名跌落谷底，以及中國崛起，以驚人預算全球攬才衝刺國際排名的時候。當時，不只臺大年度預算居然輸中國2.5線大學，中港星大學教授薪資是臺灣三～四倍，臺灣人才一波波出走對岸，宛如國家級高教危機，「臺大競爭力正日趨衰弱？」
三年過後，臺大的國際排名不僅回升，更創下雙百大史上最佳紀錄。臺大更編纂了臺灣首本《大學社會責任報告書》，站上國際趨勢前端。
臺大如何翻轉劣勢、定位未來？《遠見》專訪臺大校長管中閔，談國際排名、資源分配以及願景，以下是專訪內容：
臺大擁實力，可望躋身50強
《遠見雜誌》問（以下簡稱問）：臺大2020年拿下首度創下國際排名「雙百大」，爲何臺大國際排名在這兩年內可以V型反轉？
管中閔答（以下簡稱答）：臺大雙百大，我當然非常開心，但也必須說，這樣的成果絕對不可能是一年半載就冒出來的，一定是長期累積的結果。當然更不可能說臺大終於有了校長，所以排名馬上就大躍進，這樣我要被人家罵死了（大笑）。
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什麼都沒做，首先是技術面。大家必須認知，大學排名建立在許多統計資料上，學校想辦法找到最正確的資料，才能如實反映出學校本應該有的成績。既然比賽有規則，那我們就弄清楚、好好做，不要在這種技術面上吃虧。
第二，當資料確實蒐集後，就可以進一步觀察，這些國際評比看重的面向上，臺大有哪些還可以加強，讓學校努力的方向，與世界趨勢同軌。
例如，近年來國際高教都強調大學「國際化」，觀察臺大跟姊妹校的連結、交換學生數量、訪問學者的強化，支持更多國外優秀學生、傑出學者、跨國研究來臺大，也就等同改變國際化相關指標的統計數值。
這是我們這兩年來持續在做的事。國際競爭激烈，校與校在各指標上的差距其實很小，當我們每項指標都改善一點，或許單項看起來進步沒有特別大，但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整體的變化，所有小進步累積起來，就成爲一大步。
這件事我以前還是教授時，並不能感受，但如今擔任校長，看到臺大全體資源與人才實力，對這件事非常有自信。
所以，你問我，臺大爲何2020年會拿下雙百大？我還想說怎麼現在纔拿到，臺大真正的國際排名，沒理由不能在全球50名之內！
問：臺大經費多年來都輸給亞洲區競爭對手，面對資源不足，臺大如何維持國際競爭力？
答：過去幾年，大家都在講臺大的「錢」輸人，尤其輸給中國、香港、新加坡。臺大經費的確比人家少很多，但錢少有錢少的用法，如何把有限的經費用得更有效率，就是校長的責任。
比方說，我上任之後，對於新聘教師以及彈性薪資，從人數到金額都增加很多。有一次開會，有位院長問我：「校長你現在又增加某某獎學金，還有補助計劃，這樣會不會影響其他人做的事？」他不問還好，一問我還真愣住了，因爲我仔細想想，對於原本舊有的，我好像並沒有真的少做什麼。但我透過東挪西湊，在投注老師的聘任和研究上，挪出了一大筆錢來支持。
過去兩年，我從來沒對外說，希望教育部再多給錢，我只說，希望政府能鬆綁，不要太過干涉學校怎麼使用經費，讓我可以用得更彈性、做得更好。
我會主動請院系告訴我：「哪些人你們覺得很有前途？」然後去找這些年輕老師，問他們：「你還缺些什麼？」
有些領域的研究就是需要重裝備支援，很多研究設備動輒800萬、1000萬，如果一位研究者需要800萬的重裝備才能做出突破，學校卻只給他200萬，請他慢慢去找那剩下的600萬，可能三、五年後他終於籌到錢，研究的顛峰期也過去了。那我爲什麼不在他能量最強的時候，就給他最即時而完整的幫助？
這其實就像一場賭注，我不敢保證我每一筆投資都一定會開花結果，但我如果不賭，就絕對不會新的未來。
所以只要老師來找我，不管是資淺的希望做開創性研究，或資深想做深入型專案，我都很樂意，我告訴他們：「你講的我並不一定懂，但我願意賭你做這個研究，請你繼續衝刺你的目標，」我在這些老師身上，感受到他們對研究的熱情，我希望推他們一把，把年輕人頂上去。
補助聚焦，不會雨露均霑
學術研究就像是一層一層的關卡，第一層可能是國家研究計劃，第二層是領域中的重要獎項，第三層可能就像諾貝爾獎，很多臺大老師都到達了第一層，但怎麼透過資源的投資，讓老師有機會進入第二層、甚至第三層，這就是我正在思考的。
對於資源，我從來不是想着這個人分200萬、那個人分200萬，但每個人需要的其實都不只200萬；我會說：請你再努力一點，就可以有400萬、600萬，我不要雨露均霑，而是找出最有機會往上跳的那個人，就算會賭錯，但我願意冒這個風險，讓一個老師有機會從第一層上到第二層、第三層，從200萬變成拿到800萬、1000萬。
當然，我也會問院系所，你們是不是也願意拿出一樣對等的資源，一起來幫助這個老師？如果系所也願意，就算院系只出一小部分、我出一大部分也沒問題，但必須是所有人都支持同一個目標，才真正有價值。
很多人都說大學不應該一味追求國際排名。國際排名從來不是我的目標，但如果我們能把一些事情做好，國際排名也沒有理由會掉下來，這就是我爲什麼認爲臺大真正排名，應該是可以到全球前50名。
問：臺大去年編纂第一本《USR報告書》，這也是您的競選政見，做這件事的意義何在？
答：大家會關心臺大國際排名，說白了，臺大就等於是臺灣高教界的長子，許多人都對他有着高度期待。如果國際排名是學業成績表現，那在成績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應該做的，來回應社會對臺大的期待？
這就是爲何我這兩年，會力推臺大完成第一本《大學社會責任報告書》，我想告訴社會，臺大除了努力打國際杯，我們也做了很多對臺灣社會的服務，例如偏鄉、部落、農業、環境，甚至還把力量延伸到海外。
發展多元價值，創造影響力
如果有一天，我們走到海外，告訴別人臺大是臺灣最好的大學，但能說的，卻只有臺大在哪個領域有多少篇高等級論文，我想社會多數人很難理解，臺大到底爲什麼值得被說是最好。
我當然希望臺大能有很多高等級論文出現，但這不是我們唯一追求的數字，除了好的學術成就，我更希望臺大是一個更有文藝氣氛、人文素養、關心社會的學校，臺大有3萬2000人，不應該只有一種價值方向，每個人都可以在不同面向，創造臺大影響力。
之前臺大舉辦一場「未來大學高峰會」，會後我接到很多詢問，要怎麼在現有教育部的各種規範下，做到期待的未來願景？但如果我只是宣佈臺大要怎麼對抗現有法規限制，哪裡需要舉辦這樣集結校方、教授、學生的論壇？只要盤點教育部現有規定，就知道哪些可做、哪些不能做。我希望給所有臺大師生思考的，是從回顧大學教育的歷史脈絡，去思考社會變動過程下，社會需要的人才新樣貌。
對於臺大，我不只定義它是怎麼樣的領導者（leader），更要去定義未來（future），臺大要領導改變，而不是等變化發生，纔跟着改變。
如果臺大在社會變動過程中，毫無動靜，坐等別人改變完後再去抄別人，短期或許省力、有效率，但到了下一階段，臺大就會被視爲是一個次級的學校，而非引領者。
這就是我爲何對於學術，願意投注資源去賭年輕學者和未知研究的可能；對於社會，我要關注大學社會責任，去理解這個社會的變化與需求，從變動和未知中，纔會看見創新的可能；而創新，就是過去沒有，你能先做出來。我願意給這個空間、資源，種下「未來臺大」的種子，在現有的制度和資源下，有機會長不一樣的花。
本文作者：謝明彧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1月號415期》)
《遠見雜誌1月號415期》